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15日，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就家父陈啸天要求恢复前段党籍的申诉，作出《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对此陈啸天1986年6月申诉：“目前，周白同志已在73年下放中去世，我已古稀，要求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为名利，仅为洗刷强加在我们头上30多年的污泥浊水，向亲朋后代作一交待”。1987年4月申诉：“我们1981年申诉，1984年答复维持了1953年的结论，1986年申诉，又维持了1984年的结论，但，并没有使人心服口服。”因为没有使人心服口服，为此他直到临死前都还在申诉。
无论是1979年还是1984年，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曹瑛（石磊）都认为陈啸天说的“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如果他们没有其他问题，似应予以彻底解决”。
无论是1953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常州市文化总支，还是1984年5月15日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依据石磊的证明审查下来，陈啸天恰恰就在其他问题上有政治嫌疑。所以他们的党籍不能予以恢复。
1987年元月十三日，江苏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回函陈啸天：“你前年十月及今年元月给顾浩部长的信均已收悉。对你申诉的党籍问题，常州市委组织部经认真复查，在一九八四年已有明确复查意见，以后按你申诉的要求，我们又与常州市进行过多次复议，对照中发（1982）24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对前段党籍仍不能恢复。如你有新的理由或证据，可直接向常州市委组织部反映”。石磊肯定不是1940年夏天走的，“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是石磊的指示。这就是陈啸天“新的理由或证据”，可是石磊同志1950年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查党史记载，1941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奉命撤离。问题很清楚“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此时石磊同志已调去重庆工作将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陈啸天在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后，一直没有去接上组织关系，反而说“石磊肯定不是1940年夏天走的，“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是石磊的指示。”还说组织的结论并没有使人心服口服。
陈啸天1986年6月申诉：
84年下半年，路遇蒋仁法同志（原敦本小学学生，现在常州市政协工作），蒋告诉我：“我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在南京遇到王军同志，他要我向你打招呼，你们在敦本的情况是很清楚，不错的，他们那样说法是不对的，外调时，对我说‘你是按53年写的写，还是推翻重写？逼我的’。
那么，为什么要暗示王军按53年写的写？
因为陈啸天党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陈啸天有政治问题所以被组织上断掉了。一个有政治嫌疑的人，在问题没有澄清前其党籍不能恢复。由组织上掌握的这个政治嫌疑，既不能与其本人见面又不能公开。那么只有将他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的表现继续按53年写的写，这样“陈、周两人自40年脱党到49年4月解放，长达八年多时间，（就）未有积极寻找党和参与革命活动的实际行动”，按中共中央中发（1982）24号文件规定的“有的虽找过党，但行动上不积极致使脱党时间较长（三年以上）”这一条，其党籍就按规定不能恢复了。为此2003年3月教育局组织处回复陈啸天：“恢复党籍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文件规定执行。您脱党8年的事实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中发（1982）24号文件中关于恢复党籍的规定。如果中央没有新的文件规定，我们只能按1984年五月十五日的原处理意见执行”。政治博弈，话语权是要“先声夺人”的。由上，自然就要暗示王军按53年写的写了。
二、凭什么说陈啸天有肯定不了否定不了的政治嫌疑？据《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公布的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证明：
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
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查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啸天自传的记述。
⑴ 自传正文部分：
“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宣传队的同学陈梦轩搭便车去了育才），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在桂林生活教育社（在桂林中山小学内）会见了操震球先生（现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1941年1月我离阳朔到桂林师范，石磊同志从重庆来信说，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大意如此”。⑵ 自传的年表部分记述：
1939年6月－1941年1月－ 24－26岁－1940年11月接重庆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认识刘季平同志，正式加入生活教育社。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石磊同志当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我们交换通讯地址和代号，石同志说“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将陈啸天1951年9月的自传记述与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和5月14日证明对照，石磊同志1940年夏天就离开桂林了，怎么可能在1940年11月同意陈啸天去桂林师范任教师，并告诉陈啸天办事处将撤走，要他“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夏天是5、6、7三个月。显然陈啸天在撒谎。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整党，3、4月间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整党要清除八种人。其中第六种是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党的不忠实分子。在一再强调对党要忠诚老实的审干运动中，发现陈啸天在重要情节上欺骗了党，陈啸天对党不忠实，继续审查下来就发现了发现陈啸天还有以下问题：
⑴ 陈啸天在湖南形势紧张时就有动摇表现。
陈啸天1951年自传正文中记述：
“…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乘）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
陈啸天1951年自传年表部分记述：
“1939年1月至5月－24岁－5月18日学校被封，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返邵阳，月底带了组织关系去广西桂林”。
孩子才出生是不可能就离开塘田的，二十八天后孩子快满月了，此时动身回邵阳合乎情理。1939年5月18日的二十八天后是1939年6月15日。1939年6月12日湖南发生“平江惨案”，湖南形势开始紧张。在湖南形势开始紧张时，组织上同意了陈啸天去广西桂林的要求，由此陈啸天在湖南形势紧张时表现出来的是思想上有动摇。这一点在复查情况中表述为“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桂林”。
⑵ 在石磊移交了他们的关系以后陈啸天的表现消极。
从石磊40年夏他们的关系交桂林办事处，到1941年1月20日桂林办事处撤走前，陈啸天一直没有去找党接上组织关系，却从阳朔国民中学调到桂林师范去了。他的理由是他按石磊的指示在“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
⑶ 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了的。
石磊2月20日的证明全文是：
“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参见《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
奇怪的是石磊2月20日的证明，既不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在交给桂林办事处时有没有通知过陈啸天，也不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的谁手中，说到“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就结束了，这是不合情理的。任何移交不能没有接受移交的人，更何况移交的还是组织关系。事隔两天即1950年2月22日，石磊给陈啸天回了一封信。 啸天、周白同志：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石磊在“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后面，接了以“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为结束，那么在2月20日的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后面，应该也有一段话作为结束。对照石磊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来看，作为结束的这一段话内容应该与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相呼应。由此2月20日的证明中没有公开的这一段话大意应该是：“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被断掉了”。这样完整的2月20日的证明应该是：
