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明
我出生在沈阳，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一个科研大院内一座被叫做12栋的“高级住宅”内度过的。这是1955年时，研究所按照苏联式样建成的一栋三层“高级”家属宿舍。楼房坐北朝南，东西两个门洞，各有6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3间房、两个阳台的格局。浴室由研究所的锅炉房昼夜不停地提供热水。这样的条件，在那个时代，是打灯笼难找的特殊待遇。楼的前后，是四个大花园。前面的两个花园，每个出口对应楼房的一个门洞。花园的“墙”是由一米高的灌木组成的，里面种有2人高的松树、桃树和杏树，四角上还有丁香树。每到鲜花盛开的时节，扑鼻的花香，让人心旷神怡。
这栋楼内居住的12户人家，户主们有好几位是从英，美学成归国，为新中国效力的年轻科学家，他们是这个研究所的“建所元老”。除了所长外，其他人分别担任各研究室主任，是相关专业的科研领头人。入住12栋后的30年中，这12户人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互相间的“恩怨情仇”，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这里记录的只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所见所闻。
记忆中是1955年，12栋的第一批住户迁进了刚刚完工的新楼。东边门洞内的6户分别是：1楼东边方家，西边斯家。2楼东边张家，西边曹家。3楼东边是我们家，西边谭家。西边门洞内的6户为：1楼东边葛家，西边郭家。2楼东边是所长李家（李所长是所内几乎所有“海归”的领头人，研究所的创始人）。西边是吴家。3楼东边陆家，西边师家。文革前东门的张先生调往北京，张家迁出，12栋内只剩11家，曹家从西边搬到东边原来张家的位置，腾出来的单元所里分给李所长，把间壁墙打出道门，两个单元连成一体。
李所长，湖南人，英国归来的哲学博士（据说当年在英国，拿哲学博士比科学博士难度高）。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庞，黑框眼镜后一双眸子炯炯有神。他喜欢抽烟，印象中嘴里总叼着个大烟斗。他的夫人，当年从湖南农村老家来所，那一口浓浓的湖南话，即便相处多年，我基本上还是听不懂。李家当年搬入12栋之初，夫妻二人和所长母亲同住，直到老人去世。我外婆和李家奶奶交往密切，孩子们上班工作，她们老姐妹就相互串门唠家常。多年之后，外婆还向我唠叨了不少李家的“故事”。李家有三个女儿。记忆中大姐一直住在北京，我和她交往不多，但印象极好。父亲去世后初葬八宝山，李家大姐每年为父扫墓时，总会在我父亲的碑前挂花篮，直到12年后我们为父迁葬为止。这般情谊我和母亲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
方先生是英国归来的博士，个头不高，身材瘦弱。没事很喜欢逗我们这些小孩子玩，语言风趣生动。方夫人是奥地利籍的德国人，二人在英国相识结合，1951年随先生一起来到中国。据说文革前在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德语部任职。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习惯叫她方妈妈。她中文很好，日常交流完全没问题。方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斯先生硕士毕业，高高的个子，戴着眼睛。我母亲离所前曾在他的研究室工作二十几年。斯家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斯先生的母亲、岳父岳母和他们夫妻同住。印象中他的岳父容貌威严，据说是军旅出身，曾在张作霖手下效力。
曹先生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专家，在12栋这些“高老大”（所内人士对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戏称）之中，他年纪较大，不但专业水平高，而且对历史和国学都有相当的研究，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对中华文化最初的了解，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曹先生身材魁梧，步伐稳健，不喜言谈，一副瓶子底厚的近视眼镜还是没法让他看清这个世界。他晚年体弱多病，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他的夫人是我们所医务室的医生，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我们这些楼内的邻居，几乎都接受过她的义务治疗。曹先生有一儿一女，刚搬进12栋时，他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
谭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住他对门多年，似乎没听到他说过几句话。他们夫妇有两个男孩儿，年龄相差不大，看上去好像双胞胎一样，非常淘气。我对他们夫妇的记忆，远比不上对他儿子的印象深刻。
