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
上图：父亲写的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及背面
七
打开他封好的箱子，里面是两份自传和几近朽蚀的几个小纸团：“抗战以后生活大事记”。也许父亲是为以后写小说而记的，结果作家没当成却在无意中记下了自己人生的关键。
父母的人生是儿女天然的精神遗产，厘清父母的历史是对他们的纪念和感恩。要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父母是最好的开始。
“芜湖沦陷，学校停办”，他们宣传剧团组成“安徽省各级学校后方服务团黄麓师范分团宣传二队”去了长沙，其他学生在黄麓师范军事教官率领下也去了长沙，以后不少人被张治中保送进了军校。留在黄麓的学生在新四军高敬亭、戴季英的四支队到巢县、无为开辟时不少人参加了新四军，这其中就有母亲的妹妹周兆瑜。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她参加了南京地下党的平反，1987年她将父亲的申诉直接交给了省委有关领导。1988年春，“因为在那不长的时间里还是为党做了有有益的工作，37年的党籍要中央批，先离休，再等一等”，1988年10月，党和政府给予父亲1949年9月参加革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父亲到死都在感谢当时的市委书记陈玉英“实事求是”。
1980年父亲要求恢复1937年的党籍。组织部长很诧异：“你还有党籍可恢复？你1953年就有过结论了”。“你没有积极找党”。父亲说：“我在敦本小学就找过党，敦本小学的王军可以证明”。部长高兴了，“说到王军恐怕对你更不利”，部长拿出了王军的证明，父亲懵了。他在1986年6月的申诉信中说：渡江时，曾在吕城大战，火光冲天，我们站在坟头高处看，很兴奋，一夜未眠，以后当地便无战事。但解放后，却有人说我：“听到炮声躲起来了”。事实上，我与周白外，还有5个孩子，大的才进小学，小的还吃奶，解放前一天也没有离开学校，因为新来乍到，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又有孩子，根本无处去躲，如此说法岂但说我无党性，连人性也没有了。还说我迎接解放军时“坐在家里不动”，请看事实：当天下午到队，每人做小旗，贴标语，是我带领的，下午去河西子佳中学开庆祝大会，演“翻身花”，由我让我的二个女儿演的，开场由我发言的。然而，自53年来，那些说法却铸成铁案，强加于我们，我们认为，当时大规模群众活动除了那么几个人外，总还有其他目击的群众在，为什么不作广泛核实调查？而且，在敦本小学时，经常来往的除学校中王军同志外，还有常来校的一位养病在家的大学生谢良诚同志，某些人从未来过，也不认识，却不知他们言之凿凿的“证明”是如何做出来的。83年，我去谢良谢良诚同志家探病，在座的，还有张幼梁同志，谈起敦本工作时，谢说：“解放前夕，敦本小学你们去了以后，工作有很大起色，我有一篇关于敦本小学的文章，交常州文史资料室，被罗我白同志扣发了，现在清楚了，主要因为谈到你们，他不高兴，不让发表了，罗我白对你们有意见的。”
84年下半年，路遇蒋仁法同志（原敦本小学学生，现在常州市政协工作），蒋告诉我：“我刚从南京出差回来，在南京遇到王军同志，他要我向你打招呼，你们在敦本的情况是很清楚，不错的，他们那样说法是不对的，外调时，对我说‘你是按53年写的写，还是推翻重写？！’逼我的。”我当即说：“有意见请向组织上反映”我又问蒋：“解放前夕，你们听过我政治常识课没有？”蒋答：“听过二、三次，马列主义这个名词，我还是听你讲我才知道的。”
高浩荣同志（中共党员，常州市退休教师会）曾向我说：“章振之同志碰到我，要我向你解释，你们在敦本的情况，他实在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不要瞎反映，有话向组织上反映吧！不要向我说，这是党性。”以上情况，我均曾立即向教育党委书记赵宗昌，庄毓皖同志作了口头报告。84年6月2日，我向组织提出申诉，并附当时的历史照片，由常州教育党委转常州组织部。
父亲记述：“1949年2月我到了武进西乡罗墅湾敦本小学，展开了农村工作并掩护地下同志工作。我们办了民众夜校、妇女班，贯输民主思想，“三•八”妇女节和“四•四”儿童节我们都举行了扩大宣传并公演。每月出版“敦本通讯”介绍实验新教育方法，我们推行民主教育采用小组学习方法，反对体罚，提倡小先生制并及时访问附近十里周围农村小学，与他们联络，作影响活动，一直到解放大军渡江都没有间断”。后来王军告诉我，他是四月四日那天逃走的，这天父亲在学校里组织了“健康儿童”比赛，十分热闹。现在还留有照片，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后我找到王军，问了他一些情况。
上图：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儿童节，敦本小学健康儿童活动留影。右1校长臧其吉、左1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陈啸天。