“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被断掉了”。
根据石磊2月20日的证明，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了的。由于地下时期只有对有问题的人组织上才会采取断掉其党的关系这样的非常措施，为此，常州地委组织部去信询问：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是不是陈啸天、周白有问题？1950年5月14日石磊回信：
“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石磊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的的信，回答了陈啸天的询问，告知了他们组织关系的去向：“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因“无人联系”而断了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一事，难于对陈啸天直说，于是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以后的“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由华东局组织部将“这些情况”转告陈啸天。收到石磊1950年5月14日的回信后，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郭颖通知陈啸天、周白：组织关系失落由组织负责。陈啸天1951年的自传记述：“这时也希望进城工作，其主要原因想恢复组织关系。在那时我以为把石磊一找着，我们组织关系就可以恢复。思想上一方面认为组织关系失落，组织上应该负些责任，二来我坚持了教育岗位工作，思想上反映出一些功臣自居，不想重新入党，并强调要组织调查我的历史。1950年五月底，组织上接到了石磊由长沙来的证明信，证明当时情况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的原因，地委组织部研究后结论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解决，需要考验。指出了我的生活作风缺点，有自高自大，功臣思想，并要我努力按党员要求自己。”
④ 怀疑因为陈啸天有动摇，所以组织上掉断了他的关系。
到了1952年审干时，发现陈啸天的自述与石磊同志的证明时间上相差甚远，石磊同志根本不可能在1940年夏天以后同意陈啸天去桂林师范任教师，并告诉陈啸天办事处将撤走，要他“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由此陈啸天的自述不可相信。石磊证明了陈啸天周白和他联系时没有问题，不能证明他们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以后陈啸天有没有问题。把他们的关系交给桂林办事处，就是要他去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的，但是陈啸天一直没有去接上关系。陈啸天在1939年形势紧张时就有消极动摇的表现，1940年秋形势又一次紧张（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时，他从夏天到1941年1月20日桂林办事处撤走前，一直没有去接上关系却从阳朔调到了桂林师范工作。他的表现显然不正常。
根据石磊的证明，陈啸天从夏天到1941年1月，连续六个月未去接上组织关系，按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由此中共常州市文化总支得出陈啸天是自行脱党的结论。此外，陈啸天还有政治嫌疑。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教育局小教科科长羊汉的儿子羊开城，在教工宿舍的孩子们中就说过“陈啸天是叛徒”。羊汉则因陈啸天的离休而要“翻翻他的档案是个什么东西，他也离休”？羊汉的哥哥羊淇是周白1956年重新入党时的介绍人。以后因为父亲档案上有“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记载，因此我们是不能从事“绝密”级的工作的。
因为对一个人的政治怀疑不能与本人见面，所以复查结论与本人见面时，公布的石磊证明里就删掉了这一句，但仔细推敲2月20日证明与5月14日证明之间，明显缺少衔接。
由上，陈啸天前段党籍不能恢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排除对陈啸天的政治嫌疑。只有将他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的表现继续按53年写的写了。这样陈啸天怎么能服气呢？
根据家父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1951年9月和1955年12月的自传、石磊同志1950年2月22日的信，对照已经公开出版的曹瑛（石磊）自传“叔世忠荩”、“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回忆南方局”等党史资料来看，陈啸天、周白入党后坚持抗战工作岗位，努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即使在上级无人来联系时他们也没有发生丝毫政治动摇。在广西没有任何横的联系情况下，他们冒了生命危险返回湖南，希望能在湖南碰上过去熟悉的同志找到党。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在贫困交加之际坚持理想洁身自好，在机会到来之际积极找党并努力工作。他们的脱党是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不得已的结果。
以上所述的理由和证据是什么呢？
一、陈啸天、周白的入党、脱党、找党
1、陈啸天、周白1938年1月18日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入党。
① 1984年复查“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陈啸天，周白同志于1937年9月同进安徽黄麓师范学习，同年十月该校解散，两人一起参加进步老师金步墀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从黄麓出发经合肥、信阳、武汉到达湖南长沙，宣传抗日。在长沙经剧团指导有者时玳同志介绍，认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郭建同志，1937年12月由郭建介绍，陈、周两人入党”。
② 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入学不久，敌人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流亡演剧八队来到黄麓演出了三天。我们受到影响，放弃了学习，组织了宣传剧团，由当时学校辅导主任金步墀领导。（金步墀，浙江人，后来到了长沙方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起初学校不答应，我们和学校大闹了一场，二十二个人组成剧团，脱离了学校开始做农村宣传工作。我们的工作给农民极大的影响。在当时我任副团长。芜湖沦陷，学校停办，学生由军事教官率领，经徐州去长沙，因 张治中在湖南任省主席。我们剧团由合肥陆路经固始、潢川、信阳……后来到了长沙”。
“我们到了长沙后参加了当时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当时文抗会的负责人有吕振羽、曹伯韩、李仲融、张天翼等人。文抗会派时玳同志来指导我们唱歌。我们组织晨呼队，听徐特立、周恩来的报告，大家情绪很高，都希望到延安去。伪湖南省政府派了一个秘书叫方一志来谈话，原来黄麓师生在张治中面前告了我们，说杨效春被枪毙是以金步墀为首的宣传队搞的鬼。省政府要调查处理我们，结果宣传队被解散，大部分人送去贵州铜仁师范了，我和周白（那时我们已经很要好，后来结婚），由时玳介绍去见了徐特立，要求去延安。徐特立派郭建和我们联系，十二月初由郭建介绍入党”。
③ 陈啸天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938．1．18 到达长沙 2.28 离开长沙 3.1 到达南岳 3.11 在南岳岳云中学工作开始
④ 抗战党史“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湖南篇记载：
“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下旬，从延安派高文华、郭光洲（即郭建）等人来湖南工作。1938年1月12日高文华等人到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
⑤ 史载：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金山登陆，11月9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10日芜湖沦陷。
2、陈啸天、周白1939年4月底转移广西。
① 1984年复查“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入党后，经组织介绍，先后在岳云中学、铜官陶业小学边教书、边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1月，由组织安排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后由金步墀介绍到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当时党的联系人是石磊。”。