葛先生夫妇非常有名望，是一对博士夫妇。曾在资料上看到：1949年11月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效力。葛夫人姓何，据说是民国初年名门大户的小姐，钱三强的亲戚。她年轻时留学美国，专业水准和葛先生相仿，是12栋夫人们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我妈人前人后总习惯地称她为何先生。葛先生和李所长一样，是新中国一级研究员，所里当时只有他二人是这个级别。葛先生个子很高，走路时挺胸抬头，不太喜欢和别人打招呼。作为邻居，我和他从没说过一句话。何女士则相反，不但为人随和，而且很喜欢和邻居聊天。何女士个子不高，面容和善笑口常开，听她和人讲话时，总能听到那爽朗的笑声。他们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是我们所幼儿园第一批入托儿童。
郭先生“心宽体胖”声音洪亮，他有个异于其他“高老大”的观念，那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次和父亲在楼外聊天时，他还对在场的我说过这句，大意是教育我：不用读那么多书，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直到今天还能记住这句的原因。是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念。他的夫人很瘦弱，和我母亲一样，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据说郭夫人文革前后精神状态有些问题。院里的孩子们都说她是“精神病”，我曾几次去她家听她给我们几个小孩读“小人书”，并没觉得她有什么异于常人的表现。对我来说这事至今是个谜。他们夫妇有一个女儿，儿时娇滴滴的很可爱，据说最后没考上大学。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不是郭先生对女人的“低”要求所致。
张先生一家在12栋住的时间不长，之后上调北京。虽然多年以后和他见过面，但对他们一家人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
我对陆先生一家的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有几个儿子。陆先生文革初期上吊自杀，之后，他的孩子们各奔东西，我和他们没有来往。
师先生是个开朗的人，身材高大魁梧，他是这些“高老大”之中最长寿的一位，2014年底离世。他夫人很时尚，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摩登。在我眼里，她比12栋其他几位夫人都时髦。他们有一个儿子，样貌体型很像父亲，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之后定居。
我的家庭，也是个三代同堂的人家。父亲1952年英国博士毕业，响应李所长的号召，跟随他来沈阳筹建研究所，是这个所早期的建设者之一。我的父母1953年结婚，入住12栋之后，外公外婆从天津搬来和他们同住。外婆是小脚女人，尽管离开东北老家多年，思想意识上还一直保持着“乡下人”的封建观念。在这栋楼里，老一辈的邻居们经常走动，相互关系一直很好。
开始筹建研究所的时候，在选址问题上有几种方案：北京和东北几地都是选项。由于东北的工业基础比其他地方好，所以，最后确定把研究所建在沈阳城边一片菜地上。1951年筹建，1954年落成。沈阳是重工业城市，文革时还是重灾区，长期以来生活水准和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属落后状态。父亲曾对此有感而发：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把研究所建到北京去。当然这是句“气话”。
研究所初具规模之后，另一个研究林业土壤的研究所也开始在同一片园区筹建，两所共用土地资源。他们的所长，是我们所党委书记的丈夫。于是两个所变成了“夫妻店”。无独有偶，他们也建了一栋“高级住宅”，位置就在我们12栋的后面，建筑设计和12栋完全一致，编号13栋。这两栋楼，多少年间，都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风景线”。多年之后，文革后期，两个研究所还为了“占地盘”的问题大打出手。我们的一位“谈判官”，多才多艺口才极佳的南开物理系高材生，被邻所的人打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真是不可思议。
我所的女党委书记是“老革命”。据说解放战争年间曾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生过一个女儿。文革爆发后，她女儿要与“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划清界限。据说在文革初期一场批斗会上，这位老党委书记被人诬陷有“男女关系”问题，回家后又遭女儿的批判。残酷的一切让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随后在家中厨房打开煤气自杀。女书记的惨死是当年大院的重大新闻，我父母闻讯后的震惊和由此引发的对政治运动发展的恐惧，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至今日，院里年长一些的“二代子弟”们，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桩往事。
