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这是我仅有的一张父亲单人照（估计是他60寿辰）
－－作者：董保智
我是知晓家中事情最少的子女，14岁就离家外出住读求学，况幼年、青年、中年多在病痛中渡过，记忆的确所剩无几，更何况现在已老，有些事情也记不清了。但我仍非常愿意在父亲110周年旦辰之时，追忆他老人家，感谢他对我的养育之恩。故将仅有的点滴记忆写下，以寄托我的怀念！
今年是父亲旦辰110周年之际，怀着无比沉痛地心情追忆他老人家，然而又是无比喜悦，能再次回忆儿时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情境，他离开我们已整整33周年了，多么想念他啊！
父亲 董时厚 重庆市垫江县人，1898年9月12日（农历8月初5），出生于重庆市垫江县，是董家正房唯一的独子，今年正好是他旦辰110周年。
父母还没成婚时，祖母就病逝了，之后，祖父先后续弦了两位祖母，我只见过最后一位，那是在解放后1950年的春节，我们兄弟姊妹6人，随母亲一起回老家，虽是第2次，但可以说是第1次，因1937年第一次去老家时，我才2岁多，无任何记忆。那次是第一次向祖父讨要学费，但祖父没有给，他不让我们去读书，更坚决反对女孩子去读书。
祖父是他家兄妹三人的排行老大，父亲又是他那辈人的排行老大，在重男轻女的旧社会里，可想当时曾祖父家是多么地喜爱他！
但不知何故，父亲出生后竟一直不会说话，人们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尽管如此，家中仍倍加地疼爱他，毕竟他是董家“传宗接代的长子”。
1903年阴历年（春节）的除夕，一声巨大的炮竹声，震响了他那已沉睡5年之久的声带，他兴高采烈、欢蹦乱跳地从朝门外跑回堂屋，一支手指着朝门口，大声地对祖父、母说：“放鞭炮了！放鞭炮了！”，突如其来的喜讯，顿时全家一片欢腾，只听到：“老天爷，我的儿子会说话了！” ，“时厚儿会说话了！”，“大少爷会说话了！”，“董家福星高照！”，“董家祖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啦！”。声声地欢呼声，震动了全家男女老少、上上下下。那年的阴历年别提家里有多热闹、多喜庆了，不仅震动了整个董家的族内、族外，而且几乎轰动了全垫江县城！那欢笑声，那鞭炮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热闹非凡。
祖父是垫江县一大地主，一生视田如命，虽很富有，但仍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整天盘算着今年还能收多少担租子？还能买多少田？如何才能积攒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田！假如只能买到8分地的钱，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再多挤出点钱去买到1石谷子的田，他认为田才是唯一的财富、才是无价之宝，越多越好，越多才越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越能表示自己有才干、有实力，所以，一定要购置多多的田产，才能更加光宗耀祖！故他恨不得有更多自家的儿孙们，帮他一起去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田，使自己的家业更加“兴旺发达！”。
所以，父亲在垫江老家读完初中后，祖父说什么也不让他外出继续上高中，最好和他一样坐在家中与他一同去收租子、买田产置家业。 他对父亲说：“在家有吃、有住、有穿、有用哪点不好，出去读哪门子书啊，还要花那么多的钱！”，“有那些钱，家里又可买很多的田！”，“你看人家儿子，不都是读个小学，顶多初中就在家置家产，有谁还跑到外面去读什么高中？上什么大学？”。 见父亲执意要外出深造，便说：“家里开销那么大，就靠这点租子维持，哪有钱再供你出外读书？”，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准父亲出外再继续求学深造！因此，采取不给父亲一分钱的办法，来阻止他出外求学！
祖父的亲弟弟我们叫二公，也是垫江县一个大地主，他有4个儿子，大儿子叫董时进，比父亲小一点，我们称他叔叔，自幼和父亲一块长大，一起读书，如同亲兄弟十分要好，初中读完后，他亦是想出外继续深造，但他的父亲（二公）也是不同意。
于是，他们哥俩私下商量：决定背着家人一起偷偷去上海读书，由于祖父和二公都不肯给学费，他们只好将平时积攒的一点零花钱用来作盘缠。为节省开支，他们徒步走到长寿县，再乘船去上海。为此每人买了2双草鞋作行路用，打着赤脚，穿一双，背一双，从家里一直走到长寿县，路上饿了就吃点带去的干粮，渴了就喝口水，晚上住最便宜的小店。艰难的长途跋涉，他们的一双赤脚，早已被草鞋磨出了好几个大血泡，但为了求学，仍忍痛继续前行，到长寿县时，两双草鞋早已磨坏了。
在上海，他们在南洋模范中学就读高中，父亲与叔叔学习都很勤奋刻苦，毕业后又一同去北平（北京），考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解放后的北京农业学院，当时的校长是胡子昂。现改名中国农业大学）农艺专业。
大学毕业，他们又先后去美国深造。准备学成后回国，再来发展家乡的农业。
1923年父亲考取美国艾瓦华（现名艾奥瓦）州立大学园艺专业硕士，因家里不给钱，所以，只能边打工边读书，勤工俭学完成学业，1926年获硕士学位。 为巩固专业知识及进一步提高实践技能，毕业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一年的果树栽培研究工作，1927年回国。 不久再次出国去日本工作，实地考察3个月后回国。
小时侯，一次我在翻看家里的像册时，看到一张父亲身穿白色长服，头戴白色抽褶圆顶帽，双手正在掰开一个鸡蛋，准备倒进碗中做饭时的照片，不禁惊讶的问母亲：“爸爸怎么自己去做饭当起厨子成了佣人了？”、“为甚么不叫老胡（那时家里的厨子）去做？”。这张照片一直深深印刻在我那儿时的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证明父亲在美国读书，确实是靠勤工俭学完成的。因此，父亲虽有着旧社会优越的家庭条件，但因祖父不给学费，为了求学他宁可舍去，而自食其力完成学业，这是我幼小心灵中最敬佩他的第一点。 从而使其在异国他乡求学如此艰难而倍受感动，比我读书艰苦多了，如果没有一个坚强信念和顽强毅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漫长的求学历程，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当然我亦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父亲回国后，才与母亲相识、结婚，时年已30岁，他是先事业后家庭，在那个社会像他这样条件的人并不多，真是难能可贵。 父亲36岁时我才出生，是家中第4个孩子，在兄弟姊妹6人中，唯有我一个人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均有的孩子，应该说是一幸运儿，但在当时也可视为一个不吃香的多余之子，然而父亲却非常喜爱我。
父亲回国后，先后任北京、河北、河南等省农业大学教授；江西省农业研究所高级技师等职务。1937年秋“七七”事变后，携全家一起来到重庆市。
在重庆市一住就是38年，经历了抗战8年，又解放战争4年，期间，他先后在江津园艺改良场任技正兼场长，西昌农艺专科学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西南农学院（现在的西南农业大学）任教授，兼园艺系主任，直至1975年去世，享年77岁。
刚来重庆时，我们住在南岸区，那时重庆好像还没有农业大学，为不荒废专业，父亲在离家附近处开办了一个农场，取名“厚生农场”，主要种植瓜果，如：广柑、夏橙、桃子、樱桃、柠檬，以及西瓜、香瓜等水果，并亲自动手栽培，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农场。
印象最深的是种植西瓜年头最长，付出精力也最多，因为，当时那里是红壤地而不是沙土地，不适宜种西瓜。