② 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1938年3月我们由金步墀介绍认识了南岳私立岳云中学教导主任梁君大。金步墀后来去了广西（被唐现之请去的）……，我受聘去岳云中学教书。我们到了南岳，组织介绍了南岳中学的朱抱坚同志，我们成立了支部开始过组织生活，党给我们联系的是程其恒同志。……从南岳撤出后因无职业掩护，我请求组织上允许我到延安学习，未被答应，允许我去武汉党的学习班。到了长沙住在招待所中，因为武汉形势紧急，准备撤退，我们终止前进，党派我们去长沙北乡铜官镇窑区做窑工工作，以陶业小学作掩护，并参加长沙县委工作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省方联络是李锐同志。长沙大敌人到了汨罗江，我们仍在铜官，学校停办了，县委搬到了长沙东乡，县委调我住长沙东乡五梅山县委组织委员毛道逊家。无工作掩护，不久省方调我回邵阳，十二月我到邵阳住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负责人是王凌波同志。不久派我去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讲学院是两部，一部研究部，主任是李仲融，我是补习部主任。教务长曹伯韩，院长名义是覃振，实际是吕振羽同志。工作五月，伪湖南省党部派人以紊乱学制的罪名查封了讲学院。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回邵阳，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后来塘田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桂林，住施家园从事文化工作）。我们光荣地趁着周恩来同志的汽车到了衡阳，住办事处，当时负责的是张元培同志。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以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到了桂林，去办事处联系，党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和我谈，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他联系,……当时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和受组织教育。（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工作岗位，扩大政治影响）。……，”
③ 陈啸天1951年自传的“年表”记述：
“1939年1月至5月－24岁－5月18日学校被封，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返邵阳，月底带了组织关系去广西桂林”。
④“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结论，可能由以下原因所致：
按陈啸天1951年自传的两个部分记述，结果有三种可能：
1、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返邵阳，月底去桂林。
2、1939年5月18日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学院被封，回邵阳，月底去广西桂林。
3、1939年5月18日学院被封，第一个孩子出生。二十八天后，回邵阳。
孩子刚出生是不可能就离开塘田的，出生二十八天孩子快满月了，此时动身回邵阳，合乎情理。1939年5月18日的二十八天后是1939年6月15日。1939年6月12日湖南发生“平江惨案”，湖南形势开始紧张。此时组织上考虑我们工作，问我们意见，我们说去广西桂林，组织上同意我们去广西桂林。故所以陈啸天、周白“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经组织同意转移广西”。
⑤ 陈啸天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939. 2.11 到塘田寺 2.12 在塘田生活开始 4.27 离塘田寺 4.28 晨到邵阳 4.29 离邵阳（下午九时到衡阳）4.30 离开衡阳 5.1 到桂林 5.18 在阳朔国民中学工作开始
⑥ 由以上来看陈啸天、周白的转移广西，与湖南的形势紧张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他们不是因为湖南形势紧张而要转移去广西的。
陈啸天只记得离开塘田时第一个孩子还未满月，没有记住第一个孩子的生日是1939年3月31日，虽然他还做了记录。这样的父亲虽然粗枝大叶但合乎人之常情。
3、陈啸天1941年1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石磊1940年10月下旬离开桂林。
① 1984年复查“入党与脱党的经过情况” ：
“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此时石磊同志已调去重庆工作将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据陈交待：1940年寒假办事处已撤走，只接到石磊一封信，内容为：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要到桂林来看你们，你们安心工作。在桂林一直等到1942年仍无人来联系，1942年10月离开桂林师范”。
“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
② 陈啸天1951年自传的年表部分记述：
1939年6月－1941年1月－24－26岁－1940年11月接重庆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认识刘季平同志，正式加入生活教育社。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石磊同志当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我们交换通讯地址和代号，石同志说“坚持工作岗位，等待组织联系，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宗” “萧”
③ 陈啸天951年自传记述：
“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宣传队的同学陈梦轩搭便车去了育才），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当时他是生活教育社桂林负责人，住观音山旁晓庄研究所），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这样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掩护了。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在桂林生活教育社（在桂林中山小学内）会见了操震球先生（现任安徽安庆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1941年1月我离阳朔到桂林师范，石磊同志从重庆来信说，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大意如此”。④ 陈啸天1955年12月自传记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的。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是撤走了的，撤退时我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
⑤ 阳朔国民中学和桂林师范都是隶属广西省教育厅的公立学校。国民政府公立学校教师属公教人员，公教人员在公立学校之间的调动需要得到教育厅批准。因为教师的授课一般不能在学期中途停止，所以教育厅只能于学期结束放假前才下达调令，而教师必须等学期结束放假开始，方可脱离原学校。
一个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上学期九月（旧例称秋季班）开学，除夕前祭灶后上学期结束放寒假，元宵节以后寒假结束，下学期（春季班）开学。寒假一般放四周左右，教师一般比学生开学早几天上班。1940年没有大年夜，腊月二十九在公历1941年1月26日，故1940年寒假应该自1941年1月22日前后开始，2月18日左右结束。按此，桂林师范校长唐现之应是1940年9月秋季班开学以后，向广西省教育厅提名调陈啸天到桂林师范任教师的。据唐现之回忆，广西省教育厅给了他这个人事权。1940年底，即1940年度学年上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应该是陈啸天拿到广西省教育厅下达调令的时间。到1941年1月22日学期结束前，陈啸天还是阳朔国民中学的教师。1941年1月22日前后寒假开始，陈啸天就不是阳朔国民中学的教师了。这样陈啸天就应该是1941年1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
桂林师范当时在桂林市西南约三十里的临桂县两江墟（镇），从桂林市东南约一百二十里的阳朔，到桂林市西南约三十里的临桂，中途必须经过桂林市。
⑥ 陈啸天的遗物“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记载：
1941.2.5 离开阳朔 2.10 到临桂县两江墟 2.13 在省立桂林师范工作开始
⑦“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
1940年10月4日 南方局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提议的南方局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问题。
1940年10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电，指示“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击之，任何时候都不要惊慌散乱”。
10月中旬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中共四川省全部中共党员的办法。18日，周恩来同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反映国民党顽固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重庆。
1940年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在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就是“皓电”。它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1940年10月22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南方局各部门近来分工及整个工作布置情况。报告说南方局机关设立组织、宣传、社会三个部，统委、文委……等共十个部门。组织部管干部…。博古任部长，石磊（曹瑛）秘书，工作人员三人…。
⑧ 史载：1941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广西。