我们院内东北角有很大一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试验田”。这是林业所做研究用的区域，何时“圈起来”的我不知道，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实验田一直是用带钩刺的铁丝网围着。里面种了不少果树，苹果梨樱桃，等等。还有两个造型怪异的大玻璃暖房，里面养了很多花草。我们的12栋位于试验田的西侧，离铁丝网20米左右，从我家的东窗向外望，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据外婆回忆：这片田，春暖花开时节百花争艳，秋收时分果实累累。文革开始后，打倒一切的风潮也影响到这片土地。玻璃房玻璃不在，里面的花自然也不会再有。各类果树被摧残得很厉害，仅剩的几颗小树，完全找不到成熟的果实。偷果子的孩子们一拨拨地钻进铁丝网，揪光了伸手够得着的所有小苹果，珍珠大的果实又酸又涩，很难吃，但孩子们兴趣盎然，不把它们吃光决不罢休。本人也有幸多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还曾被铁丝网的尖，把屁股划了个口子，因此被长辈责骂。记得有一次，一个五六十岁的女工作人员看到了我们这些偷果子的孩子，她对我们说：为什么不能等些日子，让它长成大苹果多好？是啊，为什么不能等等？在孩子们的心里，长成大苹果那是遥远的事，眼前的青涩小果不也很可爱吗？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院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研究所的家属们开始在住宅周围的空地上种菜。我外婆也在试验田铁丝网外的一片空地上种了不少瓜和绿叶菜，据说收成不错。既满足了兴趣爱好，又改善了生活。
1950年代的研究所，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研工作成绩辉煌，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科学院下辖的研究所中，本所很有名气，所庆大典上，还能请到院长郭沫若，实在是很有面子的事。国务院颁发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我的父亲也是受奖人之一。那个时代，大家的工作热情是用“一天等于20年”来描述的。工作之余，还有不少娱乐活动，在食堂内举办的周末舞会就深受大家欢迎。西服革履，旗袍长裙，霓虹灯下，闪亮着年轻人一对对充满深情的眼睛。舞会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每支舞曲当中的熄灯时分，几秒钟的时间，是人们发泄热情的好时光。多年之后，每当提起周末舞会的这些情景，我的父母还是忍不住笑。美好的青春时光。
50年代初，我们的研究所还经常接待一些来体验生活的演员，后来在影片《甲午风云》中扮演邓世昌的李默然就是其中之一。大概是1955年，电影《青春的脚步》在我们的研究所取景。部分场景就在13栋内，我所党委书记的家中拍摄。当时，一些职工和家属作为群众演员还参与了演出。我想，优美的环境应该是摄制组选择来此拍戏的主要原因。那些美丽的花园洋房景观，文革后再也无法重现。
入住12栋初期，楼内各户人家来往频繁。夫人们之间的交往似乎比先生们更加亲密。当时女士们都很年轻，家里还没有孩子的累赘，遇到先生出差离家，晚饭后便聚到有老人的邻居家中，听上年纪的人说书讲古，一来打发时间，二来有人壮胆，免得一个人在家冷清，害怕。张先生的母亲很喜欢讲一些鬼神的故事，而且叙述得非常生动，年轻的夫人们一听就上瘾，回家睡觉又觉得很害怕。尽管如此，第二天晚上还是照样去听，乐此不疲。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经常提起那些年的这类往事，很平常但难以忘怀。
文革前我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他本是在李先生的带领下归国参加国家建设的。这位所长一直把父亲看成小老弟，工作之余，两家的来往也很频繁。我母亲和李夫人的关系原本很好，她从湖南老家初来所时夫妻关系并不融洽。李先生是留洋多年的人，归国后对身在老家的夫人“很冷淡”。李夫人从湖南追来沈阳，表示要和他生活在一起。12栋内其他夫人，非常支持所长太太。闲暇时帮她参谋买时髦的衣服，帮她化妆打扮。多方努力下局面得以挽回，夫妻二人最终白头到老。本来相处得很亲密的两家，如果没有文革，应该是几代的朋友。没想到“派性运动”会把两家变成仇敌。
我们家的楼下，张家搬走后曹家住了进来，曹先生的母亲和我外公外婆关系不错，相互间经常串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跑来跑去，午休时间总是吵得这位曹老太太无法休息，害得她经常向我外婆投诉。
一楼方家，在我们这栋楼内是一个风景，因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在那个年代，看到一位外国人很不容易，能和一位会讲中文的“老外”做邻居更是稀有的事。这位方妈妈，为人开朗热情，和邻居们相处得很好，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和她说上几句。她的3个孩子，除了长相之外，其他方面和中国孩子没有不同，连说粗话，都是地道的东北口音。文革初期，当方先生受到“冲击”时，他的夫人去奥地利领事馆，寻求对家人的保护。尽管他不但从海外归来，还曾参加过“三青团”，按那时的政治环境来说应该吃更大的苦头才是。可方先生的实际遭遇，比其他“高老大”要好一些，“冲击”不算大。也许寻求保护领事保护的确有一些效果。文革期间，12栋的楼道卫生，由这些住户轮流承担，不再有专人负责。