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7年在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我（元宇）、祖母、女儿正江，后排右起：黄建平、父（程一中）、继母、程哲宣。
作者：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946年春，我家从湖南老家迁回上海，仍住在1938年离沪前住的辣斐德路488号（后改为复兴中路496号），这是一栋有小庭院的三层法式小洋楼，小庭院里有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树冠已超过二层楼。东邻是一排跟496号同一样式的法式小洋楼。后门通西邻叫松筠别墅的弄堂。它南面临街，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街道上无轨电车成天叮叮当当往返穿梭。车辆行人沿街川流不息。街两旁的小摊贩叫卖不停。
这栋小洋楼有正房七大间，亭子间三小间，卫生间三间和一间多家合用的大灶房，可住好几家人。
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拐弯处的墙上挂着一部电话，号码是84768，户名是父名程一中，从1937年我家从南京搬来居住起，一直沿用着。
在隔壁松筠别墅弄堂里还有一处我家过去的汽车房也可以住人。
就是这栋不起眼的法式小洋楼，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1、“民联”领导人及中共地下党员的聚会场所
1946年，“民联”的创始人之一郭春涛先生从重庆到上海，即介绍我父一中加入了“民联”，从此他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并成为“民联”领导人之一。
“民联”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简称。1941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在陈铭枢和郭春涛秦德君家轮流聚会，以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起初拟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为了争取孙科，曾征求他的意见，孙科说：“革命委员会就是革蒋先生的命，对开展工作要添很多的麻烦，不如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比较妥当。”为了尊重孙科的意见，遂改用此名。
父亲程一中从1918年起，即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后由孙中山先生派回湖南办《民本日报》进行国民革命宣传。1927年3月，毛主席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时，父亲一中历任湘谭县、醴陵县县长。后任北伐军唐生智所部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第五路军军法处长。1932年父亲一中任实业部秘书主任、参事等职，与当时的实业部次长郭春涛先生交情很深。
1947年4月初的一天，父亲告诉我说，明天下午有几位老朋友来我家商量大事。要我那时在前、后门留心观察，有无可疑的人在我家附近逗留观望。如有异常，即可通报。
翌日下午，父亲的老朋友陆续到来，原来是谭平山、陈铭框、郭春涛、秦德君、吴艺五等人。他们到齐后便闭门密谈，直到天黑，父亲才出来叫开饭，并让我到萨坡赛路去请老报人陶菊隐先生同来用餐。
复兴中路496号从此成了“民联”领导人开会的场所。
后来许松圃先生也由香港来上海住在我家一楼。许松圃先生矮胖，肤黑，同大家一样穿着深色长袍，讲一口湖南话；而他的妻子唐世玮却个头高大，举止洒脱，也讲一口湖南话，却是日本人！许松圃先生也曾参加过北伐，后留学日本。1932年也在实业部工作，与我父关系不错。1946年也加入了“民联”。
这时资深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许彦飞也常来走动。他们跟我父一中都是二十年代在长沙的老朋友。现在他们反独裁反腐败的政治观点相近，彼此信任，他们常到我家来以商谈黄金美钞的行情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龚饮冰当时在上海办了一家银行。
许彦飞的公开身份乃是“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他在上海的寓所竟是中共地下机关。刘晓、刘长胜等人就在他家工作。
一天，许松圃先生对我父一中说，他的一位好友，当时任上海市政府统计室（中统）负责人的王某相告，特务组织已经监视了我们的住宅复兴中路496号。
我父一中便随时注意门前街道上的行人，果然不时发现有戴墨镜的穿不同服色的人，或站或走地在对面马路上对我家的住房似不经意地眺望，大约留连一小时左右便不见了，有时天天来，有时隔一、两天发现一次，时间并不一定。
2、挂出“《自由》月刊社”的招牌作掩护
正巧，1947年5月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教官徐甫堡来上海办《自由》杂志，于是父亲一中请徐教官做了一块“《自由》月刊社”的兰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挂在我家临街的门上，来往行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这《自由》月刊是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处长温广彝主办的，由名画家徐甫堡在上海编印发行。因此，这块招牌挂在我家门口，在当时的确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温广彝是安徽广德人，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位积极分子，后来成了国民党改组派的骨干。1932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时，他在实业部秘书处任专员，与时任秘书主任的我父一中相处甚洽。1937年“7.7”事变后温又与我父一中同在第五部做筹备工作。1938年筹组中的第五部改为“国民党中宣部国防宣传处”，由宋美龄系的董显光领导，温广彝在该处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任总干事。这年秋，我父一中推荐温广彝到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总部任政治处少将处长，因此温广彝对父亲一中是很信赖和尊重的。
1947年7、8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京震动，驻扎在苏州的青年军202师主力奉命调到安徽卢江桐城一带防堵解放军，作为政治处长的温广彝也亲临桐卢前线。但不久202师主力仍回防苏州无锡一带。温广彝来上海看望我父一中。我父一中问他桐卢之行情况如何？温广彝长叹一声，说：“程老，这仗没法打！在前方我们不但找不到共军，连老百姓也找不到！眼前一片漆黑，光等着挨打。我们在前线又着急又担惊受怕。仗没怎么打兵到乘机逃散不少，只好又回到苏州补充整编了。”
徐甫堡是杭州艺专出身的画家，是刘开渠，庆董琴等大师的高足。解放初他出版了《白毛女》、《丹娘》等画册。
徐甫堡这时在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任中校教官。他身着青年军军官服，中等个儿，肤黑，消瘦，讲一口上海话。他特地介绍他的江阴同乡兼同学陈伟斯来复兴中路496号我家书房，也就是《自由》月刊社的办公室与我相识。