⑨ 曹瑛（石磊）始写于1974年，1997年出版的自传“叔世忠荩”记载：
“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第一（注：原文如此）次反共高潮，形势变得更恶劣，很多人叛变了，很多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这时我奉命调回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0年11月到达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村”。
陈维清“叔世忠荩”编后的话：
1981年夏在鼓浪屿休养的中纪委常委曹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回忆了全部经历，直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⑩“回忆南方局”林蒙：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些情况记载：
“由于广西的党员少，石磊还是广西省工委的负责人”。“南方局 组织部下设干部科，科长原是石磊（曹瑛），1941年时为龙潜，组织部总交通袁超俊。”
4、陈啸天、周白在桂林师范没有停止为党工作
①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
…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
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1942年夏，桂系撕下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震撼省内外的“七?九”反共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和梁跃宝和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被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市委书记罗文坤和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梅萍等一秕共产党员被捕，使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我党的实力，省工委指示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桂林。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也迅速离开了学校。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
② 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在桂师我教教育功课。当时桂林师范有许多进步老师，如郭文杰、白凤山、孙怀琛等，（其中白同志我在邵阳办事见过面的）。我们建立研究小组进行学习，并有计划地领导学生活动。桂师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广西学生军退下来的，都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广西学生军有较进步的表现，学校活动很活跃。……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
5、为什么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陈啸天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
①《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 南方局篇：
“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不断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桂林八办、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省委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害，遭逮捕等严重事件。鉴于形势恶化，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
②《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
1941年1月底 为了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部署国统区的应变对策：布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和地下党员撤退、转移，……妥善安排民主人士、学者和青年转移，布置新华日报社立即精减结构缩减版面，……
1941年2月1日 叶剑英离渝返延。叶剑英返延时，周恩来将南方局干部及所掌握的党与非党干部名单一份托他带回延安交陈云，并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一封，说明党与非党干部近千人，鉴于手头缺材料，名单只列了三百多人。……
1941年5月8日 中共中央就大后方党组织工作发出指示，为了保证大后方党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以下办法：
（一）……
（二）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乱找党，也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三）在职业中的党员，可与其个别联系，但不能随便利用，应安心巩固自己的职业，绝对不准随便暴露。
③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与江西省委与粤北省委接洽工作，于1942年5月26日被捕，郭在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及交通、译电员等15人。30日，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廖承志被捕。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25人，与县委一级40余人亦告被捕……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中共中央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且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
“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期间，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
④1979年暑假，在北京东四报房胡同69号当时曹瑛（石磊）家，曹瑛回忆当时走的很急，后来丢下了一批关系，不只是两个。后曹瑛出具证明：“关于陈啸天同志我已记不清了，但他所说的符合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的党籍应予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中纪委办公厅批示：曹瑛同志是中纪委常委，他的意见可以代表组织。”时，曹瑛主持瞿秋白平反审查工作，中纪委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
6、为什么陈啸天、周白要从广西返回湖南找党
①《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
1939年5月18日 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39年6月29日 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共10条。规定各地方党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凡违反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和党员，必须受到处罚，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1940年5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② 《回忆南方局》第一册 廖志高“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贯彻执行党的隐蔽方针”：
“……根据隐蔽精干方针所采取的措施：
一、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组织之间坚决实行单线联系。”“这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有，但党的组织布置任务、研讨工作，不能象以前那样开会了，都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情况也是个别进行。总之，单线联系。党的组织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不发生横的关系。
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办事处是合法的，在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也都有公开身份。南方局是秘密的，但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公开的合法身份，他们是明牌的共产党代表和工作干部，因此他们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不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样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也不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接触，有什么事请示报告，只能通过一定的交通渠道单线进行。