这样，那些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便成了清洁工。我的外公外婆也不例外，那时他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做这项工作很吃力。方妈妈便经常替我的外公外婆打扫卫生，她清洁的方法很特别，和我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当时，我们清洁楼梯，都是先掸水，然后用扫把扫去垃圾和尘土。而她则是用含满水的大抹布，抹干净从三楼到一楼的石灰地面。这样的做法比扫地累多了，耗时又耗力，但很干净。潮湿的地面上，一点死角都没有，而且在清洁的过程中，没有尘土飞起，很卫生。也许当年她在自己的国家时，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是“侨民”的关系，文革后期物质缺乏时，方家经常可以得到额外的食品，黄油，罐头，等等，也不知是从什么渠道搞到的，让人羡慕。
“三年困难时期”（当年的时代用语，指1960年代初），全国的状况都非常糟糕，沈阳市也不例外。大家没饭吃的时代，这些高研得到了来自政府的特殊待遇。那段日子里，每个高研每个月都有一张（或是两张？）优待券，可以凭票带着家人去指定的宾馆餐厅就餐，当然，饭费是要自己出的，以那时的生活水准来说，不但不便宜，而且很贵。这期间，我们家在宾馆餐厅吃饭时，总会带上几个饭盒，不但吃剩的菜全部带回家，就连盘底的一点油，也要用馒头擦干净，就差没用舌头舔了。这种情形，现代人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后，每次听到我父母和我家亲戚述说如何用馒头片擦盘底时，我都忍不住乐。时过境迁，大家都把它当笑话看待。
困难时期，这些高研不仅有宾馆餐厅优待券，还有所里的“特供”，那就是提供给各家的活鸡等市面上完全见不到的食品。每次都由专人在午夜时分偷偷地送货，这样做是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他人嫉妒。那个时候，不少高研都在自己家里养家禽，我们家在“高级住宅”里不但养鸡还养兔子。但时间短，规模不大，和70年代的家家养鸡不能相提并论。
文革期间我们研究所的周围，记忆中只有大院正门的马路对面，有一间很小很小的饭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是个“门脸”饭铺的规模，两张桌子几张小凳子，同时有十来个人买饭就转不开身了，它的服务对象是方圆若干里的路人和居民。每天供应有：早餐油条，豆浆，是限量供应，来晚点就没了。每天来这里买油条的人流，经常排到马路上去。午餐是一到两种带肉的大锅菜和米饭。“四人帮”倒台前，这样的炒菜，里面的肉，全都是连皮的肥肉，一点瘦肉都看不见。
文革开始后，对12栋的特殊供应被取消，最明显的标志是热水没了。接下来就要各户赶走保姆，带我的那个大妈就是那个时候被辞退的。不知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在了我的睡房门上，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那时我才3岁。之后，又往各家硬塞进一户人同住。我们的12栋，说是高级住宅，只因为每单元有3个房间，比同时代的每单元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的多出了一间。由于里面的每个房间都很小，也没有门厅，两家人同住一个单元，生活上实在很不方便。这也是后来几乎同住的每两家人都闹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原因。被塞进来的，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家庭，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在生活习惯上不可能相同或相近，闹矛盾是注定的结果。问题闹得最大的，是一楼方家（详见此文后段）。李所长也不能再享受两个单元的特殊待遇了，他们家保留了我们这个门洞的单元，成了我家的近邻。另一个单元，记得是让给了一位军队上转业下来的干部（所革委会副主任？）和一位工人家庭同住。据说这个“让”的过程比较火爆，是未经所里和住户个人允许破门而入。详情我不太了解。但直到文革结束，李所长升任科学院副院长上调北京时，这个单元也没再归还给他。
文革初期，尽管各位“高老大”对局势都有不同的态度，但总体上还是积极参与的。随后，暴力事件发生，让大家有了自保意识。记得一楼的方先生，武斗开始后专门到访我家，和我父亲商量如何在大门上钉木板。当时，我们每家大门的上半部分是透明玻璃的，很不安全。在方先生的建议下，我们买了个面板（当年北方的面板，是能做饺子等面食的板，很大一块，和现今的小切菜板不是一回事），把玻璃给封堵上了。直到1981年我们搬离也没再拆下来。