3、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的启蒙
陈伟斯身高一米八，五官端正，体魄健壮，留西式分头，着咖啡色西装，穿着打扮像个小开（注1）。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帐子公司的掮客，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后就和我闲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慢慢地得知他是新四军派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他的弟弟林路是新四军的一名师政委，他也了解到我们全家都投入到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还给我介绍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我那时就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此开始学习马列著作，逐渐信奉马列主义。
当时徐甫堡要我给《自由》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时论，我大胆写了一篇反对内战的文章，文中主要说，应该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问题。
陈伟斯得知温广彝跟我父的关系不一般后，指点我，要我父找温给我在青年军202师谋到一个只挂名不到差的中校教官头衔，于是此后我出门便穿上了青年军的美式军装，口袋里装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不但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还可以走遍上海。而且，我家经常有青年军军官进进出出，也可以混淆里弄邻居的视听，有利于地下革命活动。
后来，我还穿着青年军的中校军官服，拿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出入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及其家属院，做策反工作。
4、兴办方震小学，成为中共的地下联络点
我父一中和舍妹程哲宣等筹划成立了方震小学，这所小学随即成为中共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抗战前我父一中在实业部任主任秘书和参事期间，曾在南京西华门三条巷有一栋洋房，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烧毁了，抗战胜利后，我父一中卖了地皮，用所得费用捐资兴办了上海方震小学，并对子孙们讲述了“兴办义学”、“教育救国”的道理。
我父一中用“方震”命名这所小学，是为了纪念他的挚友蒋百里先生。
蒋百里先生又名方震，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1929年蒋百里支持唐生智起兵反蒋，此时我父一中在唐生智部任军法处长，跟蒋百里先生交往甚多；同时我家跟蒋百里家在北平关系密切，六、七岁的舍妹哲宣跟蒋百里的五女儿蒋和是玩伴。1933年我父一中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曾力荐蒋百里先生为该行的常务董事，以济其拮据的生活。1937年8月后，我父一中任国民党中宣部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专员等职时，负责与蒋介石派出的驻德国、意大利专使蒋百里、陈公博联系，校阅来往报告。
1938年蒋百里先生由欧洲回到长沙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我担任其待从副官。我当时创办的抗日刊物《今天》也得到蒋百里先生的资助。
舍妹哲宣1946年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而这蒋英老师就是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才结束在欧洲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回国（1947年夏她跟钱学森结婚后去美国）。不久，程哲宣又由蒋百里的侄孙女蒋丽似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方震小学是1946年由我父一中和舍妹哲宣等人在复兴中路496号策划、筹办的。筹办人之一的中共地下党员蒋丽似也常来我家磋商。后来在方震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党的一方领导人卜明（化名陆兆书，解放后担任温州市长，中国银行行长等职）也曾在我家复兴中路496号居住、养病。
1947年春，“私立方震小学校”在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的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程哲宣任校长，蒋和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杨代琇任教务主任。当时方震小学的教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如前面提到的卜明，还有周绍铮（后来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庄晴勋等，还有随后加入中共的杨代琇、董运谋、邹坪等，使方震小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
1947年9月，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研究生黄建平来到方震小学，他是一位高个儿的帅气小伙子，因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在学院参加了“新文化建设学会”，投身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被学院开除，并被当局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经同学介绍来到上海。由于他积极争取进步，卜明等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黄建平和程哲宣很快就坠入爱河，并结成伉俪。他们那时满怀激情地投入中共的地下革命活动，就住在复兴中路496号。
5、孟小冬常来我家调嗓
复兴中路496号二楼西面的居室住的是著名京剧艺术家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一家人。
余慧清娇小白皙，她的丈夫李永年高大英俊，他俩才三十岁左右，都是职员，每天早晨按时下楼去上班。他俩穿着入时，下楼时皮鞋敲得很响，又总是打着京腔亲昵地说着话。
余慧清一家是我父一中在1946年特地安排他们住在复兴中路496号的。
原来我父一中早年是一个京剧迷，特别喜爱余派须生。早在1925年他在北阀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第8旅（旅长李品仙）司令部工作时，便买了一架百代公司雄鸡牌的留声机和几张京剧唱片，这里面便有谭鑫培的《卖马》、《洪洋洞》，余叔岩的《捉放曹》、《卖马耍锏》、《法场救子》等三张唱片。
1928年我父一中随李品仙部北伐军进了北平，便拜见了他心目中的京剧老生楷模余叔岩先生。
1928年底，我家迁北平，住在锦竹坊街油篓胡同1号。