三、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要职业化、社会化。在1939年以前，做地下工作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还可以，以后就不行了……。要隐蔽就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职业和社会的身份。当时最好的也是最保险的职业，就是打到国民党里去工作。 四、……。
五、利用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人士作掩护。在国统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共产党合法存在，不准我们活动，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组织、捕杀共产党员。我们党不仅要在国统区存在下去，而且还要积极开展工作，除了采取以上措施外，南方局还指示我们，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内有地位的亲朋好友来掩护我们，掩护党员和党的活动。我们党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派了好些党员打入了国民党里去。有个同志到国民党里当了少将，文革中他在青海被整的很厉害，他是个好同志。皖南事变后延安给我们配了电台和一些年轻的机要员，我就把他安排在民生公司职员黄觉庵家里，一直没有出过问题。这个机要员后来回延安还审查他，怀疑他有问题，还是我回延安后才帮他说清楚了。这些人不懂得国统区利用各种身份和场合掩护工作的重要。文革中碰到类似情况挨整的人不少。
③“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湖南篇记载：
“1938年3月省工委派陈永清为特派员到衡阳开展党的工作，5月建立衡阳县工委。6月派欧阳方到衡山，刘超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湘南特委辖郴县、两衡（衡阳、衡山）、宜章、及广东乐昌等县的党组织”。
④ 1944年春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日军为打通中国从东北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5月27日开始第四次长沙会战，不到3天长沙失陷。
⑤ 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因我鼓励学生联名告校长贪污，以鼓动风潮罪名被伪教育厅记大过一次，同时另方面思想上苦闷，情绪不安，决计返湖南找组织关系去。十二月我到桂北兴安中学教国文，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1943年3月，我到湖南零陵冷水滩扶轮中学教文史。校长张新虞从方面调查认为我性急躁，脾气不好、思想左，没有资格对我有歧视。在当时思想上确躁急，组织关系失落，物价又波动厉害，自己负担又加重，明知返湖南很危险，但不管往湖南来，七月耒阳精忠中学桑耀曙介绍我去精忠中学教历史，当时思想上认为耒阳是当时湖南省会，湖南是反动大本营，去虽然危险但找寻过去工作起同志也许容易，我们决计前往。到耒阳不及一月，学校准备开学，长沙四次会战起，学校停办，我随学校流亡到湖南宜章，学校无法开学停办，生活来源完全断绝，卖去一部分衣物书籍。战局转紧，冬天，我们又流亡到汝城（注：属郴县），完全被日寇包围了。1944年，敌寇离我们仅四十华里，城中人跑光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出世。我们生活到了绝境，没有工作，没有熟悉人，孩子多走不动，也无处走了，思想上准备牺牲在汝城了。我住在汝城乡下一个老百姓家里，每天吃两顿粥度命，结果日寇未打进来，原因还由于崇山峻岭的关系。敌人不来城市又活跃起来了。当时一个战区（伪第九战区）人马和湖南各机关都围在这儿两县里”。
⑥ 陈啸天1955年自传记述：
“七月接到耒阳精忠中学桑耀曙来信，约我去那里担任高中历史课，那里缺一个历史教师。我接到信心中很踌著，想去又不敢去，一方面当时耒阳是湖南省会所在，反动大本营，可能碰到熟人，二来战局不稳，一家大小去那里没有退路，很危险的。一天晚上，我们很迷信的抽了一个籖，决定去不去，结果抽到去，因此决定我一个人跑一趟看看情况，如果发生危险，顶多我一个人出问题，周白可以带了孩子回广西……”。
“1944年，敌寇离我们仅四十里了，汝城城内人都跑光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出世。我也无法走，孩子多也走不动，一切准备牺牲在这里了，只有谢家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婆常来安慰我们：“不要怕，日本鬼子来了我带你们到山里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家中吃的东西，如南瓜、豆子也送一点给我们活命。写到这里我心里还感到辛酸，另外我还感谢这位好心意的老太太。”
⑦ 1984年7月15日陈啸天给石磊（曹瑛）的信
“……1939年6月塘院被封，邵阳办事处王凌波同志指示我们去广西桂林。7月在桂林，在桂北八路军办事处和您见面取得组织联系，约定我们在广西与您单线联系，作隐蔽潜伏，约定联系代号我为“萧”，您为“宗”。我随身带有塘院学生转桂名单，有邓晏如等六人，都是党员全交给您了。（邓现任湖南省统战部副部长）。1940年您去重庆曾来信给我们说：我在桂林生意失利已来重庆，我走了您们会感到寂寞的，不久我的表弟来桂办货，到时会来看你们的。自此到1942年仍未见来了，当时我们单线联系，在桂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心中非常焦急，随于1943年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湖南找寻组织……”。
⑧ 曹瑛（石磊）1984年12月24日给常州师范党组的信
中顾委：此信请转中共常州师范学校党组织。关于陈啸天、周白同志的党组织关系问题，过去有 过好几次信往来，我记得李先良同志在世的时候也曾交谈过，李也记不起来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故拖了很久。现在据陈啸天同志所说情况，很可能是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如果他们没有其他问题，似应予以彻底解决，以利四化建设。此致 敬礼曹瑛 1984年12月24日曹瑛同志系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办公厅印）同意照转（中顾委印）十二月
⑨ 陈永清，即陈啸天自传记述1938年3月“我们到了南岳，组织介绍了南岳中学的朱抱坚同志，我们成立了支部开始过组织生活，党给我们联系的是程其恒同志。（代号衡珠）”。湘南特委建立后，程其恒（陈永清）任湘南特委书记，小李（欧阳方）任南岳支部书记，陈啸天任南岳支部组织委员。南岳支部属湘南特委领导。因为在广西没有横的联系，湘南的熟人多，所以陈啸天、周白决计回湖南去找组织。
7、失去组织关系后的思想状况
①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 1946年10月底抵达阔别十年的故乡采石镇。家乡一切如旧，不过较前落后，腐化，赌风特盛。敌伪时代风气依旧保存。我一回去大家都刮目相看，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作为，失业在家，也就看不起我来，认为我‘吃不开了’，我既不会打麻将又不会打扑克，口袋空空也不会交际，还是一个土包子。这时期在我的思想上也认为虽穷骨干硬，认为他们这种是腐化堕落生活，也就孤芳自赏，自鸣进步，耻以为伍了。从后方回来的同学都比我强，不是做了官就是发了财，有的服务银行，有的混进伪财政部工作。我的家里最初盼望我回来，等到我回来以后，两手清风还带着四个孩子，无形中增加了家中的负担，慢慢的也就不开心了。这时候我没有社会关系，我在大后方时一直没有和家乡师友通过信。他们过去看不起我，当时我看不起他们，彼此情况也很隔阂的，一时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在家帮助生产。1947年春天，周白带着孩子去无为县原籍，在乡村找到一个小学教师工作，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一年多的失业，精神倍加苦痛，要想出去苦无现路，路费，消蚀了我的不少斗争意志。虽然形势变化给我很大鼓舞，但未能更好积极起来，走上斗争的道路，而是消极忍受和等待，是思想退化的具体表现。至今想起苦痛更深”。
② 陈啸天1951年自传所附“个人检查”
“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在旧社会里当然是遭受了不少鄙视和污辱，没有丝毫社会地位，对旧社会的仇恨与我的生活痛苦密切结合着，是无法分开的。虽然在消极方面自己挣扎着向上爬，当一接触到真理，马上会激起内心反抗的怒吼，积极参加到革命洪流里去，这是很自然的事。但由于对革命真理认识不足，一离开了革命队伍，而未能积极争取跟上革命队伍，只是抱着消极单纯的“守节”的态度，这是革命品质最可耻蜕化的思想，我虽然未直接参加反动派的组织，但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真理,我已明确认识到”。
③ 陈啸天：关于石磊同志指示我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前后情况所附“补充说明和交待”
“……我除掉在桂林师范校长汤松年谈过我集体参加国民党以外，在任何地方我都未暴露过身份，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除了教书以外在家带带孩子，心情很恶劣。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加上背上包袱，思想上认为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至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家乡都未暴露过，（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请组织上审查。”
8、在敦本小学找党
①1984年复查情况中：
二、原结论意见
“解放初期，陈啸天、周白曾向组织要求恢复他们党籍。1953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常州市文化总支调查后的结论认为：陈从脱党直到江南解放前后达八年之久，但在这么悠长的年月中，未有找党的积极行动。尤其在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明知王军、罗我白等同志为我地下工作同志，也同样没有任何寻找关系之表示。苏北解放区仅是一江之隔也未去找组织……”，三、复查情况 …… 2、脱党后的表现