如前文所述，我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文革初期，所里分成两派，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派系选择的时候，李所长特意来我家串门，他真诚严肃地劝告父亲，不要站队到保宋任穷的“辽联”（东方红）一边。父亲问为何如此，他说，“辽联”一派没有军队支持一定失败。要站就要站到受军队支持的“辽革站”（硬骨头）一边，这样才能在运动中自保。当时，所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都对宋任穷温和的，对国家建设有益的主张（我至今也不知道宋主张的详细内容是什么）表示赞同。这些留洋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研究不透，甚至没有研究，不明白军队在动乱中的作用和价值，我父亲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自己也曾为此“错误决定”深感后悔。除了聪明的李所长之外，其他所有人都选择了“辽联”，为此，在随后复杂的政治运动中，丧失了保护伞，吃了大亏。这次谈话之后，我父亲和李所长成了对立派系的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由于李所长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尽管他是这群“高老大”中排名第一位的人物，但在“辽革站”的保护下，对他的隔离审查，成了实质上的隔离保护，他没有“受苦”。用同院一位老一辈职工几十年后的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辽革站”不会打（所长），“辽联”不舍得打（所长）。如此不同的待遇曾让我父亲心理特别不平衡，直到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前夕，他和所长之间除了为工作不得不沟通之外，整个文革期间，两人见面都不讲话。不仅如此，我们两家也如仇人一般，同住一个门洞的楼上楼下，打头碰脸时，两家夫人不但不打招呼，反而相互跺脚，吐口水，以示对立斗争。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切！
前文有述，文革前我们这栋楼的住户相互关系很好。邻里间来往频繁，“串门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革爆发后，大家见面能点个头就算不错。即使不像我们和李家那样糟糕，相互间再也没有往日的和谐气氛，各自关门过日子，老死不相往来。倒是那个“洋人”方妈妈，依然保持着与人为善的作风，无论见到谁都是一如既往地笑脸相迎，接人待物一片热诚。看来老外就是老外，文化背景不同，即便“入乡”，也未必“随俗”。
当所里的人们分别站到敌对的两个派系之后，互相间的对立表现不仅仅反映在邻里相处时的恶劣态度上，工作单位里也是“剑拔弩张”。我母亲的研究室，两派人不但把正常的工作放在一边，还用科研设备制造武斗“凶器”。一度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两派的人共用一组砂轮来“磨刀”，而且是面对面相互对视着磨。那个气氛，没有一丁点儿“人情”可言。大家都是共事十几年的同事，一夜之间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像我母亲这样的“大家闺秀”，受多年“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也自做了一把匕首，还带回家。我外公见到后，说：难道你也要去杀人？经他一说，我母亲始觉荒谬，便扔掉了匕首。当时，所里的高音喇叭天天响，常常响，不但成为早晨6点半的“起床号”，也成为各派召集群众参加“战斗”的最佳通讯工具。这个喇叭的声音，伴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12栋这几位“高老大”，学术上是各个学科的科研领头人，行政上，不是所长就是研究室主任。那个年代，他们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难免有些盛气凌人，“得罪人”是经常的事。改革开放后，母亲的同事还在我面前多次提及我父亲和其他“高老大”的那些“遭人恨”的往事。因此，文革时有人借“运动”公报私仇整人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那些平日里比较高傲的“高研”都被整得很惨，我父亲，葛先生，师先生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师先生被隔离审查后，被打得很厉害。专案组要他交待问题，写得不满意就打。关押时期，曾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案组每天下午都在固定的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00）来检查他的交代文字。其实就是来打人。每次都是脱了裤子用军用皮带抽。后来，被打烂的皮肉和内裤粘在一起，脱不下来还要硬扯，受够了罪。这些细节，文革后开始的“清查”运动中，我曾在所内马路边的大字报栏内看到过与此相关的用红色毛笔画的血淋淋的漫画。这一过程，师先生本人1984年在他举办的欢送家父调离研究所的家宴上，也当着我们全家的面详细描述过。这些打手中，有一位姓田的木工，此人膀大腰粗一脸横肉，外号田胖子。文革初期，他和我们对门的谭家共住一个单元，算是我们的邻居。他在文革时期没少打人，为此“臭名远扬”。凡是文革时期在所里呆过的，无人不知“田胖子”大名。文革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不止一次听人询问此人下落，要找他“算账”的大有人在。但似乎此人早已离开大院，没人知道他的行踪。师先生被打之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二十年后，每至阴天仍会酸痛不已。