1929年6月，唐生智任第5路军总指挥，我父一中在其部任军法处长时，曾主持唐生智父亲唐承绪先生的六旬寿辰堂会。该堂会在北平第一舞台演了两天京剧，盛况空前，所有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等悉数登台演出。从此，我父一中跟余叔岩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秋，我家迁居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上头条18号，恰与余叔岩先生家对门而居。
1930年唐生智部因反蒋被击溃，我父一中在北平蛰居，几乎每夜都在余家学戏。余叔岩先生的班底胡琴老潘每隔一天下午就来我家为我父一中操琴，那时张伯驹，李适可几位余迷也常来我家调嗓，相互切磋。
1931年“9.18”事变之后，我家南迁，我独自留在北平，继续在志诚中学完成初中四年制学业，住在东单附近二龙巷一家小公寓。同时，我父一中写信给他的至交叔岩先生，请他照看我。叔岩先生侠肠义胆，在社会动乱时派人护送我上学，并规定每周六晚间，我一定要到他家叙谈，从此直到1932年夏，我也有幸和叔岩先生有过很亲密的交往。
1943年余叔岩先生去世。
1946年余慧清携家来上海。
1947年，著名余派女老生、号称冬皇的孟小冬住在杜月笙公馆，她和著名的琴师王瑞艺经常来我家，跟余慧清夫妇及我父一中等一起调嗓、交谈。
一次孟小冬来我家，指定余慧清调《定军山》快板“我主爷攻山葭明关”一段，余慧清的唱腔酷似乃父叔岩先生。孟小冬说：“二妹这段戏是遗传和天赋兼而得之，别人是学不到的。”其实，余慧清是女嗓，不如乃父苍劲威猛的。
这样，孟小冬等的来来往往，也为我家成为“民联”地下联络点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6、黄建平、程哲宣奔赴湖南策反
由于我父一中跟国民党上层人士程潜、唐生智等有密切的社会关系，1948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黄建平以民革成员的身份，携带民革领导人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和程一中的信件，离开上海，到湖南作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新婚燕尔的妻子程哲宣也陪同前行。
上图：1948年春 黄建平、程哲宣出发去湖南做策反工作。
黄建平到湖南后，在我父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湘粤赣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宋英仲（中将、民革成员）处任秘书，打入了敌人的心脏；还拜会了唐生智、唐伯球、席楚霖、曹伯间、戴朝震、刘公武等十多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成立了民革长沙市工委，并担任秘书长。 到了1949年春天，黄建平又按照上级的指示，到上海接程一中和许松圃到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 黄建平和程哲宣这两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新婚不久，为了革命的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满怀革命豪情，奔走于湖南城乡，－－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写照。
7、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来此居住
1947年是中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民联”、“民促”两大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蒋。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国内推行特务统治，加紧镇压群众运动，当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民联”、“民促”的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被迫先后来到香港，于1948年1月宣布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作为“民联”创始人之一的郭春涛先生，虽受李济深等人的一再邀请，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一直坚持在上海领导“民联”的地下活动。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委和秘书长（后改为梅龚彬任秘书长）。
郭春涛与杨虎的私人关系很好。杨虎原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后任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肇和”舰舰长，打陈炯明立过功。他又是上海帮会的头目，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大员也都是杨虎的拜把兄弟。郭春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留在上海，通过杨虎去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请杨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当时“民联”的电台，也是郭春涛通过杨虎设在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里的。
1948年春天，郭春涛、秦德君夫妇从忆定盘路月村搬到我家二楼居住。在此前一天，郭先生把月村住址的钥匙交给我，要我雇车把他们的家具行李搬过来。直到1949年3月，郭先生一家才搬到复兴西路息村。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戴一顶罗宋帽（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是当时上海地下革命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被称作地下市长。
郭春涛先生有过非同一般的政治阅历：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曾是国民党一、二届中央委员……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市妇女协会主席，西安市党部常委兼妇女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女子宣传队长，与时任组织处长的郭春涛（国民党中央委员）相识。1927年蒋冯会师合伙反共，秦德君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到武汉。以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秦德君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她曾同沈雁冰去日本多年。后又回到四川担任过川军刘湘部的参议官；这时郭春涛又被刘湘委任为“战区战地委员会主席”。1937年刘湘暴死在武汉，郭春涛从此在四川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与秦德君女士结为伉俪。
