－－许子明编
不忘《一打三反》血泪史（六）
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
－－作者：孙进和（6544）
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合肥落脚未稳，近代物理系师生被集中白湖农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深挖“帝修反别动队”。200名学生，120名受到牵连80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23名。全校七名学生、教工自杀。这一段个人亲历中国科技大学文革历史，文中涉及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虽然我没有计划参加2014年近代物理系64、65级同学聚会，但是一直关注着同学们的动态。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 Email 里，一种怀旧的惆怅油然而生。还是说点什么吧，用自己的经历，给科大的裤档里补上一块补丁。虽然补上了不好看，但是不补就在隐私处留下一个洞，不是更难看吗？
的确，科大的同学是优秀的。就我们6544总共20人的小班来说，其中有的领衔博士导师；有的位列企业翘楚；有的做了幕僚高官；有的发了横竖大财；最不济的也流落中学教书，屈尊杏林坛主，大材小用虽有恨，珠落草莽亦闪光。
相形之下，我则惭矣愧哉。我没有什么瞩目成就可以向老同学展示。如果非要找人生亮点的话，也是萤火微光聊以自慰而已。这几十年我完成了人生的转变，由一个专制制度批量铸造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人，回归了人性。
刚入科技大学，我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单纯、腼腆青年，苍白的脸上还残留着大饥荒时期的菜色，冬天穿一条北方农民的大裤腰甩裆裤。这种中式棉裤没有制服裤前裆的开门，肚子堆着鼓鼓囊囊的三层褶皱，一些邋遢农夫会在前裆滴上尿液，一个冬天下来会泛白。（说实在的，我在农村倒没有注意这一现象）宋国权就不分清红皂白称我的棉裤是“尿碱裤”，实在是天大冤枉。
除去穿着土气，思想还傻气。从来没有想到接受公平教育是青少年的正当权利，对于能领取18.5元的助学金入读著名学府而对党和政府感恩载德。
然而那时的我也有我的困惑：全国的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社的田地荒芜了，《人民日报》却还说连年大丰收？为什么农村干部欺压百姓无处申诉？－－对这一切黑暗面，我曾经善意地认为是因为中下层干部蒙蔽了中央，一旦毛泽东了解了实情，一切都会纠正。
进入科技大学9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让我彻底明白了：原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一条坚持三面红旗、饿死人不偿命的路线；毛是中国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是一些基层干部为虎作伥迫害农民的那只虎。毛念念不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要找一个在他死后还继续奉祀他香火的继承者，目的是逃避被追究历史责任。以马列主义为标榜的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大本营。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是为加强个人独裁专制的诡辩学说，中国政权已经沦为一部法西斯机器。
文化大革命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颠倒，把原来被遮盖到底部看不到的丑恶翻出来了，看的越多，心里的愤懑越多。可是在当时严酷的专政气氛下，表面上还得做出“誓死保卫”、“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喊口号心口不一，让我感到人格分裂，精神痛苦。
忍受不住内心里的熬煎，我试探着和一些同学交流思想。发觉持同样观点的人还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在运动初期有“联动思潮”的革命干部子弟，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也渐渐持批判态度。当然他们的转变起源不在于挨过饿，而在于他们的父辈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令他们由红五类一夜之间变为“可教育子女”，政治地位天差地别，骤然从天上掉到地下，摔醒了一些人……
一到白湖农场，我就感到形势不妙。南字127部队要借助“一打三反”运动整肃科技大学的意图显而易见，深挖反革命学生不可避免，我忧心忡忡盘算如何避过这场灾难。
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预热期，有一个“公物还家”运动，我主动归还了用公家木板制作的箱子，目的在于早些撇清自己。那些木箱摆在连队小广场上展览。其中大小两只做工精细，人们啧啧称赞，那就是我的木工处女作，同时也是收山作品。
不久，我看到郭伟丰被限制起来，坐在路边呆呆地写交代材料。随后传出郭伟丰、杨积胜、吴理反革命小集团的说法，我估计郭伟丰、杨积胜顶不住压力，会把我给端出来。大学前4年，我和郭伟丰没有深交。他那种高干子弟的张扬气势，让我疏而远之。科大搬迁，我是留守队员，郭伟丰特意到我的房间住了一夜，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他让我估计未来中国形势，我对他说过一句话：“林彪上台，中国会出现军事法西斯主义统治”。果然，军宣队很快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再让参加劳动。
我很厌恶白湖农场的超负荷体力劳动，我的腰肌劳损就是在巢河船上卸化肥袋子压伤的，以后持续疼了几年。然而参加劳动是一个安全信号，说明你还没有被置于运动靶心。
我认真回忆了和郭伟丰的谈话，捉摸对策。既然抵抗不住，就索性交代了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专案组说我的交待和郭伟丰的揭发口径吻合的很好，军宣队认为我的态度老实，就解除了隔离审查。
没几天时间，虞文泽在厕所给我暗示，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被攻破了，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言论。在当时气氛下，通风报信风险很大。
果然，我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我认真回顾与马梅杰谈话的过程，交代了自己和马梅杰议论过“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话题。被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再无新的问题揭露，军宣队似乎又有解除我监管的意思。
不料，又一次风云骤变，政策攻心组同学突然开会对我厉声喝斥，要“竹筒子倒豆子”彻底交待问题，在他们冷言冷语的敲打中，我捕捉到信息是秦广文也被围歼了，又扯出我的一些言论。这让我彻底崩溃了。
我在秦广文面前是没有禁忌的，我们两人从文化革命中期就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私下点评时政：毛泽东好大喜功；不懂工农业却瞎指挥，四处巡视乱作指示；大跃进造成大批农民饿死却诿过抵赖……