葛先生被隔离后，也被整得很惨。他的性格比较刚烈，以至于一只眼睛几乎被气瞎了。倒是他的夫人何女士很潇洒很豁达，和葛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礼堂召开的全所批斗会上，何女士和其他“臭老九”一样被挂牌子批斗，散会时，她都不会待他人把牌子摘下来，而是自己动手把牌子甩在一边，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大步离去。每天中午，楼内的邻居们都能见到她在楼前花园自己的菜地内锄草的身影，无论谁走过，她都会带着笑容打招呼，和文革前“地位崇高”时毫无二致。那个时代，我们楼内，没有一个被“冲击”的人能有她这份儿潇洒，我爸妈和我都非常钦佩她那心宽大气宠辱不惊的精神面貌。何女士2008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所内一位做记者的子弟，撰写了她的大传“戈与荷”，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这位20世纪女科学家一生的风采。
文革初期，一楼的斯先生也备受冲击出了“洋相”。斯先生是研究焊接的专家，我母亲多年来一直在他的研究室里做技术工作。文革初期，造反派为了羞辱他，让他独立操作轧焊条的机器，对一个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操作机器干技工的活，一定不会有“熟练工”的水平。如此一来，就被说成“徒有虚名”等等，被众人嘲笑。我在家中阳台上，亲眼看见他被五花大绑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从12栋门前，家人面前经过。之后又在工作区“中门”门前罚站，我和一帮孩子尾随追看了这一幕。他是12栋高研中唯一一个被如此当众羞辱的人。
所内十几个研究室当中，并不是每个研究室都如此疯狂。郭先生的研究室就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区域。所谓“比较平静”，是这个研究室在严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没人被整得太惨或被整死。此中原因，几十年后一位该室的“老同事”认为，因为整个研究室的人员组成中，绝大部分都是“辽联”这一派的人，支持“辽革站”的人太少，成不了“气候”。都是“自己人”，即便奉命不得不整，也会多少手下留情，决不会往死里整。这让郭先生的处境与其他同类人比起来，幸运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后，1969年的夏天，所里的职工几乎全部下乡劳动，一走就是几个月。整个12栋处在家家没有“大人”的状态。好在我的外公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父母可以放心地下乡。其他有孩子的人家很多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曹家当时两个孩子只有十多岁，曹老太太早已去世，好在老大是个女孩儿，年龄稍大可以照顾弟弟。和他们共住一个单元的一家人也是双职工，两个孩子和曹家姐弟年龄相仿。这个单元四个大人全部离去，剩下四个孩子留守当家。多年后大家坐在一起，聊起当年的情形，后怕得不得了。整个研究所，这类孩子当家的家庭很多，大伙都说，好在那个时代的少年人没有多少“歪心”，否则说不定会搞出些离奇的事情。
此后不久，所内相当一部分“挨整”人士就被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插队”去了。12栋内谭家曹家吴家都下去了。我们很幸运，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发现“发配”的名单里并没有我们的名字。当时，家里的空气很紧张，父母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十分焦虑。记得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外婆对妈妈说：不行的话，我们（外公外婆二人）回老家（铁岭农村）去，只是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那时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成为“包袱”的压力，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外婆的话到今天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把我当成负担，难道不能和爸妈一起下乡吗？
当年这些“走五七道路”的家庭中，相信有不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到了乡下面对现实，少不了闹“笑话”。60年代中才从美国归来的吴家夫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赶上文革，吴先生被整得死去活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吴先生当着全研究室职工的面被人打耳光，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自己批判自己。据一同下放的同院友人回忆：“下放”到农村后，他们夫妇不知道如何用灶来生火做饭，为了清除洗锅后剩下的一点水，夫妻二人竟然把一口大铁锅从灶上抬下来，抬到室外去倒水，让周围邻居看到成了笑料。多年后，大家谈论这个“笑话”，笑声背后饱含多少辛酸的眼泪。