为扩大川东郊区也能种植西瓜，父亲想作点开拓性尝试。于是，整个生产过程他全部都亲自参与，在向工人们讲解园艺技术和自己过去种植经验的同时，也和工人们一起参加劳动：刨土、播种、育苗、浇水、施肥等各个生产环节，特别是当西瓜快成熟时，他与工人一样戴个草帽，整天顶着烈日，在园地里一起除草、翻晒西瓜，克服各种困难，确实十分不易。 从而使我们家种的西瓜是又大、又甜、水又多，非常好吃。 加上那时重庆还不会种西瓜，外地也运不进来，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以，“厚生农场”的西瓜更是远近闻名。
因此，他的成功正是其在实践中，发挥了不怕困难、肯于吃苦、坚忍不拔的结果，是对自己事业勇于探索追求不懈的结果。 根据他一贯淡泊名利的严谨作风，我想他在为实现理想这一实施过程中，绝未想过成功后要得到什么？或要受到谁的褒奖。 这是我最敬佩父亲的第二点。
不知是哪年夏季，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听说现已改名为南山 当时那里有国民政府高官的住所）度夏时，想吃西瓜，但苦于买不着，最后被警卫打听到：有位留美洋学生办了个“厚生农场”，唯有那里种有西瓜，且特别好吃，于是便马上派人前来采购，当即送去2挑，还让其儿子蒋经国给父亲写了封感谢信，誇赞父亲事业有成，种的西瓜非常好，并鼓励父亲继续努力，培植更多的新品种（听家人讲述，大意是这样）。
父亲一生非常热爱自己的园艺专业，尽管我不懂得他如何去研究那些果树种植技术，但看得出他十分重视实际栽培，在家里，我经常看见他在院子里，为果树浇水施肥，经常进行剪枝，路旁的一排万年青，常常被他用果树钳剃成个“小平头”，他说：这样既整齐又好看，而且还利于它们的生长；也常常去修剪其它的果树枝叶，他说：不把不须要的枝叶剪掉，它们就有可能会挡住太阳，影响对其他有用枝叶的照射，同时还能把它们吸收的养分省下，供给其他枝叶的生长，果树有了充足的营养和太阳照射，结的水果才多、才好吃。
父亲还十分重视结的果实是否好，细心品尝它们的滋味，满意时点头泯笑。他告诉我们：果树施肥很重要，施肥好才甜；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不一定大的就一定甜，要看它是否结在树尖上？能否得到太阳的充足照射？有时也告诉我们不同的水果应如何挑选？
正因为爸爸很爱吃水果，也就带动我们全家人也很爱吃，且每天都必须吃。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喜爱吃水果，每天不可不吃。
父亲真是太爱自己的专业了，对水果情有独钟，痴情到：如何削水果皮的方法也有一套，他说：吃水果，还要会削水果才行，并示范给我们看，例如削一个糖梨，他说：应从它的后屁股开始削，削下来的皮，中间不能断，且宽窄应一样，最后用刀子将其把切下来，然后把削下的整个果皮倒过来放在桌子上，将皮与皮之间对好，便成了个空心糖梨，再将切下来的把盖上去，远处看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糖梨。可我至今也没学会这一技巧。
家中小草坪的最西侧，种有好几棵大芭蕉树，虽从未见过父亲对它们进行施肥、修剪，但尤以它们长得最高最旺，快与家中二层楼房子一样高了，每年它都要开花，并结许多大芭蕉，我没见过香蕉，以为芭蕉就是香蕉，看着那诱人的果实，多么想吃啊！可父亲说：芭蕉不是香蕉，不好吃、也不能吃，我问：“那你为什么不种香蕉呢？”，父亲告诉我：“香蕉是热带水果，它必须生长在气侯很炎热的地方，重庆气温不够高，长不出来，只有我国广东、海南一带才能种，我说：“它们怕冷，那就把它搬到廊子里（廊子离它们只1、2米远），周围用席子围起来，冬天也给它们生个洋炉子（即家中带烟筒的取火炉），若再冷，给它们裹上被子不就行了吗？”，父亲说：“不行！”，我：“为什么？”，他：“你还小不懂得，等长大后，你学了生物课，就会慢慢明白”。
小时候，仰面洗头，被水灌进耳朵里，很快发炎化脓，疼痛万分，如果让舅妈（医生）看，肯定又是先用棉签把耳朵里的脓血擦洗干净，然后再涂上药，可那时耳朵不碰都疼得要命，怎么再经得起这么折腾呢？当然很害怕。不知是那位经验丰富的佣人讲：“不用去医院看，也不用清洗耳朵里的脓和血，只要直接往耳朵里灌点芭蕉油，用不了几天就能好”。他们顺着细竹子的结切下好几段，并将每段细竹子空心的一端削成斜面，然后将其插入芭蕉树的树干中，芭蕉树的油便慢慢流进细竹筒里，再将其滴入耳朵。没想到芭蕉油真灵！真的很快就好了。 我太感谢它了！更感谢父亲种的芭蕉树！正是它才使我免于一难！以后家中不管是谁得了中耳炎，都用这种办法来治，从此家人对芭蕉树也刮目相看！中国的医学偏方实在太神奇了。
父亲很喜爱体育运动，早在北京读大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体育锻炼。
小时候在一次家中凉晒衣物时，我曾看见一个用呢子做的并镶有缎子边的三角锦旗，是他们中国农业大学校足球队比赛获胜的荣誉奖品，名次我忘了。
听母亲讲：那时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足球队的领队是胡子昂先生（比父亲高二届的同学，解放后任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 足球守门员为乐天宇先生，兼校足球拉拉队负责人，父亲的同班同学（解放后任西南农学院教授）。
父亲那时踢球水平很高，是校足球队的核心人物，比赛时总带一付黑颜色的手套，绰号“黑手套”，在场上担任中锋角色，是球队的主要射手，亦为对方重点盯防的对象，因很嫉恨他，故每每比赛时常说的一句话，即，“要把那个带黑手套的人给踢伤”，意：他们才有获胜的希望，因而父亲屡遭对方暗算，落下严重的脚伤。 中年以后，脚背伤痛经常发作而不能下床。 原来绿荫场上的对方是冤家早就存在，而并非现在才有，只不过现在的手法更高明了，难怪我国足球比赛为什么总是拿不到名次？
1921年父亲还荣获校网球比赛冠军，获一银质奖杯，上面刻有“网球第一董时厚”的字样，它一直被摆放在客厅显眼的茶几上，是父亲非常珍爱的纪念品。因为，小时候他从没见过网球，更不知如何去打，他的技术水平全是在北京农业大学体育老师的指导培养下，勤学苦练的结果。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们将这一奖杯捐赠给该校了。
他还会游泳，有一件十分喜爱的高档连身羊毛游泳衣，因洗小了不能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我上大学时父亲把她送给我了，看着式样如此新颖而又别致的泳衣，我高兴极了，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穿上父亲这件漂亮的游泳衣，在水中遨游！然而，由于我胆量太小未能学会，辜负了他的一片希望。
解放前，国家贫穷落后，特別是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一家人的生计及兄弟姊妹6人的学费，父亲不得不一人远去它乡，一个落后而又十分危险的西昌（当时属西康省管辖）地区任教，那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那里少数民族的肆意掠夺及政治歧视，引起当地彝族同胞无比愤恨，故他们非常仇视汉人，见到手无寸铁的汉人就要杀，所以，父亲在那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但因该校工资是支付银锭，而不是瞬息骤贬的金元劵、银元劵，那时我们兄妹有3人在南开中学读书，每人每学期的学费是77个袁大头，这231枚袁大头，一年就是462枚啊，只有工资是银锭才能得到保证，父亲正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求学愿望，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可那时我那里知道？反因去南开中学住校，想要买一个牛皮箱未得到而大哭一场，从来没被拒绝过的我，记得那次哭得特别伤心，心想，我是正当用，为什么不买？况我还得了那么多奖学金，为什么不给我买？
当我长大得知此情况后深感歉疚，多么感谢父亲的爱子之心，因此，在求学问题上，父亲对我们，与祖父对父亲，真是天壤之別截然不同！这是我最敬佩父亲的第三点。