1958年毛泽东视察全中国，专车曾经过我的老家正定县。正定县干部登车向国家主席汇报工作。妇联主任说：“我们正定县的妇女举行过罢工了，坚决要求成立大食堂，结束妇女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历史，解放妇女。”实际上毛泽东在巡视过程中表扬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新生 事物。正定县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命令从即日起不许各家烟囱冒烟，一律集中吃大锅饭。妇联主任编造的妇女罢工拒绝做饭的谎话，令毛好生喜欢。全国推行食堂化就成了农民自己的迫切要求。我看到这段史料，感到既好气又好笑，抨击这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例子。昏君佞臣一唱一和，制造民意，整治农民。
那时候天津大学红卫兵8.13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谈话。咸淡不拘，荤素具陈，编篡成砖头厚的油印本，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从那本书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毛泽东前后矛盾的论说。有明哲之言，有昏聩之言；有亲民之言，有殃民之言；有诚实之言，有奸诈之言……
总之从那里你可以追踪到毛泽东的发迹历史，你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话去驳斥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让我走向批判毛泽东之路。
秦广文一开口交待，我的最要命的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因为我们一起涉及的话题很多，不好对口了。我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了。连部谢指导员几次吓唬：“你的这些反动言论，拿到外单位，一条两条就够枪毙了。”
既然一条言论已经够枪毙，那么再有几条也就不在乎了。我冷静下来决定换一种策略，系统交代自己是如何转向批毛的思想历程，尽量不涉及具体话语，也不涉及他人。专案组再拿具体的反动字句来和我对证，我就说，“这话符合我的思想，可能说过。但想不起来在那里说的，在什么地方说了。”或者说：“不象我说过的话。”但是态度要诚恳，要痛心疾首表示服罪，愿意脱胎换骨改造，争取从宽处理。
从此我就一直被全天候隔离监视，白天起床就开始写交代材料，深夜坐在烛光闪烁的蚊帐里反省。被揪出来交待问题的学生很多，每人一支蜡烛，在黑黝黝的晚间，形成灯火辉煌的白湖夜景。即使无所交代，也要在床上坐得挺直了，保持到12点钟，不能打瞌睡，专案组同学就在旁边监督。去厕所也有人监视，确保厕所里没人了才放我进去。这样松松紧紧，打打停停，从5月开始，直到8月份结案毕业离开白湖。
军宣队二排长在全排批判会上说：“我们终于把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孙进和挖出来了！”排长没料到这个出身贫下中农、貌似诚实可靠的学生，却装了一肚子的坏水，险些把他这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小军官蒙骗过去。（自我评价：本人本质上是非常诚恳有信的人。）
随后军宣队安排了我在全系“一打三反”会议上发言。我把这次发言当作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机会，一面高声地批判郭伟丰、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一面大泪滂沱地忏悔自己的罪行。我没有其它选择了。最后公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听起来象是法院对强奸犯的判决书：
“孙进和，男，现年２３岁，河北省正定县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反应堆工程班学生。该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放弃思想改造，受到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思想逐渐走向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该生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政策研究决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最后是安徽工军宣队，近代物理系革命委员会的签署盖章。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了。当时，我争取的是不要判刑，赶紧毕业走人。回忆完白湖的厄运，我特别声明一点。我没有责怪郭伟丰、杨积胜、马梅杰、秦广文等同学的一点意思，没有抱怨你们不够坚强供出了我。相比之下，我一旦陷落，就举双手向军宣队投降，显得更没骨气。重压之下，必有懦夫，这是普通人性。重压之下，宁为玉碎不做瓦全，是圣人一级的高尚人性。可惜我们这些“帝修反别动队”（周恩来语）很难升华到圣人，如果真是圣人，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腻腻歪歪地写回忆录了。
相反的是，我们应该自豪，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我们能做一些离经叛道的思考，十分难能可贵。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我们意志软弱，因为他们连软弱的行列都不敢加入；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反革命小集团不堪一击，一朝分裂，顷刻 瓦解，因为他们没有承受过法西斯集团大锤子的打击，更何况那锤子就是他们帮忙装上了手柄。在制止法西斯屠杀无辜的设计上，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让群众进化出更坚硬的脖子，以致崩卷了屠夫的刀刃，让屠杀进行不下去。正当的思路是我们要设计一种让屠夫畏惧的制度，让他们没有胆量举起屠刀来。凡是敢口口声声向民众亮刀亮剑者，就要背负反人类罪，遭到刑法和历史的无情追究。以色列人就在不弃不舍地干着这件事，他们让德国法西斯分子无立足之地，即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以色列人也要追到天涯海角。
1971年“9·13”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汉，中国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中国科技大学调回我的档案，我的三反言论中，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攻击林彪、江青的言论纠缠在一起，难以撕扯清楚。这样工军宣队在白湖用了几个月逼出来的“恶毒攻击”言论，做为“反扩散”材料一并烧毁了。
转自《我们心中的科大》，本专辑做了删改。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