一部分“资产阶级”住户“走五七道路”离开后，空出来的单元，就被“无产阶级”占领了。“高研”们的孩子很少，而且年龄差异很大，玩不到一起。新住户进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多了不少，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小孩子追逐、奔跑的场面，安静的环境变得热闹起来。我的儿时记忆，大多是这些混乱不堪的片断。文革期间，少年们不但大肆破坏楼内楼外的公物，还用政治环境来欺负我们这些“臭老九”孩子。
文革前，楼门走廊的玻璃窗，都是完整无损的，楼前楼后的花园也很整齐有规则。晚饭后，大家经常在楼前楼后散步，鸟语花香。自从文革开始，周围的一切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可以说“换了人间”。楼门没了，走廊的窗子没有一扇是有玻璃的。楼后的花坛消失，成了住户们的玉米地。前后四个花园中的各种树木都是残枝败叶的模样，花也没了。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那几棵繁茂的丁香树，能长成一人多高很不容易，转眼间就剩下一些矮矮的树干。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前院的桃树还健在，夏日里，一个人躺在树枝上乘凉，嚼着青涩的果子，耳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这是我童年中最惬意的时光。
后花坛变成青纱帐之后不久，前后楼的花园也成了庄稼地。12栋的住户们几乎每家一块地，种的都是玉米。没种庄稼的地方，便搭起了一人高的鸡棚，一阵风吹来，满院子鸡屎味儿。和花园相比，庄稼地鸡窝似乎更适合孩子们玩耍。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藏猫猫”，有一次我藏在鸡窝里，回家后满身屎味儿，惹得外婆大叫大骂。在孩子们当中，“出身好”的占多数，我一直是被他她们欺负的对象。我是“独生女”，家里有很多玩具，拿出去玩时，经常被他们抢走。事发后，还不敢和家长说，怕惹来更多的麻烦。每次发生这种事，都让我苦恼不已，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记得那几个经常抢我玩具的家伙。
不仅孩子被欺负，邻里之间相处，我们这类家庭也是被欺负的对象。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家的玉米地被对门的邻居强占了一大块，父亲很气愤，但也没有办法。那时的我一心想报这个“仇”，便找了一天没人的时候，把他们的玉米苗全拔光了。站在阳台上，看着邻居秃秃的玉米地，我的心情别提有多痛快了。
两类人的住户，随着时间的推移，邻里矛盾越来越多。文革后期，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最严重的莫过于方先生家的情况。那个时候，方先生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大儿子生得膀大腰粗，体魄强健。由于他们哥俩儿是混血儿，上级批准他们中学毕业后不用插队，但这个做哥哥的还是自愿下乡，在农村干了一阵子。在他们那个单元插住的另一家，户主身材瘦弱，两个孩子还小。相比之下，在力量上不如方先生家有实力。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最初的矛盾是什么，等我们注意到两家的问题时，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先是方家的大儿子对另一户的男人大打出手，接着，那个男人又磨刀霍霍（是真的在厨房里磨菜刀），扬言要砍姓方的。让我们这些作邻居的着实紧张了一番。最后，他们两家各走各的门，方先生他们把露台（一楼的“露台”是一个小花坛，文革后他们自己围了起来）的门当成正门，另一家则使用单元的大门，两家从此不再接触。
这类问题，直到“四人帮”倒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插入12栋的那些“无产阶级”住户搬走为止，才得以告一段落。那个时候，这栋“高级住宅”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到任何特殊之处了。
12栋的原有住户，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几乎全部搬离。有的搬到院内其他新建的住宅，有的离开研究所，另谋高就。李所长在1979年第一届科技大会后上调北京，任科学院副院长。我的父亲1981年受国家劳动人事部委托，在北京组建锅炉压力容器检测中心。1984年正式调离研究所，后任劳动部科技委副主任，劳动科学院院长。师先生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上调北京，任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葛先生夫妇80年代初带领所内一部分人迁往合肥，组建新的研究所。方先生1976年把3个孩子送往奥地利读书，八十年代初携夫人赴奥地利定居。定居国外最初的几年，他任职“奥钢”顾问，帮助“奥钢”和中国做生意，经常来往于欧洲和中国之间。
岁月沧桑，在12栋迎来建楼50周年之际，这片土地被重新开发。这栋“高级住宅”被推平后，在这块地上建了幢23层的现代住宅。当年的“高研”住户们今日都已离开人间。人走了，楼倒了。鲜活的一切变成黑白胶片般的记忆，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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