……“陈、周两人自40年脱党到49年4月解放，长达八年多时间，未有积极寻找党和参与革命活动的实际行动”。据本人近年来申诉，解放前夕在敦本小学任教期间，“与地下党发生联系、积极工作，迎接解放”。对此问题，解放初期组织上曾作过调查。据地下党员王军、罗我白、章振之等五位同志证明：陈、周两同志“在敦本小学，明知我们有地下活动，但从未主动向我们要求接上关系，而我们当时认为没有破坏革命的行为，但工作表现并不积极和普通的群众一样，所以也没有发展他们”，“渡江前夕他们工作地区已听到枪声，他们怕得要命连忙躲到邻村去。解放军过了江，快到罗墅湾镇（离他们学校只有半里路），人家在贴欢迎标语，他们没有行动，解放军到了镇上他们学校的小学生，由骆振华、王军同志等领了扭着秧歌到镇上欢迎，但是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却坐在学校里毫无动静，周白也是这样。这次复查，我们又找了王军、罗我白、章振之等同志核实。据王军证明：“当时陈啸天和周白的表现一般，也没有提出要求恢复党籍或主动找党组织的表示。在当时活动中的表现不如罗旸等非党积极分子那样主动积极。”罗我白证明：“当时我认为陈在学校既不靠拢我们，也不破坏我们，他胆子小，连当时地下党外围进步团体若微读书会的活动也没有参加。”
②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
“1949年2月我到了武进西乡罗墅湾敦本小学，展开了农村工作并掩护地下同志工作。我们办了民众夜校、妇女班，贯输民主思想，“三?八”妇女节和“四?四”儿童节我们都举行了扩大宣传并公演。每月出版“敦本通讯”介绍实验新教育方法，我们推行民主教育采用小组学习方法，反对体罚，提倡小先生制并及时访问附近十里周围农村小学，与他们联络，作影响活动，一直到解放大军渡江都没有间断。解放大军渡江以后，我们积极展开宣传工作，帮助镇政府宣传政策。五月卅日我们全校八十个学生进城参加庆祝大游行。（注：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纪念“五卅”）同时我向罗我白、李青野（即潘超）两同志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李青野同志介绍我见了地委组织部张科长。罗、李两同志都证明我在西乡工作情况。张科长他说要研究一下，并嘱要找我党的联系最后那个才能解决组织关系。七月学校结束，我在乡下搞夏征工作，完成以后到城里再见张科长，答应组织上并在帮助找石磊同志。③ 罗我白：“若微读书会”－－常州革命史资料选编第8集 一、若微读书会的成立
……会后几天就成立了若微读书会罗墅湾小学分会，子佳中学教师张广汉和学生……等成立了子佳中学分会，同时罗溪河东的敦本小学教师王军、罗旸、陈啸天、张清能也立即组织了敦本小学分会。
二、……
三、若微读书会的主要活动 ……（六）组织联欢活动
联欢活动一般是各分会分散举行，大多利用假期或星期天，有时是几个分会联合举行。敦本小学还经常教学生和附近农民唱革命歌曲与进步歌曲，带头扭解放区盛行的秧歌舞。举办农民夜校和组织少年先锋队，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这些活动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注意，他们把魔爪伸向了罗墅湾的若微读书会，一天黎明常州来了几个便衣特务，企图抓捕张幼梁、王军，由于我们事先掌握了这个情况，采取了措施才免遭毒手……。
……，1949年1月，我和张幼梁、谢良诚、谢小帆、金铭言等奉命由上海回到了武进北部开展新工作，……复旦大学的若微读书会活动无形中停止。二月二日中共武进城工委建立，若微读书会归徐星钊领导，四月解放。
④“第二条战线—华中十地委、茅山工委领导的城市地下党工作”（续集）秦谷明－“原华中十地委、茅山工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系统概况”：
“罗我白，1947年11月参加上海航空工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1948年9月同秦和鸣接上关系， 1949年1月转移到常州武进地区发展了贺祥林、姚锡华、王军入党。”“1949年2月2日成立城工委，罗我白任组织委员。”“1947年8月秦和鸣在常州介绍章振之（抗战开始后去后方，1939年在湖南沅陵入党，后失去组织关系，抗战胜利后回常州，此前在广西日报当编辑）重新入党”。“章振之1949年1月离开罗墅湾小学，1949年2月2日成立城工委，章振之任宣传委员。”
⑤ 2004年3月我联系上王军，2004年4月6日至9月24日王军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1、陈：我父亲究竟有没有跟你说过过去我们是有组织关系的，现在断了希望接上？
王：说过。接上组织关系的事跟我说过。这种情况我也不懂怎么办，那时我才刚刚入党，临近解放情况十分复杂，只能说快解放了再等等吧。后来我跟罗我白说了，但我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是解放没解放。我是在街上碰到罗我白跟他说的。罗我白说那先要把石磊找到。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为人热情诚恳有长者风范。我那时年轻又入了党，热情高的很，什么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你父亲告诫我，不能那样搞，太暴露自己了，要学会隐蔽。后来敌人来捉我了，我就逃到小新桥去了。
2、陈：罗我白这个人是不是气量很小？
王：不是参加了共产党人就没有毛病了。罗我白的个性是有毛病的，心胸狭窄，妒忌心强，忌才。当时常州工人报有个姓曹的就很受他的排挤。
3、陈：你是什么时候逃走的？后来还回敦本没有？
王：我是4月4日逃走的，以后就再没回敦本，直接去了青干校招生去了。1951年底52年初先调无锡工作，以后去了南京教育工会。
4、陈：父亲说过你出问题了，是胡风分子。
王：我不是胡风分子，还没那个水平。解放前我搞了个剧团有一百多人还出刊物。怀疑我是三青团，下放到福建农村中学，整了20多年，以后平了反……。
5、陈：（1953年秋天）你来庙西巷，后来带我去火车站送谢定（敦本小学的学生）去新疆，我们在火车站吃的盖浇饭。
王：谢定已经离休，我给他出的证明。他离休前是新疆气象厅厅长。
6、2005年3月25日我给王军寄去一份“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3月28日王军电话：我的那些话是在支部开会时说的。支部决定要那样说，因为陈啸天是脱党分子。那时没有被迫脱党的说法，脱党就是变节，对脱党分子不能说好。他们（指罗我白、章振之等）那样说他，对他是不公正的。
7、2007年3月13日电话 013905173007 王：我现在住在扬州，我爱人是扬州人，有病，回老家请亲戚照顾，看病方便些。我那些话是那个历史条件下讲的，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八十岁了，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了。
8、1979年陈定去白下电焊机厂问王军，王军说：当时的情况我不能说，说了常州那帮人要把我骂死的。
⑥ 陈啸天 1986年6月的申诉报告：
“渡江时，曾在吕城大战，火光冲天，我们站在坟头高处看，很兴奋，一夜未眠，以后当地便无战事。但解放后，却有人说我：“听到炮声躲起来了”。事实上，我与周白外，还有5个孩子，大的才进小学，小的还吃奶，解放前一天也没有离开学校，因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又有孩子，根本无处去躲，如此说法岂但说我无党性，连人性也没有了。还说我迎接解放军时“坐在家里不动”，请看事实：当天下午到队，每人做小旗，贴标语，是我带领的，下午去河西子佳中学开庆祝大会，演“翻身花”，由我让我的二个女儿演的，开场由我发言的。然而，自53年来，那些说法却铸成铁案，强加于我们，我们认为，当时大规模群众活动除了那么几个人外，总还有其他目击的群众在，为什么不作广泛核实调查？而且，在敦本小学时，经常来往的除学校中王军同志外，还有常来校的一位养病在家的大学生谢良诚同志，某些人从未来过，也不认识，却不知他们言之凿凿的“证明”是如何做出来的。83年，我去谢良谢良诚同志家探病，在座的，还有张幼梁同志，谈起敦本工作时，谢说：“解放前夕，敦本小学你们去了以后，工作有很大起色，我有一篇关于敦本小学的文章，交常州文史资料室，被罗我白同志扣发了，现在清楚了，主要因为谈到你们，他不高兴，不让发表了，罗我白对你们有意见的。84年下半年，路遇蒋仁法同志（原敦本小学学生，现在常州市政协工作），蒋告诉我：“我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在南京遇到王军同志，他要我向你打招呼，你们在敦本的情况是很清楚，不错的，他们那样说法是不对的，外调时，对我说‘你是按53年写的写，还是推翻重写？！’逼我的。”我当即说：“有意见请向组织上反映”我又问蒋：“解放前夕，你们听过我政治常识课没有？”蒋答：“听过二、三次，马列主义这个名词，我还是听你讲我才知道的。”高浩荣同志（中共党员，常州市退休教师会）曾向我说：“章振之同志碰到我，要我向你解释，你们在敦本的情况，他实在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不要瞎反映，有话向组织上反映吧！不要向我说，这是党性。”以上情况，我均曾立即向教育党委书记赵宗昌，庄毓皖同志作了口头报告。84年6月2日，我向组织提出申诉，并附当时的历史照片，由常州教育党委转常州组织部。”
⑦陈啸天1988年6月申诉报告
“关于恢复我们1937年党籍的问题，再次向组织上提出我们的要求。
解放后近四十年，我多次申诉党籍问题，由于组织上认真审查，结论逐步改变，符合实际。如未曾承认被迫脱党到承认被迫脱党，从53年到87年元月，一直以敦本那一段某些材料为依据，认定我们找党“不积极”或“不够积极”不能恢复党籍的结论，到88年春有了改变，认为在那不长的一段内还为党“作了有益的工作”（口头上），这些我都深深的感谢党，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负责的作了审查。…”
二、陈啸天历史政治问题的由来
1、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后不久，常州教工宿舍的孩子们中流传着“陈啸天是叛徒”之说。1968年大姐夫得知因为“岳父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爱人密级不够”，所以不能调进核工业基地青海“221”厂工作。1988年10月组织上给予陈啸天离休，为此，当年说“陈啸天是叛徒”的孩子的父亲（时教育局小教科科长）很有意见：“翻翻陈啸天的档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王军：“脱党就是变节”
2、陈啸天1951年自传记述的情况与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证明不符
①1984年复查情况中：脱党原因
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
②陈啸天个人自传中关于和石磊最后碰头的情况。
陈啸天 1951年自传“年表”部分记述如下：…… 1940年底在桂林会见操震球先生，介绍我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经得石磊同志同意，前往。