我能按步就班，直到完成大学学业，还应感谢父亲的特殊给予！
我是个早产儿又奶妈喂养，是先天不足，又后天也没跟上的孩子，故自幼体弱多病，3个多月就得了百日咳。
一岁多又被粗心保姆喂进一粒桔子籽，高烧不退，整天哭闹，被某医院误诊是脑膜炎，但吃药、打针就是不见好转，为一次次化验需要，我的脊髓已被抽干（母亲说：针扎进脊椎里，再也抽不出一滴脊髓），这可急坏了父母，不吃不喝的我，24小时基本躺在大人怀中哄拍着才行。
家中那么多大人，而我唯愿父亲来抱，如果别人抱着还是哭，只要他一抱，我就立刻不哭了，晚上更是如此，所以，每晚则由父亲抱着我围着火炉转，还要不停的用手轻轻地拍着我，有时嘴里不时哼着《摇篮曲》哄我睡觉，稍有停顿就要哭闹，此时的我可以说已病入膏肓。
那首《摇篮曲》，小时侯父亲经常在留声机（类似电唱机）里放给我们听，至今仍清晰记得！
《摇篮曲》
3.3 5－― 3.3 5 ―― 35 1 7 6 5 －
快快睡 我宝 贝 窗 外 天 已 黑
23 4 2 23 4 24 76 5 7 1
小 鸟 归 巢 去 太 阳 也 休 息
55 1―― 64 5―― 31 4 5 6 45 ―
到天亮 出太 阳 又是 鸟 语 花 香
55 1―― 64 5―― 31 4 3 2 1 ―
到天亮 出太 阳 又是 鸟 语 花 香
注：1）简谱并在一起的视一拍，其余各为一拍；
2）“－”号表示延长一拍； 因水平有限，谱曲不一定正确。 此外，诸如半音符、四分音符、装饰音符等，由于打字技术所限无法表达。望谅。
医生对我束手无策，绝望了，劝父母放弃我，让他们为我准备后事，并说：“就是把她救活了，长大后也是个傻子，那时你们定会更加难受！”。
父母虽一边按大夫说的为我准备后事，我的小寿衣、小棺材都买好了；但仍不死心为我各处求医，父亲说：“只要没死，我们就要给她医治！”。
也许是我命大，也许是父母的一片爱子之心，感动了上苍，后竟被一家法国医院诊断出是急性胃炎，由于诊断正确，奇迹般的给救活了，原来他们发现我胃中有一粒桔子籽，排出桔子籽，我得救了！！全家欢天喜地，为了表达内心的喜悦及深情的感谢，父母定做了一个几斤重的大银盾（匾），上面刻着：“救我赤子”四个大红字，送给这位医生。
父母的高兴劲我虽没看到，但，是可想而知，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欢喜！这是我大学二年级暑假，第一次从北京回家时，母亲对我讲述的。
而父亲则是在他临终前，回光返照的那一天，满含泪花深情向我讲述的，他要把埋藏心中已40年对我深深的爱，在即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我倾诉，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父爱！那时的我亦泪水盈眶。
这件往事一直深深埋在心中，每当我思念他老人家时，都会想起这段难忘的往事！
此外，不论是读中学或大学，由于体弱多病，父亲总是千方百计的给予照顾，优于其它兄弟姊妹待遇。
记得刚去南开中学学习时（住校），他一定要我和老师同桌用餐，怕我不好意思去办，就亲自替我去交费，要知道它的伙食标准要比学生高出许多，而那时恰是家里经济最困难之时，可我哪里意识到这一层。
到北京读高中时，他仍嘱咐我不要吃学校的伙食，一定要去街上的饭馆吃，还说：“不要省那点钱！，要把身体搞好才是”。所以，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用，不仅比其他兄弟姊妹多，而且也高出同学们许多。
退休后的这些年，当我思念父母回首往事时，才深深感悟到：父亲给予我的爱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父亲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也不爱笑，经常一个人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沉思，或看书报、杂志，好似很严肃，小时候兄弟姊妹都很害怕他，都不敢单独与他接近，也不敢和他多说话，更不敢和他打闹说笑，但唯有我不知为何胆子却那样大，不仅敢和他说话，而且还敢和他一起打闹“疯”玩。长大后，母亲、姐姐都如是这般告诉我，她们清楚记得：有时我躺在父亲的怀里，又说又笑，有时围着他转着跑，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是个小疯子咯！”，“我是个小疯子咯！”。奇怪，父亲为什么就只愿意和我一个人说笑、又闹着玩？为什么那样地喜爱我？！难道是因为我爱说爱笑？爱唱爱跳？招人喜欢？我想除此之外，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最像妈妈的缘故！
父亲脾气很好，难得看见他生气发火，也从来没打骂过我，什么事总是笑笑嘻嘻地对我说，在记忆中，他仅仅只说过我几句，其实那次是我做得过分，那是一次我参加学校演出回家时已很晚了，全家也都因没吃晚饭就去看演出，故回家后大家都急于想赶快用餐，可我偏偏坐在饭桌前生气不吃，原来摆在我面前的筷子，不是我的那双红骨头筷子，但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于是拿来一双福建漆的筷子替用，我不吃；又换了一双化学筷子我也不睬；最后拿来一双象牙筷子，我仍然是坐在那里生气不吃。大家很着急地哄劝着我：“快吃吧！肚子都饿了，先吃，明天一定给你找到”，可我就是不肯吃，眼看着饭菜都快凉了，这时，一旁的父亲发话了：“哪双筷子不能吃饭？赶紧吃，这么晚了，吃完好早点睡觉！”。
我一听，更是火冒三仗，心想，你们不是说：要讲卫生，吃饭一定要用自己的筷子吗？可筷子放错了，爸爸为什么不说佣人，反而责怪我不对？于是干脆把筷子一推，委屈的，哇！地一声就哭了，这时桌上的姨妈立即对父亲说：“孩子演出又累又饿，你还让她哭？”，并马上过来哄我，母亲也一旁附和，当着全家那么多人，此时父亲竟然没再说一句话，多好的涵养啊！也总算大家给我下了个“体面台阶”。 其实，父亲并没说错，他是在关心我的身体而替我着急呀！当我长大懂事后，每当想起这件小事时，心里都会愧疚的说：“爸爸，您脾气真好，真对不起！”，其实我知道父亲是很关爱我的。
我家有一棵樱桃树长得又大又壮，每年都要结许多樱桃，待樱桃吃完后，就成为我们孩子办家家酒的好去处，常常是分成2、3家，各占一株粗枝作为自己的房子，爬在上面，坐在树枝上用小刀片，将树叶、果皮等切碎，放在瓶盖里，还假装用小竹片当锅铲来炒它们，并撒上点沙子当作料，它们就成了过家家酒的美味佳肴，有时也从厨房里抓点剩米饭当主食，记得那时我们玩得挺起劲，长此以往，那棵樱桃树的外皮，早已被我们爬得铮亮精光，樱桃也就渐渐结得少了，但父亲好像没有骂我们。
还有一次，是个暑假，习惯中午都应睡午觉，可当我们躺在床上，听到那熟悉而又心动的叫卖声时：“冰糕（冰棍）凉快，冰糕，香蕉、橘子、豆沙冰糕凉快，冰糕！”，“卖冰糕啰！”，不觉大家（除大姐外）都示意要去买，我们几个人便悄悄爬起来，轻轻走出房门、下楼、出大门、出朝门，掏出那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买了5支冰糕，每人一根。
正当我们兴致正浓，品尝那甜美而又凉爽的冰糕时，不知是因我们的行动声太大，惊动了父母，还是大姐的告密，忽然听到父亲在房门口，挨个呼喊我们每个人的小名时，一下子都惊呆了，赶快一溜烟的跑到朝门外，齐刷刷的紧贴在朝门外墙边站成一排。父亲在院子里没找到我们，于是拉开朝门，往外探头一看，这下可好，一目了然的把我们全映在他的眼帘里看个明白，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
因父母不知嘱付我们多少次，不要去买冰糕吃，说：小贩都是用河沟里的脏水做的，不卫生，不能吃！吃了要拉肚子，我们都点头答应，可现在不成了在撒慌吗？怎么办？心想至少要挨顿骂了，或把冰糕抢走，扔掉！多可惜啊！然而出呼意料，父亲竟没骂我们，也没抢走冰糕扔掉，只“嗯”了一声， 一句话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回去对她说：“他们5个人正在朝门外吃冰糕呢！”，可见父亲的脾气真好，同时也是他一种和谐而有效地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因为，从此我们好像再也没去买冰糕了。