上图：秦德君同外孙子、外孙女在一起。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都是“民联”早期成员和领导人。
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衣着考究，举止优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传奇式的“火凤凰”？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的女儿小贝贝，六岁左右，白哲漂亮，总是笑嘻嘻的。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8、程元宇、张国华加入民革
1948年春，我妻子张国华带孩子们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她和秦德君女士是四川同乡很谈得来，秦女士循循善诱地给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还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尤其是，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恽代英等的培育下，她如何从一个彝族小女孩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生活历程，－－这给土家族的张国华很大的启发，使她眼界大开；使她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无能，向往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在一次交谈中，秦德君女士对张国华说：“国民党就要垮台了，你何不也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将来找一条发展的路。”张国华听了甚感愕然，说：“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出了校门，结婚生子，十多年来从没在社会上做事……”秦女士说：“你不是有位表弟在国民党海军炮艇大队吗？你可以对他做些工作嘛。”
原来张国华的表弟杨沧活这时正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杨的父亲是张的亲娘舅；杨的母亲又是张的亲姑妈，可以说是至亲。1935年杨沧活由老家四川秀山来南京投考海军部的电雷学校，那时张国华跟我结婚，在经济上给了他帮助。这所电雷学校其实就是海军士官学校，当时为了避免日本的注意，所以用了这个古怪的名字。抗日战争爆发，杨随电雷学校迁到四川万县。1940年，杨沧活忽然到重庆龙门浩我家（之前我家也辗转来到重庆），诉说道，因为他患肺病咯血，久治无效，学校让他来重庆治病的。我便介绍他去著名中医张简斋处去诊治。这位名医初诊挂号费就是5元，每副药要3元，一共开了5副药，共需要20元；这在当时重庆是很昂贵的了，一个军校的学生是负担不起的，而且中药也不好报销，他不想治了。我们叫他安心治病，钱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解决。说来也奇，这位中医也真有两下子，杨沧活吃了十副药，在我家住了了半个月，竟霍然痊愈，回万县电雷学校去了。1941年我家离渝回湘，彼此没有联系，这次到上海我们才又相会。这时杨沧活和他妻子贺玉书携一女一子住在杨树浦海军军官宿舍。女儿贺小书解放后成了著名演员。
上图：1985年5月，程元宇、张国华和五儿程正洲在长城留影。
张国华受秦德君女士的启发和指点对来我家造访的杨沧活谈起“革命”的大事来，劝杨沧活率部起义。杨沧活听了吓一跳，说：“三姐”（即张国华），你从来不过问政治，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上海形势如此紧张，多怕人啊！我却不信，得问问元宇兄。”
杨沧活便跟我探讨起来。我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必败的形势，要他相信“民革”，相信郭春涛先生。 事后我向郭春涛先生做了汇报。 1948年8月下旬，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实行金圆券，蒋经国作为经济特派员到上海掠夺银行钱庄的金银外汇、查封仓库物资、管制物价的时候，市面形势紧张至极。 一天上午，郭春涛先生把我们夫妇叫到他的房间，语气安详地说：“元宇今后要多跑海军军官宿舍，把形势向你们的亲戚讲清楚，争取有觉悟的海军军官投向人民一边。如果条件成熟可靠，可以介绍和我见面。”
郭春涛先生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来，说：“我对你们考察成熟，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你们填一下这张表，加入组织。办了这个手续，今后就是同志了。”说着把两张申请表（表上没有题头、名称）交给我，要我们回去填好，明天交给他。我们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我最后问道：“如有情况，如何联系？”
郭春涛先生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下午2时以后，可打这个电话找秦德君；并叮嘱我们，今后只是单线联系，发展的对象之间也不要互通声气。
9、策反杨沧活率舰队起义
此后，我们常去杨沧活家，表面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策反工作。那时杨沧活一家住在杨树浦路底的海军军官宿舍，是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小住房。
杨沧活也常开着他专用的海军军用吉普车到复兴中路496号来，吉普车有时停在门口，有时就开到我家隔壁的松筠别墅弄堂里。杨沧华身高一米八九，在电雷学校就是排头，又身着海军军官制服，威风凛凛的，－－也给496号增添了保护色的作用。
通过私下里交谈，我发现在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中，感到蒋政权危在旦夕、个人前途渺茫者不再少数；特别是一批在抗战末期曾去英国学习、以后驾驶重庆号回国的官兵，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最为不满。
杨沧活终于下定决心和我们一道做争取吴淞炮艇大队起义的工作。
按照郭春涛先生“个别接触、单线联系”的指示，先由杨沧活安排谈话的对象、地点和时间，由我出面谈话；情况可靠再由我带去见郭春涛先生。从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经我介绍与郭春涛先生见面密谈的国民党官兵有13人。郭先生接见的地方多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善钟路、复兴西路和拉都路的高级公寓的朋友家里；每次接见只准我带一个人去，事先由我将此人的情况作口头回报，郭先生详细作记录，然后约定时间、地点。见面当天还要先用电话联系有无变化。见面时，郭先生先问会见者的经历、学历，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对时局的看法，今后的打算等；并解答会见者的提问。这些提问，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联合政府”等等。最后由郭先生作结论性的讲话。郭先生的讲话是根据谈话内容做出的，很具体，也很生动；使会见者感到兴奋和充满信心。但他们并不知道郭先生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背景。
上图：2001年3月，杨沧活在上海家门口同外甥女程正江合影。
10、徐甫堡营救解放军运粮人员