2004年4月6日至9月24日 1、陈：我父亲究竟有没有跟你说过过去我们是有组织关系的，现在断了希望接上？王： 说过。接上组织关系的事跟我说过。这种情况我也不懂怎么办，那时我才刚刚入党，临近解放情况十分复杂，只能说快解放了再等等吧。后来我跟罗我白说了，但我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是解放没解放。我是在街上碰到罗我白跟他说的。罗我白说那先要把石磊找到。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为人热情诚恳有长者风范。我那时年轻又入了党，热情高的很，什么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你父亲告诫我，不能那样搞，太暴露自己了，要学会隐蔽。后来敌人来捉我了，我就逃到小新桥去了。2、陈：罗我白这个人是不是气量很小？王：罗我白的个性是有毛病的，心胸狭窄，妒忌心强，忌才。当时常州工人报有个姓曹的，就很受他的排挤。3、陈：你是什么时候逃走的？后来还回敦本没有？王：我是4月4日逃走的，以后就再没回敦本，直接去了青干校招生去了。1951年底52年初先调无锡工作，以后去了南京教育工会。4、陈：父亲说过王军出问题了，是胡风分子。王：我不是胡风分子，还没那个水平。解放前我搞了个剧团有一百多人还出刊物。怀疑我是三青团，下放到福建农村中学，整了20多年，以后平了反……。5、陈：（1953年秋天）你来庙西巷，后来带我去火车站送谢定（敦本小学的学生）去新疆，我们一起在火车站吃的盖浇饭。王：谢定已经离休，我给他出的证明。他离休前是新疆气象厅厅长。6、2005年3月25日我给王军寄去一份“关于陈啸天同志脱党期间党籍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3月28日王军电话：我的那些话是在支部开会时说的。支部决定要那样说，因为陈啸天是脱党分子。那时没有被迫脱党的说法，脱党就是变节，对脱党分子不能说好。他们（指罗我白、章振之等）那样说他，对他是不公正的。7、2007年3月13日电话 王：我现在住在扬州，我爱人是扬州人，有病，回老家请亲戚照顾，看病方便些。我那些话是那个历史条件下讲的，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八十岁了，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了。
图：父亲
父亲记述：“我除掉在桂林师范校长汤松年谈过我集体参加国民党以外，在任何地方我都未暴露过身份，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除了教书以外在家带带孩子，心情很恶劣。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加上背上包袱，思想上认为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至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家乡都未暴露过。后面划去“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
没有人在意他“失掉联系以后精神痛苦不堪”，没有人在意他为加入国民党而“感到羞愧、可耻、不光彩，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说过这可耻的事”。
人们不关注他的“决心不离开教书岗位，认为教书清高，保持纯洁”，他的“守节”。人们只关注他是否到“仅是一江之隔的苏北解放区”去找组织。革命的残酷，使得人的心态无法回归到人性的本来，所以他回想起来，他们的宣传剧团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回忆。
父亲母亲生活在新旧文化交织的年代。他们虽然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骨子里却是忠、孝、节、义、仁。母亲常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她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却两次“自行脱党”。父亲的遗物中居然还保留着1955年祖父去世时叔叔打来的电报。他多次和我说过“五柳先生传”。我见过他发表的一篇“三十感怀”，怀的就是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1953年，在常州专区文化教育干部学校结束以后，他觉得自己只能搞搞师范教育，所以坚持不去普通中学当校长而要求去常州师范，因为对抗组织吃了一顿批评，最后到常州师范学校任副教导主任，可是他毫不在意。父亲虽然只是个小学生，但他骨子里是文人，是士。士重名节。然洁身自好往往反受其累。我想，当年潘汉年的心情和父亲的心情大约都是一种类型吧？士的气质，无资历、地位、名气之分。
小时候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现在看来，红旗上面除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以外，还有革命同志的眼泪。
陈立 2010年7月2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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