不久父亲让母亲带我们到镇上的冷饮店去吃冰激淋，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冰激淋，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冰激淋是什么样子，最让我奇怪的是竟然从冰激凌杯中冒出了一缕缕的细烟，不是说水烧烫了时才会冒烟吗？那么冰冷的冰激凌为什么也要冒烟呢？可那时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直到解放，国家加强对冷饮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后，父母才允许我们吃，有时父母也给我们买，那时我亦看到父亲自己也在吃冰糕。
记忆中，父亲很喜欢和我一起摆龙门阵（聊天），除了谈玩耍，有时也谈学习，谈礼貌，谈品德等等，很多做人的道理，正是从这里不知不觉获得，并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座右铭。
如： 1）父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特别是国语（语文），小时候他常对我们说：国语很重要，一定要学好它，作为一个中国人，更要首先把自己国家的语言学好。如果你不能把一件事情用中国话讲清楚、用中文写明白，你就无法生活，将来也无法立足于社会。试想，你都不能向别人表达你想要说的或写的是甚么？别人怎么知道？又怎么与你交流？假如，领导让你写一份自己的自传，你都写不清楚，那他怎么能了解你的过去？又怎么放心让你去书写工作中其它的事项呢？ 同样，如果让你说说这一段都作了哪些工作？你也讲不清楚，那他怎么能知道你的工作情况？又怎么能放心让你今后对外独挡一面？或让你和同仁一起去工作呢？
还说：如果你中文没学好，也将直接影响你以后的英文学习。你英文学不好，不能正确对照中英文含义，那你怎么能出国深造？将来又怎么能与外国人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并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自己国家的语言都没学好，不仅中国人看不起你，外国人也会瞧不起你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记在心中。
所以，父亲很重视我们的写作能力与口才表述水平的培养。
他要我们写好作文，并经常对我们进行检查，我的作文几乎每篇他都要看，还要看老师的评语，有时也加上自己的一点看法，当然首先是肯定，然后再指出不足之处，在记忆中，好像经常得到他的夸奖，对于从小就喜欢戴高帽子的我，自然非常高兴，有了赞许，也就容易接受他指出需要改进之处，以便更努力去写好下一篇作文，得到他下一次的好评。
父亲还鼓励我们有时间可写写日记或周记，他说：“要从多方面经常去练习写作，才能不断巩固与提高”。我的确有好几次中断后，又在他的督促下，重新坚持去写日记或周记，并将所写的全都拿给他看。
上南开中学住校后，他仍经常教导我要写好作文，有时间可以继续写日记或周记，并让我每次回家时，都把作文本，日记、周记本带回去给他看。正是在他的长期关怀、鼓励与督促下，我的写作才得以不断巩固与提高，所以，今天的文笔，正是与父亲的长期教导分不开。
他一直希望我长大后从事文学工作，高三时，曾多次写信希望我报考中文专业，并说：“如果你不喜欢当作家，可以报考 <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很好、很重要，前景广阔大有前途，也适合你开朗的性格”。可惜那时我根本就不想学中文，也根本不清楚<新闻专业>都要学什么？以后要做些什么？一心只想学工，将来当工程师，因此，我没听从他的意见，现在真有些后悔。工作以后至今从很多实践中，都证实父亲说得非常对，新闻工作的确很重要、很需要，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它，远的不说，就拿这次四川省汶川县“5.12 8.0级大地震”来说吧，就充分证明：新闻工作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
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也正是；写，让我又好又快地完成许多工作；就是在退休后的这十多年里，特别是近些年的独居生活中，也正是；写，成为我生活中的好伙伴、好帮手，如：对外沟通、处理问题、排忧解难、心态平衡等等都是靠它； 更；它 是我表达心灵、抒发情感、追忆时光、激励前进的最好工具； 同时也是我消磨时光、减少孤寂的最有效方法。
在我《记忆2》的随笔中，曾写到：“当我拿到第一本出版书的稿费时，应该说，首先要感谢我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是他们给予我的写作知识”。那么，“其次”，现在就应该补写上：“更要感谢我的父亲！”，尽管他并没给我更多的具体写作技能，但，正是他让我从小就牢记：“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今后才能立足于社会。如果你中文都没学好，不仅中国人看不起你，外国人也会瞧不起你的！”，正是这些话，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要努力去学好中文，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我也正是按照父亲的教导，努力训练自己的口才表述能力。从小经常随父母外出作客时，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大方的向长辈问好、有礼貌地回答长辈的问话；在课堂上愿意接受课文朗读，愿意回答老师的提问，胆子也就慢慢训练得大起来；并一直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演讲比赛会。
第一次参加的是故事比赛会，那时我刚进小学，还不到6岁，故事的题目是《地板底下的故事》，是姨妈（那时她还没结婚，我已过给她当女儿，后父亲又反悔了）讲给我听的，大意是：从前有个孩子，小时侯家里生活还有点富裕，但从不乱花一分钱，每次都将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不舍得用而塞进地板缝里存起来，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攒下去，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年父亲不幸患了重病，非但不能外出做工挣钱，反而因治病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完了也未医好，母亲十分焦急地说：“这可怎么办？！”，这时，那个孩子不慌不忙地对母亲说：“我有办法！”，于是拿来菜刀，顺着塞钱的地板缝把地板撬开，用手指着地板让母亲往下看，啊！地板下面有好多好多的钱！原来这些钱就是他过去没舍得用的零花钱，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母亲高兴极了，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后来正是用这些钱，继续把他父亲的病治好了。
由于故事内容好，我又会讲普通话，嗓音也大，再加上在幼稚园毕业时，刚刚作了致谢词发言，心理有点底，所以在台上就不那么紧张害怕。因此，得了第一名，好像还发了奖状，我当然高兴极了，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有了第一次的尝试与取胜，以后也就不那么怵头参加演讲比赛了，就这样不断地在“游泳中学游泳”，讲话水平也渐渐得以提高。
正是自幼听从了父亲教导，加上老师的培养及给予的锻练机会，才使我胆量不断增大，慢慢敢于在较大场合下讲话而不害怕。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单位首先又是计委，那时工作要求我独挡煤炭计划管理一面，上对领导，下对基层，都是面对人去工作，长此以往，也就进一步训练了我的胆量与口才。