1948年6、7月间，父亲一中派我去南京给遭到软禁的龙云先生送信。我找到鼓楼北边狮子桥的龙云住处，仗着自己是青年军军官的身份，在戒备森严的门口请警卫叫来了龙云的副官，把信交给了他。事后听父亲说，信是唐生智要唐生明写给龙云的。当年12月，龙云便设法逃到了香港。 1948年10月间，陈伟斯和徐甫堡对我说，他们有两位江阴同乡在无锡、江阴间贩运大米，被202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抓去，要我向父亲一中说说，写封信给温广彝。我父一中问清了并没有什么凭据落在敌人手里；于是我父一中写了封信给温广彝，只说那两个人是徐甫堡的同乡云云。徐甫堡拿了我父的信当晚就去苏州找温广彝。过了几天，陈伟斯感激地告诉我父，那两位江阴老乡已安全回家了。其实这两人就是在运粮工作中被敌人逮捕的解放军运粮队的陈棣三、叶仲运。
11、调查孔祥熙、宋子文的财产
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孙的干将刘维炽任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任。抗战前刘维炽曾任实业部次长，与我父一中共过事，交往颇深。为了使我在上海有个职业作掩护，我父与郭春涛先生商议，请刘维炽把我安排在输管会里当一名三等科员。
我父一中想通过刘维炽做争取孙科的工作，但孙执迷不悟，这件事终无所成。
当时任上海交大教授的张震同志，是我在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为人正直。郭春涛先生知道我、张震和孔令侃是南京金陵中学同班同学；抗战胜利后张震办的进出口行与孔令侃办的杨子建业公司都在汇丰银行楼上办公，彼此都有来往。便指示我向张震提出调查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在上海的房地产及仓库等财产的要求。张震经过努力，陆续向我提供了孔、宋两大家族的不动产和扬子公司的库房地址、库存物资的书面材料，我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了郭春涛先生。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知道此事后，叫我抄了个副本交给他。
由于时间紧迫，直到解放后我才得以介绍张震和郭春涛先生在杨虎的公馆见面。
12、智取国民党军浦东地堡分布图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民革参与策反的江阴要塞21日晚上起义，这使南京与上海间的江防堡垒一夜间变成了解放军渡江的桥头阵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惊慌失措，遂于22日下午匆忙决定全线撒退，战火迅速烧到上海外围。青年军202师由苏州移驻浦东，原202师师长罗泽闿已升任37军军长，浦东已成为国民党防守上海的主阵地。
郭春涛先生听说青年军202师已调驻浦东，要我设法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这时温广彝和他的家属住在雷米路我父一中所有的一栋房屋里。我很快找到徐甫堡，把这个意图告诉他。5月2日徐甫堡到海关大楼（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就设在这里）找我，我当即和他下楼，在马路上，徐甫堡交给我一个纸包，说：“我搞到了，你回去看吧！”说完就匆匆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与郭春涛先生联系，亲手把图交到郭春涛先生手里，当时打开一看，正是晒制的浦东地堡布阵图。
郭春涛先生听说温广彝住在雷米路，指示我动员他留在上海。温广彝听了后说：“你老太爷要是在上海，我可以不走（当时我父一中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回湖南做老友程潜和唐生智的工作，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准备），郭先生和我没有深交，我不敢留在上海，只有去台湾一条路了。上海临解放，温广彝才黯然去台湾了。（注2）
13、帮助起义军官脱险
1949年2月，重庆号在吴淞口外起义一事更激发了海军军官弃暗投明的积极性。我们也抓紧有利时间，加快了策反工作的进行。
这时的上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生活必须品一天涨价好几次，纸币票面数值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被称作“解手纸”。市场上银元袁大头的价钱早上是18万元，中午就卖到30万元了！
同时，在上海马路上，特务的飞行堡垒（警车）日夜不停地呼啸着抓人；军警常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街道路口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一派兵荒马乱的恐怖气氛！就在我家复兴中路496号门口，法国梧桐树下的人行道上，也常常出现戴着墨镜四处窥视的形迹可疑的人。为了安全起见，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在1949年3月从我家搬到复兴西路息村去了。我父一中也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作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去了。许松圃先生也同时去长沙了。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进攻上海外围的浏河、太仓、昆山、嘉定、平湖。这时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滥捕滥杀。据毛森事后供认，上海撤退前夕，逮捕嫌疑犯3000多人，杀害了1300多人。民革领导人王葆真、秦德君先后被捕。
我们在策划吴淞炮艇大队起义时，也作了万一泄漏机密时的退路。杨沧活有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司令部工作，他是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侄女婿，在三月间和我们挂上了钩。这位四川老乡跟海军的特务组织的一些人关系不错。杨沧活请他密切注意这些特务的行动，并约好若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时，就打电话给杨的妻子贺玉书，只说约打麻将，贺玉书就会打电话到吴淞炮艇大队找杨沧活，说孩子病了要送医院，要杨赶紧回来。事情也巧，就在5月17日这天上午，这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部上班时，听见特务领行动费，他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你们要发财了，户主是谁呀？”有个特务说了句：“到吴淞去抓一个姓杨的副大队长。”言者无心，听者却着了急，特务转身去领钱；他就拨了个电话给贺玉书，贺按照事先约好的暗语通知杨，杨沧活接到电话，便驾驶他专用的吉普车径直来到复兴中路496号我家相邻的松筠别墅弄堂里。
这天上午张国华正要出门去买食油，只见杨沧活身着海军军官制服，慌慌张张闯进门便说：“三姐，桂永清（注3）派人抓我，要就地枪决。赶快找郭先生想办法把我藏起来。”张国华知道马上要找到郭春涛先生是困难的，便从我家住所后门把杨沧活带到隔壁弄堂松均别墅我家的汽车房，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的家就住在这里。陈不在家，张国华请陈妻马上找陈回来。陈妻心照不宣立刻出去了。此时弄堂里的群贤小学的人找上门来要杨赔撞断的旗杆。原来是，杨沧活驾着汽车来时不敢把车停在马路上，开进弄堂时慌乱中把群贤小学的旗杆撞断了，张国华掏出三枚银元交给学校的人了事。