1951年自传记述如下：1940.11，我接到四川育才学校马侣贤来信，到桂林会见刘季平同志……，介绍我正式参加了生活教育社，……在桂林生活教育社会见了操震球先生，介绍唐现之（桂林师范校长）认识，由他从教育厅把我调来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
③陈啸天的疑点
石磊“1940年夏”就离开桂林了，不可能在1940年夏以后同意他“去桂林师范任教育教师，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显然陈啸天在说谎。按整党精神，陈啸天在重要情节上欺骗了组织。
④1951年的政治形势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整党，3、4月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整党要清除八种人，5月开始以文教界为重点批判电影“武训传”，陶行知被人民日报点名。7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教师要接受思想教育，暑假全国教师开始思想教育学习。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学校中进行组织整顿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运动要求每个人要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其中包括个人思想演变过程、自我思想检查）向党交心，然后小组评议再检查、直至评议过关。运动后期开始审干。
⑤石磊同志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周白的回信：
“啸天、周白同志：上次你们及今天又由衡阳转来之信均收到。华东局组织部已有信转来问你们的情况，我已写好交由组织转去了，想不久皆可到达的。你们在桂林（自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夏）时的党的关系我当然可以证明。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请你们放心。 望努力工作学习 敬礼！ 石磊 二月二十二日”
石磊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的的信，回答了陈啸天的询问，告知了他们组织关系的去向：“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组织上断掉陈啸天、周白的情况不宜对个人直说，于是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以后的“这些情况我已写了材料交组织转去了”，由华东局组织部以组织的名义将“这些情况”转告陈啸天、周白。陈啸天1951年的自传记述：“……1950年五月底，组织上接到了石磊由长沙来的证明信，证明当时情况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的原因，地委组织部研究后结论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解决，需要考验。指出了我的生活作风缺点，有自高自大，功臣思想，并要我努力按党员要求自己。”
由于陈啸天在重要情节上欺骗了组织，他们的脱党不是因组织无法照顾而失落，而是自行脱党。
石磊同志1950年2月20日证明：“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对照石磊同志1950年2月22日给陈啸天、周白的回信，2月20日的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后面，应该还有一段作为结束的话，没有这段作为结束的话，2月20日的证明与5月14日证明之间缺少衔接。
从石磊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的发语来看， 2月20日证明题中缺少的这一段话，应该与5月14日证明中“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相呼应。据此，2月20日证明中被删去的结束语，大意应该是：“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就断掉了”。那么完整的2月20日证明全文应该是：
“陈啸天、周白同志1939年至1940年夏天在桂林时党的关系，我可证明。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由于后来无人联系，陈、周的关系就断掉了”。地下时期只有对有问题的人，组织上才会采取断掉其党的关系这样的非常措施，为此，当时常州地委组织部去信询问：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是不是陈啸天、周白有问题？ 5月14日石磊回信：“我现在负责证明，陈、周与我联系时无问题。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
由此，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的。
由于陈啸天“在重要情节上隐瞒或欺骗组织”的问题，这就不能不怀疑陈啸天与石磊联系前有没有问题？在组织关系移交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有没有问题？结果发现他们“1939年6月湖南形势紧张”时，一心转移广西。在组织关系移交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际，陈啸天加入生活教育社、调桂林师范，却不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如果他们没有问题，接受了他们组织关系的桂林办事处为什么要断掉他们？陈啸天所述“当时将情况和石磊谈，他同意并告诉我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是欺骗党的谎言。
陈啸天既然能对党编造谎言，说明当时组织上断掉其党的关系不是无缘无故的。什么缘故？由于石磊没有说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的谁，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1941年1月20日以后就不存在了，所以原因无人可查，无处可查，这样陈啸天的问题就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只能记录在案了。据此，知情人才有“翻翻他的档案，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的叛徒之说。故王军至今认为陈啸天历史上是有政治问题的。
⑥根据七大党章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夏天5、6、7三个月，就算石磊同志是7月调去重庆工作的，从1940年7月至1941年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走以前，时间也有六个月了。六个月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按党章规定，他们 1940年夏已自行脱党。
按规定自行脱党者，党籍不予恢复。由于他们的关系是被组织上断掉的，所以他们还有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的政治嫌疑记录在案。
三、可以认定陈啸天、周白被迫脱党的依据
1、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南开大学红卫兵“八一八”战斗队发现校党委书记高仰云，不明不白地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一查旧报揪出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个大“叛徒”，从此全国掀起查旧报“抓叛徒”的高潮。受此启发，常州市一中专案组也从广西的旧报上查到，阳朔国民中学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名单中有陈啸天。因为这个问题，全家包括病休在家的周白下放金坛农村，致周白在精神几近失常中于1973年12月病亡。
2、1979年10月16日组织部结论：陈啸天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了1940年五、六月间在广西阳朔国民中学任教师时，经我党的单线联系人石磊同志同意，集体参加国民党。没有参与活动和担任职务。经复查，调查和本人交代基本相符，问题已经清楚。
3、中流砥柱中共中央南方局篇记载：
“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插入广西”。4、陈啸天自传记述：“1940.11，……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由白匪李新回桂改造了伪省党部。我在阳朔的工作也遭受了些限制，尤其是反动党团发展，工作不××。(文中划去“当时桂林形势急剧变化，到处都在加入三青团，”后面还撕去一块)。集体参加国民党是管党务的中统制造的拿手戏。1940年五、六月，蒋介石的势力还没能深入广西。夏天5、6、7三个月，秋天8、9、10三个月，夏秋之际的7、8月学校正在放暑假，那么登载阳朔国民中学集体参加国民党名单的，只会是1940年9月开学以后的报纸，由此陈啸天应该是1940年秋天（9月）集体参加国民党的。
5、石磊的证明说他是1940年夏离桂林，如果调查和本人交代基本相符就出现一个矛盾：1940年夏离桂林的石磊，不能在1940年9月开学以后同意陈啸天参加国民党。如果同意过陈啸天参加国民党，石磊就应该不是1940年夏离桂林，而应该是1940年秋。为了避开这个矛盾，复查将此表述为“1940年底，陈调桂林师范任教师，此时石磊同志已调去重庆工作将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从1940年秋到1941年1月20日，时间不足6个月，“由此可以认定陈、周两人被迫脱党的”。
四、几个重要问题
1、在石磊离桂林前，陈啸天有没有可能与石磊碰头
① 陈啸天1955年自传Ⅲ 我参加党和党的关系失落的前后情况