也正因为潜移默化的结果，才使我后来调入矿大，顺利当上一名教师。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我敬爱的父亲！使我受益非浅，并将受益终身！！
上图：作者在大学四年级的照片
2）父亲也很重视国画与墨笔字。
他给我们请来南山中学国画水平最高的刘敦和老师，一般是在寒暑假，请到家里教我们兄弟姊妹画山水画，记得刘老师是教我们水彩画，从画花卉开始。
首先教我们：如何调色？如何握笔？如何下笔？以画一片叶子为例开始学，至今还清楚记得他说：一片叶子是由2大笔构成，每次下笔后向右方稍拉一点画笔就不能动，直到颜色浸满纸上，形成半片叶子后才能提笔。每次都是先用水彩毛笔沾满浅禄色水彩，再在笔尖上稍沾一点深绿色后再下笔，第二笔亦是如此，它是在第一笔的上方下笔，方法同上，然后再用墨绿色勾画它的叶茎，这片叶子就画好了；一朵花是由许多花瓣构成，所以要从画一个花瓣开始，花瓣，如果是粉红色，也是用深粉、浅粉两色组成，当众多花瓣组成一朵花后，再用黄色在其中心点缀花芯。
刘老师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我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至今还依稀记得他的面容、形态，可惜我后来去外地读书，未能继续向他学习，加之那时自己对画画也不够重视，所以没有学成，非常可惜。解放后他就离开学校了，方知他是位地下工作者，由于年龄也小，亦未能受到他的政治熏陶。
父亲十分重视毛笔字，要我们写好毛笔字！他说：中国自古多用毛笔写字，所以，除课堂学习外，要我们课外多加练习，包括：大楷、中楷、小楷，要我们先从写楷体字开始。除了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小铜墨盒，可以带到学校去使用外，家里还有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一些砚台和各式各样牌号的墨块，磨出的墨汁还挺好闻。父亲还买有许多不同书法的各种字贴，让我们学着写。
在假日里，特别是寒暑假，他经常是把我们招集在客厅的八角桌上练习写字，人多时还把茶几拼在一起加大写字场所。他总是在一旁陪伴着我们，为我们默默的磨墨，并将一盘又一盘磨好墨汁的砚台，端到我们的桌子上，还不时俯身察看我们握笔的部位？书写的姿势？当我们写好后，他还要亲自为我们把写得好看的字用红笔画圈、点评，并写上日期，我每次都要细心的数数，有多少个字被父亲圈上了红圈，为什么有的字就没被圈上？每当我的红圈比上次多了，哪怕只多一个，我也非常高兴，表示我进步了。如果父亲再能夸上一句、半句，那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小学高年级，开始使用钢笔，当时叫自来水笔，意：灌上钢笔水后，写字的墨水，能源源不断地自动从笔杆输送到笔尖上，灌上一管墨水，能写很多很多的字，再也不用墨盒或卷笔刀了，上课记笔记又十分方便、快捷，如果再把钢笔配戴在衣服上，甭提有多神气，它渐渐地代替了毛笔、铅笔书写。上中学后更是钢笔字一统天下。
直到文革时期，当我重新拿起毛笔来书写大字报时，方感是那样的陌生、沉重，写出来的字还不如小学时的水平，这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我们国家有些中央领导或军事家或大文学家或大艺术家，他们也多是会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看到他们的题词和签名，以及书写的诗词时，方感毛笔字有多重要、多好看！
回想起来，父亲给我们的书信也大多是毛笔字，一手得体的毛笔字，印证了他的功底。当初我如果能听从父亲的话，像他那样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该有多好！
3）父亲还主张我们学点古文、背诵唐诗等，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还调皮地说：“什么之、乎、者、也，听也听不懂，谁这样讲话？”，所以不学，只肯背“三字经，因为，比较白话易懂，也顺口好记，虽不像学国语那样认真，但亦受益不少，明白许多作人的品德，最记得的一句是：“融四岁，能让梨”。小时侯因身体不好，多是兄弟姊妹让我，连弟弟、妹妹有时也让我，不与我争东西。从那以后也慢慢懂得，自己也要像孔融那样，学会让別人。近几年听说有的小学，开始将它列为教学内容，看来十分必要，它正是一点、一滴，从小培养孩子如何做人的许多道理。
4）大概上小学低年级时，一次说起学习，父亲问我：“怎么才能学好功课，将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说：“上课要好好听讲，放学回家，认真做作业，把每天的功课都做完”。他说：你只讲对一半，当你在低年级时是这样，老师讲的功课少，也比较容易，只要上课认真听，一般都能懂，作业也会做，但当你以后上高年级或中学、大学时，不仅功课门数多了，而且内容也慢慢难了，有时就是你上课认真听，也可能没全听懂，这时没弄懂的地方就要去问老师，千万別怕老师说你上课没认真听讲，不是好学生，或嫌你苯，怎么连这个也不懂？要知道如果你现在不去搞清楚弄懂，以后相关的内容或它的后继课程，你就更听不懂了。
接着说：知识的获得，一方面要努力接受老师课堂上的讲授，另方面也要靠自己不断地去把不懂的内容问清楚，去问老师或同学，千万不要怕人家笑话，别人是不会笑话你的，如果他们（她们）笑话你，说明他们（她们）不对，但如果你不懂而不去问，就是你的不对了，那是自欺欺人，当考试时你答不出来，没考好，那时人家才要笑话你的。
为什么我们称知识丰富的人是有学问的人？就是因为“学问”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既要学也要问，一个人的知识就是靠这样不断的积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进而父亲又引出：“不耻下问”这一成语，他说：这是古人讲的，什么叫不耻下问？即：“不要以为向学问比自己差的或职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是件可耻的事情”。所以，你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去问功课比你差的同学，只要他（她）懂；同样，如果以后你当了老师时，也可去问你的学生，只要他（她）懂。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朦胧懂得：好学生也有功课不懂的时候，以后我也可能上课有听不懂的地方，那时就应该去问，问了才能懂，不懂又不问才是不对的。 同时也明白问问题不是件丢脸的事，别人不会笑话你，说你好学生怎么还不懂？也不要以为问问题只能问老师，可以是同学，或问其他的人，既便他学习不如你，或他根本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只要这个问题他（她）懂就可以去问。生活中同样也会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事情，只有问了才能懂，才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不耻下问”，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成语，印象很深，一直牢牢记在心中，同时也深感古人真了不起，那么多年前他就懂得“学问”二字的含义，真有学问，而且在我以后长达几十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时至今日，正是它，一直成为我求知的座佑铭。