不久，陈伟斯夫妇便回来了，陈伟斯问清事情的原委后，一边说不要着急，一边叫其妻从箱子里取出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一件长衫、一条纺绸中装裤子，叫杨沧活改装。说着，陈伟斯就出门去了。杨沧活个头特高，但换上这身衣服也还合适。可见陈伟斯是做了多种准备的。
陈伟斯出门不久便返回来了，取出只有手指大小的一张纸条交给杨，关照说，到了苏州河的小码头上，有一只小木船，上面坐了一位戴草帽的人（后来陈伟斯告诉我们，此人是伦同志，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你把纸条交给他，他就会送你到安全的地方。
陈伟斯叫张国华去马路上叫辆三轮车来拉杨沧活到苏州河的小码头去了，还让她打电话通知我，今晚最好不要回家。
翌日，张国华打电话约我（依旧在外滩海关大楼的输管会上班）到外滩公园见面，告诉我，杨沧活已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去了；只是他那辆海军军用吉普车停在松筠别墅弄堂里很显眼，陈伟斯叫我回去找住在陈家楼上的、原来在抗日前为我家开车的驾驶员张师傅把车开走，杨的手枪和军服还在车上。
我和国华立刻回到复兴中路496号，并到隔壁弄堂松筠别墅的汽车房二楼找张师傅，把吉普车的事拜托给他，并说，你若能把这车找到买主，卖车的钱就归你了。张师傅是老上海，为人忠诚可靠，他说：“车我马上给你开到复兴公园南门前去。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这是军用车谁敢买？”说完，张师傅和我们下楼，他把车开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5月25日上海就解放了。6月3日，杨沧活随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返回上海。原来杨沧活被地下交通员送到无锡见到了张爱萍将军。
之后，杨沧活协助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机关、舰艇、码头、仓库和官兵。在1950年杨沧活还奉派到香港工作了半年。我们所策反、联系的海军军官均及时与人民海军接上了关系。这是后话。
14、把国民党官员的房产交给政府
却说刘维炽随孙科到了广州，留下他的大姨姐看守国富门路的一幢花园洋房。这位大姨姐在5月17日这天来电话要我们住过去帮她看管房子。送走杨沧活后，陈伟斯一家也锁门躲避了。我们便于18日搬到刘家去住。刘维炽的大姨姐没过两天也去香港了。
直到上海解放，我们把这幢花园洋房交给了上海市市政府。
15、秦德君女士被捕受尽酷刑
1949年5月19日，我跟郭春涛先生取得了联系，报告杨沧活出了事，已潜赴解放区了……不想，郭先生电话里沉重地告诉我：“你郭伯妈（即秦德君女士）也出事了，时间是5月17日下午，地点是复兴西路息村弄堂口。”
原来秦德君女士在1949年5月17日下午为了跟海军起义军官杨沧活等联系，打算去拉都路的。不想被叛徒出卖，刚走出息村弄堂口就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拦住，并被装进一辆小轿车。秦女士一面抗拒，一面大声吵闹呼救：“土匪抢人啦，快来人呀！”
因为郭春涛先生还在息村里的一位朋友家与吴克坚（中共上海地下活动领导人之一）等人开会，秦女士的吵闹声惊动了很多人看热闹，但一看架势是特务抓人，没人敢管；但郭春涛先生还是听到了，知道出了事，马上跟与会的同志们从后门逃了出去。
秦德君女士入狱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上海解放那天，还因受酷刑晕死过去。敌人逃走时以为她死了就没管她，同监的难友才把她救活过来。
上海解放了好几天，郭春涛先生通过杨虎才找到秦德君女士。
1949年6月上旬的天，我和国华到北京路秦德君女士的一位朋友家中去看望她，只见她面色青黄，精神疲惫不堪，半躺在藤椅上，双足不能沾地。尤其是她那双手的十指指甲受过刑的痕迹，真是惨不忍睹！
秦德君女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凡是特务的酷刑，诸如老虎櫈、跪炭灰、压砖头、灌辣椒水、用钢钎撬指甲等等我都领教过了，我宁死也没吐一个字！因为查出了我就是有名的‘秦德君’，汤恩伯和毛森都到现场来看过我受刑……也许是他们总希望我开口，解放军进军又神速，我才九死一生捡了条命！”
16、迎来上海解放
1949年6月，“民革”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举行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建晨同志主持，郭春涛作报告，谭惕吾等同志讲了话。我和妻子张国华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我们俩还受到郭春涛先生的大会表扬。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包括“民革”的同志们的共同奋斗，终于使上海获得了解放！
注：
（1）、上海话“少爷”的意思。
（2）、听说温广彝后来当上了蒋经国的秘书。
（3）、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
后记
（1）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召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京召开前夕，齐燕铭宣布，据上海方面举报，秦德君在解放前夕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秦德君的政协筹委资格，也即撤销其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并开始接受审查。
秦德君原本伤病未痊愈，这时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对于郭春涛先生也是沉重的打击，他了解秦德君，他信任秦德君，多年来并肩战斗，多年来生死与共，他深信秦德君遭到了诬陷……
1950年3月，秦德君女士病稍好了些，统战部指示她到上海找潘汉年澄清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副市长……5月中旬，潘汉年送秦德君上火车回北京，说她的有关材料已送达北京。
1950年6月，中共统战部将一份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文件交给秦德君女士，秦女士还没来得及拆看，传来郭春涛先生病危的消息，秦女士急忙感到病榻前，郭春涛先生病上加气，竟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握着秦女士的手说：“不堪回首……我悔不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下午3点，郭春涛先生溘然长逝，年仅52岁。
郭春涛先生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追悼会。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秦女士才拆看了中共统战部的文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对秦德君的审查结论：
“……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透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有政治叛变行为。”
（2）