“1940年广西局势逐步恶化，对进步人士工作逐步受到限制和注意，阳朔也不例外。那时我和重庆育才学校马侣贤先生通讯，思想上希望到育才去工作，马侣贤先生来信介绍我在桂林的生活教育社同志，操震球、刘季平、程今吾同志等。五月我到桂林会见了石磊同志。石磊同志对我说办事处可能要撤走，你们站定自己工作岗位好了。通讯仍用原来的代号，有信可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好了。我拿了马侣贤先生介绍信去看了刘季平、程今吾同志（他们那时住在桂林东江镇观音山下晓庄研究所内），在办理生活教育社在桂林的社员登记，我由刘季平、马侣贤介绍登了记领了社员证和证章，想以此掩护自己的工作。又去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桂林中山小学内）去看了操震球同志（现任安徽教育厅副厅长），我告诉他想去重庆育才学校工作，他说去重庆路费太贵，那里人也很挤的，我介绍你到桂林师范工作，那里需要人的。我说你进行看，离开桂林时把以上情况告诉石磊同志，回到阳朔去了。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的。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是撤走了的，撤退时我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0年下半年又好象是1941年春天，记不清了，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我记得大致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我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回信。”
② 阳朔离桂林120里。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国庆节（双十节），陈啸天完全可能在1940年双十节去桂林与石磊碰头、看刘季平、程今吾同志、操震球同志。“离开桂林时把以上情况告诉石磊同志，回到阳朔去了。”
2、石磊会不会告诉陈啸天：“办事处将撤走，你们站在自己岗位上工作。我们交换了地址和别号，他说不久有同志来和你们联系，有事可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
①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南方局篇：
“1939年5月重庆遭敌机大轰炸，南方局和办事机关一起迁入红岩，（城郊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南方局又以周恩来私人名义租下位于城区的曾家岩50号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地，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据点。周恩来、邓颖超及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常住于此。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迁到重庆后总馆设在化龙桥虎头岩，人们习惯称为“红色三岩”。”
中共中央南方局篇：
“1940年秋，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统和中统势力插入广西”。
“1940年秋，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因而决定撤销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支。广西党组织转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
② 1 961年小说“红岩”和1962年的歌剧“江姐”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人们印象中曾家岩的“周公馆”就是象征着革命的红岩，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搞得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重庆红岩嘴。2011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9台的“隐蔽战线-张露萍”节目中，就是把位于城区的曾家岩50号说成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例子很多，还有凤凰网上，此处不多举）但重庆的确有一个地方叫红岩嘴（又叫红岩村、红岩），那里才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所在地。
1951年陈啸天编不出1940年秋桂林办事处准备撤离的谎言。编不出有事写信寄重庆红岩嘴办事处的谎言。
3、陈啸天、周白组织关系交桂林办事处的可能性
①《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 第468页，二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紧接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两个突出问题严峻地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政治局势急剧恶化，要求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转变，以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4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化、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到群众中。可是国统区大多数党组织，习惯于过去两党关系较好时的那种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不能同业已变化了的形势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局通过毛泽东5月4日起草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示新四军……这个指示还提出：在国统区内的工作方针应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
②《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
③按南方局“ 秘密工作条例”石磊是陈啸天唯一的联系人。陈啸天与桂林办事处，没有也不允许有组织上的联系。根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国统区内的工作方针，南方局干部科科长石磊，不可能将已经在桂系的教育团体中隐蔽下来的，由他单线领导联系的陈啸天，移交给准备撤离的桂林办事处。况且如果要移交理应交给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
④石磊1950年2月20日的证明，既不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了桂林办事处的谁，也不提陈啸天、周白党的关系交给桂林办事处时有没有通知过陈啸天，有悖情理。
⑤2004年5月12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唐军富来信：“当时在八办从事过组织工作的，除了石磊外，还有龙潜、夏之栩、沈毅然、何启君、曾宪植等。……石磊调走后，接替他的人是谁已很难说清，因为这主要靠当事人的回忆，没有历史文件记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馆采访在八办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无人提及到此事”。
⑥1950年石磊能记得起陈啸天、周白，怎么会记不起龙潜等同志？怎么会只记住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却记不起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交当时桂林办事处的谁手中呢？怎么会只记住了他离桂林时的天气，却记不住他是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调回南方局的呢？
⑦石磊2月20日的证明说“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2月22日给陈啸天的回信说“我离桂后即将你们的关系交给当时桂林办事处了。桂是广西，不是桂林，“离桂林时”与“离桂后”是两个不同的时空，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怎么可能既在“离桂林时”，又在“离桂后” 交桂林办事处呢？由此，石磊无论“离桂林时”还是“离桂后”，实际上都没有将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交桂林办事处，而是到了重庆以后去信和陈啸天联系：我已安抵重庆，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来看你们的，你们安心工作。可是不久皖南事变突发，形势危急，为顾全大局，南方局按“宁缺勿暴”、“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断掉了六百多干部，所以陈啸天收到石磊重庆来信后就一直无人来联系，以后写信到重庆也没有回信。因为陈、周的关系已经被断掉了。石磊说“为什么后来无人联系，当系环境关系，不能怪他们”。应该就是指的这个情况。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他们只不过是碰上了而已。
⑧在第二条战线不能进入党史的时期，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断掉六百多关系是组织机密，南方局干部科科长石磊是直接当事人。1950年陈啸天周白询问他们组织关系的下落，不可避免要涉及这个机密。如何既不违背原则又不泄露机密，只有锁定“40年夏我离桂林时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当时桂林办事处，但是没有交给了当时桂林办事处的谁，这就将这个组织机密冻结在早就不存在的桂林办事处上了，由此石磊的信中就没有桂林办事处的谁接受了陈啸天周白的组织关系之说，其用心良苦。
⑨由他们的关系即交当时桂林办事处了，引申出陈啸天为什么不去桂林办事处找党的疑问，桂林办事处为什么要断掉陈啸天周白的疑问。当然我们也有疑问……。
1981年陈啸天（并代表周白）就前段党籍问题，多次向中组部、省委组织部、常州市委组织部和教育局党委申诉，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看来没有三十年不能“水落石出”。今天终于了却他“澄清事实，给家人后代一个交代”的夙愿了。
陈立 2012年1月8日终稿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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