5）父亲一生乐于助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他的专业技术上，只要能作到，均是有求必应。父母两家都是大家庭亲友多，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又多聚集在重庆，那时我经常看见家中住有亲戚朋友，均是白吃白住，有的十几天、二十几天，也有的几个月、甚至1、2年，但父亲都是好脸招待，只要不愿走，他从来没撵过，或有不乐意的表示。 其中有很多是母亲的亲友，如：母亲有位东北老乡，解放初期全家来到重庆，身体不好又经济拮据，一住就是数月，并有一女儿还患有晚期肺结核，经常咳血，当时是医不好的，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人是不会收留，但父亲从未表示嫌弃，直到那孩子病死在我家，直到他们找到去路愿意走时。
又如，父亲一远亲，是地下党外围的激进分子，被国民党盯哨后，便来我家避难，父亲虽然搞不太清楚，但多少知道他有点政治色彩，但仍一直把他保护在我家直到脱险。
父亲认为人家有困难，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我们能帮人的尽量去帮，谁敢保证一辈子不遇到困难？他时常对我们说：“人生活在世界上要互相帮助，无论是经济上、生活上、学习上、还是工作上，能帮人的地方，一定要尽力去作，而且不要计较对方是否有回报？
他对我讲：你学习好，若同学有不懂的功课，你如果懂，就要告诉他们，不要看他（她）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如果一遍没听懂，你再讲一遍，也不要因此看不起他们，嫌他们苯。所以，不论是中学、大学，我正是按照父亲这一教导对待同学。视帮助同学功课而感到快乐，所以我的要好同学许多都是这样结交的。
6）在做人方面，父亲特别强调：千万不能忘记别人对你的帮助，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你帮助的人，应终身不忘！要知恩图报，要“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典故，为什么一滴水要与涌泉相联系，但经父亲解释其深层含义后，我不仅明记在心，而且一直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又一座右铭。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别人曾对你的帮助，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侯，别人给与的帮助更加珍贵！更应一辈子不忘！
而且，父亲还说：更不能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这些都是做人极不道德的品质。我确实正是按照父亲的这一教导来对待以后生活中的点滴友情，当然也包括亲情。特别是在逆境时给予我帮助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后来曾有朋友对我说：“你很讲江湖义气”。其实不然，我是在感恩，这个“感恩”正是按照父亲那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典故！
退休后的十年多里，身处弱势群体，更加体会到应该珍惜别人对你的帮助！她是做人多么重要的品德！同时亦深感古人的哲理是太了不起！
7）父亲也常对我说：不要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这是极不尊重人的表现，人都有自尊，你这样做会伤他（她）的自尊心，不仅他（她）心理会很难受，亦会对你不满，影响关系，要知道你也有短处，如果别人也用这样的方法对你，相信你也会不高兴，长此以往会伤和气的。
8）由于自幼乖巧听话，学习又好，经常听到的多是夸奖，自然觉得自己不错，为此，父亲有时也特别提醒我：“千万不要自已夸自己，就是自己好，也不要自己来讲。自已夸自己不算好，反而让人瞧不起你，认为你是自己在瞎吹，只有别人夸奖你才是真好”。同时亦不要去炫耀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所以，人们很少知道我的过去、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情况。
因此，2004年在为我制作的第一张歌舞光盘书写的几篇随笔后，第一次听到朋友的夸赞：“你的文笔真好！”。特别是去年，当我无目的、也无计划写了幼年一些往事时，竟让那么多人感到惊呀及赞许，这一切正是我按父亲教导做的结果。
这篇《怀念》发送后，我想也会收到一些意外。 一解放，父亲即将自己的“厚生农场”捐献给当地政府了。
院系调整后，父亲调入西南农学院工作，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国家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称谓，待遇亦很优厚。那时我们兄弟姊妹均先后住校读中学或大学，家中平时只剩父母二人，尽管如此，该校仍分配给父亲半栋楼的住房，寒暑假我们就可回那个新家，父亲即将原南岸的别墅也捐赠给当地政府了。
1957年父亲加入“九三学社”，是年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1963年又当选四川省人民代表，1991年国家正式确认他为留美归国华侨。
1975年4月在河北省保定市病逝，5月重庆市西南农学院（去世时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追悼会，兄姊弟3人前去参加。因当时我校所在地区发生“克山病”， 我们全家正逃难在京，路途遥远又孩子太小，而且那时自己身体也不够好，故未能前去参加，万分遗憾！
鉴于他的一生，国家同意葬入保定市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干部骨灰堂中（当时母亲住在保定市）。
1991年5月母亲病逝，遵照她的遗愿，死后要与父亲并葬，但因她不属上述范畴，故父母便合葬在重庆市屏鼎山公墓，至今已17年了然而我还没去看过他们，真对不起！实在愧疚，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去看望他们。
爸爸：我真想念您！
爸爸：您的6个子女，现有4人在世，且均已古稀，但他们身体都还好，都享有国家较好的退休待遇。托您的福，我还享有徐州市侨眷较优惠的医疗待遇。您不知道吧，保慧是先您4个月就离开了我们，但她的2个孩子现已成长得很好。您也想不到吧，自幼体弱多病，曾2次被阎王爷拖去，又从阎王爷那里跑回来、一生磨难颇多的我，如今身体还不错，您尽可放心。
父亲一生虽没作过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事，但，是位人民的好教师，我们的好父亲，他不仅自食其力，靠自己打工挣钱，完成了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习，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农业优秀人才。也正是他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姊妹6人全都培养成为大学生，更是他教给我许多作人的道理，培养较好的品德，使我能为国家作一定的工作。这一切，除了首先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的大、中、小学老师们外，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父亲！
最后，让我用儿时唱的那首《可爱的家庭》歌曲，来结束对父亲的追忆！
《可爱的家庭》
1. 2 3 - 4 4 5 5 - 3 5 4. 3 4 2 3 -
我的家庭真可爱 美丽清洁又安祥
1 .2 3 -4 4 5 5 - 3 5 4-3 4 2 1
姐妹兄弟很和气 父亲母亲都健康
55 1 .7 6 5 5 3 5 4 .3 4 2 3-
虽然没有好花园 月季凤仙常飘香
5 5 1 . 7 6 5 5 3 5 4 .3 4 2
虽然没有大厅堂 冬天温暖夏天凉
5 . 4 2 1 2 3 5 5 1 .7 6 5 5
可爱的家庭 啊 我们不能离开 你
(此句缓慢唱)
3 .5 4 .3 4 2 3 5 5 1 .7 6 5 5