1985年5月，我、国华和正洲儿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看望秦德君女士，她已是八十高龄，但依然思路敏锐，气度非凡。说起话来轻言细语，言简意赅。她说：“……文革中我坐了八年牢，常常是独自一人，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出狱时都不会说话了。……在狱中我被看守从楼梯上掀下来，解放前被国民党拷打受伤的腿，这次被摔断了，一直没有康复。……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是康生把我列入一长串‘特嫌’名单中了，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我向秦德君女士诉说道：
1951年“镇反”运动时，我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反被列为“镇反”的对象！并于1951年9月调到“华东革大”交待问题；接着就被调到新疆“支边”！而档案里却记载着：“虽经学习改造，但效果不大”！
1955年“肃反”运动又受到隔离审查，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您调查！我以青年军教官作为掩护做地下革命工作不被承认，反而成了罪证！结果在1956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7年又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而被划作“右派”
1958年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
直到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1981年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得到平反；但我和国华在解放前参加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都依然没有得到承认！
国华在1952年在新疆参加了工作；1956年因不满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被新疆自治区外贸局开除公职！国华到北京上访，中共监察部三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张国华的开除处分，都没有得到执行！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
我家因此遭到灭顶之灾！子女们都受到了无情的株连、贱民般的歧视：四个子女不准升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文革”中全家人几乎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大儿被迫到处流浪；二儿坐了牢；三儿被打死！
秦德君女士听了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后来全国政协给自治区有关部门来函，证明我和国华在解放前参加了民革、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新疆自治区外贸局随即在1985年底给我们办了“老干部离休证”等手续……
在《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这本书中，秦德君女士提到他们曾“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我家住所的二层楼上；也提到是由我妻张国华介绍认识“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活”的。
秦德君女士在1998年10月写的《忆春涛》一文中，也提到上海海军起义“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
（3）
1958年我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在新疆判刑入狱，远在长沙的祖母已是85岁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讯息，谁知道心术不正的哲宣故意向祖母透露了这个讯息！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祖母在26岁时，32岁的祖父就得急病去世了；那时我父一中只有3岁，祖母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农村劳动，把我父一中抚养成人；后来又随我父一中到北京、南京、上海、长沙等地，娘儿俩相依为命60年！而今慈母仙逝，儿子又判重刑入狱，我父一中黯然神伤，悲悲切切！
妹妹哲宣在“反右”接着“反右倾”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父亲一中这个“历史人物”－－尽管解放后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任职政协长沙市副秘书长，－－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经常对父亲一中恶语相逼，父亲一中终于在1960年12月郁郁而终，年64岁。
（4）
妹夫黄建平在解放后被调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他在1958年领队赴新化县从事下放医疗、除害灭病工作中，在作社会调查时，对“三面红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质疑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发配下乡劳动改造！
1962年黄建平得到甄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建平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当年在复兴中路496号新婚燕尔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建平，放弃了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研究生的身份，满怀青春的热血，投身争取祖国解放的革命活动，怎么会想到是这个下场！
黄建平在逆境中依然坚持自学，刻苦钻研，终于写出《祖国医学方法论》，畅销国内外，还多次应邀出境作学术报告。这是后活。
妹妹程哲宣解放后一直担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终至人格扭曲，人性泯灭：
在“肃反”运动中，对乃兄我落井下石，用不实之词给我添加“莫须有”的罪名；
在“反右倾”运动中又逼迫其夫黄建平自杀未遂。
屡屡用“历史问题”对父亲一中实施迫害！
在“文革”中为了表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又把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她的亲生母亲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农村！
－－难道这就是当年住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的年轻的中共地下女党员程哲宣的革命理想？
（5）