一切恩情比天长 我们不能离开你
3 .5 4 -3 4 .2 1
一天温暖比天长
注：谱与词没对好，望谅。
亲爱的爸爸：
再次感谢您把我带到世界上！更感谢您给我营造了这个可爱而又温馨的大家庭！并教给我做人的许多好品德！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养育之恩！虽然我们现在远隔千山万水，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您永远在我心中闪烁！我将永远、永远为您祝福！ 并祝愿您与母亲、二姐、保慧以及所有已故的亲人们，在天堂里永远：
平安、快乐，祥和！
今天是6月15日，是6月份的第2个星期日，恰是西方的父亲节 ；今天又是农历的5月12日，汉语谐音：“我要爱 ！”。让我把这分爱也传递给您！并与世界所有的孩子们，一起分享父亲的爱！
祝您110周岁生日快乐！让我们共同歌唱《生日快乐》歌！
女儿保智 2008年6月15日于江苏省徐州
附：
意外电话打开记忆中遥远幽深琐事 －－补叙六十几年前南山小学
作者：胡伯威
（胡伯威 写于 2007年元旦假期，当时只是传给老同学们看的）
又入冬了，已跨进古稀之年的我比别人格外怕冷，为了享受单位里那个还在叫人体验着“社会主义好”的廉价暖气（去年一冬总共只从我工资单上扣了七百多元暖气费），也是为了研究所还有课题要我“发挥余热”，前些天和老伴一起从上海住处回到武汉住处。2006年阳历岁末将近的大前天晚饭后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五十年代初上海中学的老同学吴宗铎从北京打来的。原来是他刚看了我的回忆录《儿时“民国”》有感。1953年从我们这个班毕业考入北京上大学（包括留苏预备班）的有二十来个人，到现在都退休后，留居北京的还有九家。三月份我那本书出版后将出版社给我的样书寄了两本给另一个在京上中老同学郭可骞，请他帮忙传阅。分散住在诺大北京的他们聚会见面机会也不多，这会儿才传到吴宗铎手上。电话里他感慨良多，除了其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他也和我一样出生在当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父亲那时也是政府的公务员，在海关工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到大后方，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大屠杀。不同的是他和家里其他一些人没有随父亲去内地，而是迁到上海租界避难的，在上海一直呆到高中毕业，我们一起从上中考到北京去。他读清华建筑系；我读北大物理系。看了书他发现我们又多了一个最早的共同经历。于是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但这个还说不上有太大意外。
意外的是第二天晚饭后又来了电话，还是吴宗铎。说他把这本书继续看下去，竟替我发现了一个更早的校友，就是他的太太沈芝珍，她是抗日战争期间与我同时在重庆南岸南山小学读书的。于是那边电话交到了这位更“老”的老同学手上。我一阵兴奋，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吴宗铎的太太，但现在应该说我们是老早老早就见过的了。
在《儿时“民国”》中我写南山小学的篇幅不算多。从两岁起，抗战八年加上战后的半年，我随父母两度在昆明；两度在重庆（包括第一次大半时间在市郊北碚乡居），飞来飞去间我的读书不是按部就班升级，而是乱七八糟“七上八下”的。最后一次到重庆前我在昆明南箐学校住读，到那时转来转去已经是第三个学校了，因此进南箐时被那位留学法国回来，但不知为什么却染上德国人刻板作风的老处女校长硬压着“留级”，读的是一年级下，只读了一学期。后来再度到时重庆我们一个大家庭住在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于是一开始和我堂弟弟一同进了我的第四个学校，就是南山南坡的南山小学。这次我“跳”进了“二下”，在那里读了三个学期我又考进南山南坡更上一截的广益中学附属小学读四年级。那时候五、六年级叫做“高小”，但不知为什么广益附小最低班是从四年级开始，所以我要等到那时才能进去。实际上广益附小比南山小学还小得多，但是“附”上了广益中学的名气，我转学还得“考”而“晋”之。我以“榜眼”（第二名）被录取还受到大家庆贺。
就因为在南山小学只呆了三个学期，所以绝大部分同学都早就从我的印象中消失了。可是电话里这位刚发现的老校友恰恰对我提到了一个叫我心跳起来的名字。这是比她高一班的一位女同学，叫董B·Z·。你看我都不好意思把全名写出来了，她就是和我同班的，而且就是我在那里仅仅记得名字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也是女同学，叫徐D·Q·。为什么提起来“不好意思”呢，那时我才八九岁小男孩，班上唯独记得这两个女孩子的名字就是因为她们长得漂亮，岂不有点荒唐？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她们的漂亮不仅使我有过“感觉”，而且有过“幻想”。我在《儿时“民国”》里说到过大约在此两年多以后到上海读“高小”的时候对一位漂亮女同学蔡××的感觉和幻想。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所谓“幻想”还与贾宝玉经历“太虚幻境”那类梦幻毫不相干，因为那时我的年龄还差那么一点儿。那时候还真的不懂男女之间有怎么回事，即便听到过一些“脏话”也糊里糊涂不明白其就里。所以我的“幻想”无非就是在那本书里坦白了的“英雄美人梦”。但不管怎么样，这说明到了八、九岁上的小男孩已经有了对异性的审美和爱美。回想起小时候读到法国文学著作《爱的教育》，那里面的主人公，写日记的小男孩（那个版本里的译名叫“恩列柯”）不也在同班女生里有心仪的“偶像”了吗？不过尴尬的是，七岁我在昆明看好莱坞电影“绿野仙踪”，大人给我解释了什么叫做“老处女”之后我曾出语惊人，说：“那么我要做个老处男”（见《儿时“民国”》），岂料时间不过两年，到南山小学至少我在“思想上”就背叛了这个“宣言”。
那时老师在一堂课开讲前常要“点名”，叫到谁的名字时一般是应：“到”；而在体育课或童子军课上要像当兵的那样大声应：“有！”，同时还要立正。我记得可能是第一学期开始不久一次点名时老师叫到：“董B·Z·”,最前排当中位子上一个女生应：“到”的时候我的视线应声扫去，只觉眼前一亮。叫我六十几年后具体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记得那时觉得这小姑娘的面孔、衣着和仪态实在是好看，在班上女同学中应该是数第一的。我“幻想”的是，要是我穿上婶婶她们给我从上海带来的那套蓝色小西装，系上那条闪亮的紫色领带，和她配成一对，同进同出，该会何等的叫人赞美羡慕！再就是徐D·Q·了，比之坐在第一排的董，她个头高佻。在那个年龄段，只要大几个月个头就见长，所以她应该比董大一些，我觉得也比我大一些。她皮肤白莹莹的、眼睛亮晶晶的。我记得她上身是穿一件清清爽爽的阴丹士林布中式侧襟短衫，衬托出她略为细瘦的婀娜体态。所以她的形象特色拿后来我在小说里学到的话概括起来叫做“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的话比较多，我觉得她说话的重庆腔比较地道，所以推想她可能是本地人。她名字里有一个“清”字，常呼唤她的几个同学把这个“清”喊成“qier”所以我推想她们也是本地人。因为重庆人说话里面后缀音多，在有些字后面把原来的母音换成“儿”，所以“清”就叫成“qier”了。其实还有一个女生在我脑子里也很有好印象，可惜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穿一件缀花的套头“开司米”细毛线衣，五官端正而略有点富态。人们常说京戏梅兰芳梅派表演的突出特点是“雍容华贵”，最近我曾琢磨过有哪些细节特征体现了这四个字。我发现除了在一般情况下目不斜视以外，还有就是哪怕在翩翩起舞时也能保持上身到颈脖多数都是挺直而且垂正的。在影视明星里可相比拟的有香港的赵雅芝，特别是她的脖子。当然我说这两点未免太肤浅，“雍容华贵”本是方方面面浑然一体的一种气质。我从那记不清名字的第三位女同学身上感觉到的就是这个。我那时甚至起了“贼子野心”，想等我大了结婚就要找那么一个理想的人，把她们三个的优点都加在一起，或者干脆三个我都要。