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杨沧活的父亲是中学教员，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四川秀山老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枪毙了！－－这对于在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海军起义的杨沧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解放后，杨沧活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工作！
那些在解放前跟我们和杨沧活联系、参与海军起义的海军军官都及时跟人民海军接上了关系。但后来，据杨沧活告诉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海军军官大多受到冲击，有两人还死于苏北劳改队。
（6）
当年英俊潇洒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忘我地投入充满风险的地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陈伟斯，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一改造就是二十年，平反后他的十指之间，结痂如网，而且反应迟钝、呆若木鸡，在工作中使自己背了一身债！不过，当他谈起他的老战友、前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冤案时，他又慷慨激昂来了精神……
1980年陈伟斯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1998年他又撰写了《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7）
当年以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身份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的画家徐甫堡，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冲击，以致不能正常从事美术创作活动。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甫堡这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才得以重新拿起画笔。
（8）
当年曾在复兴中路496号居住过的许松圃先生，这位湖南大学的学子和留日学生，1948年民革成立后被选为民革中央财务委员；1949年春与我父一中同回湖南从事和平起义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7年逝世。他的日籍妻子没给他留下子嗣。1980年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9）
一直在复兴中路496号居住的余慧清女士，她和丈夫李永年解放后依然是职员，但在“文革”中，因为她那早在四十年代就去世的父亲余叔岩先生，被当作“戏霸”批判，她在复兴中路496号的住所也受到查抄，古董字画等被劫烧一空！她的三个女儿也受到了株连：一个发配到新疆，一个发配到东北，一个不准读高中。
（10）
在本文中提到的解放前曾到复兴中路496号聚会过的诸位前辈，解放后的遭遇也颇相似：几位民主党派高层人士谭平山、陈铭枢、吴艺五等人，除谭平山1956年就去世了以外，陈铭枢、吴艺五都被打成了右派！资深共产党人许彦飞在“肃反”时受到审查，“反右”时被开除党籍，1981年才平反！龚饮冰在“文革”中也受到残酷迫害。老报人陶菊隐在“文革”中也受尽折磨，“文革”后才平反。
（11）
从我父亲程元宇的这篇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1949年前后曾聚焦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的诸位前辈殊途同归的命运：解放前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人士，虽然来自不同党派，但都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专制腐败末路穷途；他们都满腔热情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屡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历尽坎坷！－－尽管后来他们都得到了平反、改正！
到了21世纪，从一些资料中人们方才得知：解放初期中央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于是，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的上海领导人，著名的潘汉年、杨帆们都被淡出政坛，受到整肃；吴克坚、郭春涛、秦德君、程一中、陈伟斯、黄建平、杨沧活们自然不被重用；程元宇、张国华们的民革身份和地下工作的业绩甚至不被承认……更何况解放以来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被冲击的人一拨接一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原白区工作的代表刘少奇都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
这样看来，在本文中曾聚焦复兴中路496号的诸位前辈，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残酷的冲击也就势在必然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后辈们都受到了无情的株连呢！
痛定思痛，是该彻底清算跟“文革”一脉相承的诸多政治运动在中国所造成的空前灾难了！
解放前后，我，程正渝，本文的整理者，也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生活过四年，见过本文中的多位前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我整理发表得太晚了，也难以告慰这些前辈们。
1952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元宇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发配）来到新疆生活了几十年，凡有机会到上海，我总要到故居复兴中路496号观瞻留连一番：重温1949年前后我家四世同堂在这里生活的日子；缅怀父祖辈在这里从事为新中国诞生的地下革命活动的岁月。
2007年我们到上海旅游，特地到复兴中路496号附近照了几张相片；同时我把收集保存的仅有几张相关的照片也附在本文之中，仅供读者参考。
上图：1952年我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发配）去新疆前在外滩公园留影。后排右一正江、右二我（元宇）、右三张国华、右五正海，前排右起：正渝、正湘、正潭、正洲
上图：2007年4月，程正渝、刘桂英在上海同子侄们合影。侄子程尊华（后左）、程尊平（后右）、和程尊静（前左）实现了父辈的愿望，都已在上海工作。儿子程尊现（后中）在上海出差。
上图：2007年正渝和妻子桂英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留影。右边二楼曾是郭春涛、秦德君的寓所，左边二楼曾是余慧清、李永年的寓所。
上图：复兴中路496号的两棵枇杷树依然亭亭如盖。
上图：复兴中路的法国梧桐树也依然郁郁葱葱。
上图：“松筠别墅”弄堂也依然如昨。这是弄堂的进口处。
2012年1月 整理完毕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