说到这里其实男同学里我也还记得一个，就是名字叫不出来了。拿重庆话说那是个“迁翻儿”，就是调皮鬼的意思。我那本书里提到那个故意把升旗歌里“更进与万国相和同”的最后三个字唱成“像个筒筒”的就是他。这个人长得精瘦，细脖子、圆脑壳、塌鼻子、圆眼睛，一付毛猴儿相。下课时候总见他奔来奔去，东招招，西惹惹，口里叫着：“咦得儿、咦得儿”（我相信那时候在重庆呆过的孩子听见这个会发出会心的笑）。有时还会摸一下别人的脸，然后把摸了脸的手送到自己嘴唇上“卜儿”地亲一下，这个动作包含占便宜的成分比表示亲昵的成分多，重庆话叫做“吃卜儿”。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甚至把“卜儿”吃到女生脸上去了，马上招来一声：“呸！不要脸！”。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年级下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要转到广益附小去了，在礼堂举行期末典礼时他坐在我身边。他把手伸到我眼前，三个手指拨弄着一小截粉笔头，嘴巴里喃喃地说着：“粉笔噎了，粉笔噎了！”。我又要说到重庆话多后缀音，上面说了有的字后面拖一个（或者换成一个）母音“儿（er）”，有的则拖一个“噎（ye）”。这个“粉笔”带上口气就可以说成“粉笔噎”，谐音就是“分别”。难得他这次的神色是沉郁的，这句离不开他天生的调皮诙谐而带有即兴创意的惜别话叫我记着一辈子，可惜我还是想不起他的名字。
老校友这个电话之所以在我心里涌起难以平息的涟漪，不仅因为它唤起的回忆太早太久远（我在《儿时“民国”》里记述过不少更早的事），更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一个能与我分享这段记忆的人。我的堂弟弟比我小两岁，离开重庆的时候才八岁，他那时的感知更模糊些。他又是性格外向好动的人，往后新的印象在他脑子里接应不暇，不大会有时间静下心来追忆从前。那时在重庆的长辈们在世时又都不知道南山小学里的事。所以没有一个人来叩开我的心扉，看到藏在如此深处远处这几颗陈谷子烂芝麻，比如说我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有人对我提起我自己从来没有对别人提到过的“董B·Z·”这个名字。
在电话里我和沈芝珍还一起回忆了南山那一带的环境，其中这位“师妹”（恕我居大）提到“邮政局宿舍”，我听了连呼：“对，对，对！”。在我记忆中，南山是重庆南岸山区最临江的一条岭子。从广益中学操场北边爬上岭子站在文峰塔边就可以直接看到长江、嘉陵江和半岛形的重庆市区。黄桷垭就在这条岭子东麓，从黄桷垭小镇走南山北坡下到江边要走个把钟头。而下南坡走五分钟就是这条岭子的南麓了，那是一带山中谷地和坪坝。一条公路从黄桷垭南边脚下往西大约摸走两里多路，路边北坡就是南山小学。在这半路，坡上有一群引人注目的楼房，我脑子里依稀还记得人家说过：“这是邮政局的”。但我怕记不准，在那本回忆录里没有敢写。这次才从师妹那里得到了印证，于是我判断这个“邮政局”不是一般级别的，很可能是中央级的。虽然历来中国的邮政部门待遇优厚是出名的，但是在那战乱期间在风景优美的南山拥有一片楼房“小区”（即便我的印象中它们不是洋房别墅而只是晚上有电灯的“筒子楼”）做职工宿舍，那必定是“中央机关”了。
她还说起“劳作课”上剪贴腊光纸的事，我又高兴了。这个我在刚出版的书里写过，而她对这一点小事的印象和我一样深，我想是有原因的。民国时期的“劳作”课介乎美术与手工制作之间，而南山小学的低年级劳作课上做的事，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拿各种各样彩色的腊光纸剪出不同形状的小块，在“拍纸簿”上拼贴出各种图画来。这也许是南山小学的特色，但也可能在那个时期“陪都”的小学低年级里具有普遍性。
她看了我的书还提出一点异议，我在那里根据那年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来作“两岸和平之旅”时报纸上关于连战生平的一篇报道判断，连战在南山小学读书的时候应该比我低一班。而她却更具体地记得连战比她高一班，因此应该是和我同班。这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说过，男同学里我还有印象的就一个人，而记得名字的一个也没有。那时只知道汤恩伯的儿子和我堂弟弟同班；而这次我那师妹还告诉我汤恩伯的女儿和她同班。咦嘘！这几年里许多遥远遥远的线，屡屡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牵到一起来！好像上帝在叫我：“该来做个总结了！”。
关于董保智的几句补充
（摘自《儿时民国》民间历史网站版，写于2009年，现在经她本人看过，针对几处不完全准确或遗漏的地方略有改动）
怪就怪在远去六十几年已经沉淀到记忆深处一个打不开的角落去的那个人，突然一下子奇迹般的又冒出来了。沈芝珍之所以在高一个年级的同学里唯独知道她（董保智），原来她就是南山学校（其实除了南山小学还有南山中学，南山幼稚园，因为我后来转了学，在那里时间比她们短得多，我都不清楚那里一些事）校长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大学教授，园艺学家，母亲和姨妈均是南山中学的教师，两个舅舅也是南山中学的职员。 连战母亲和南山中学校长（董保智的舅舅）是早先在北京大学神学院的先后同学。 抗战期间连战和他的母亲来到重庆后，连战就读了南山小学，与董保智（那就是说也与我）一个班级，其母也在南山中学任教。沈芝珍和几个南山同学一直有联系，最近正在寻找更多的人想搞“同学会”，刚联系到董保智不多时，凑巧就看到我的书，发现了我。这次电话以后就接连给我从网上传了些材料来，包括同学照片、很不完全的一个名单、 并与董保智的弟弟董保磊一起 回忆起来绘制的南山小学的平面图（因沈和吴宗铎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学，所以平面图画得很漂亮）等等。不多时就帮我联系上了董保智，她现在住在徐州，于是我们也在网上通信，她看了我信里写的一些回忆很感动，但她说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她一个也不记得了。她小时候的一些照片早就“丢了”，找来找去传给我几张解放后年轻时代的，果然还和我隐约记得的小时候样子差不离。她还寄给我几张庆祝她“七十大寿”时儿女为她录制的歌舞专辑、旅游专辑（光碟）。展示了她从小以来的能歌善舞，至今还饶有余韵。我们重新相识也引起她写回忆录的兴致，陆续写了四篇传给我。小学时期还有人劝她“去考电影明星”，后来她父母不同意。其实她一生也是命多乖蹇，小时两次大病都是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考入南开中学却因病后身体不好只能在就近的南山中学读了一年 后才去南开中学就读 ；她在南山小学、中学都有考第一名的纪录，转入南开也是成绩优异，高三时却因医院误诊而被选派留苏生告吹；国内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也不合自己愿望（后转改计算机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改名“董力”，她说这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思”，我想“保智”有什么不好？想来想去我悟到了，她毕竟比我英明。既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了，就应该懂得“知识越多越反动”，怎么还敢“保智”，应该赶紧“灭智”才对；最后一劫是她的老伴在 十二 年前去世了。不过看了她的光碟，看了她的文字，我相信七十多岁的她，内心十分的纯真，十分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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