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景明
全家福，1928
苏家
昆明是国内最早有照相馆的城市之一。清末以来，“水月軒”，“二我軒”，“留青馆”，“春影阁”陆续开张。1912年广州的“艳芳照相馆”到昆明来开了分店，带来新的摄影及照片冲洗技术。本地相馆老板不干落后，远赴香港挖掘人才。30年代新张的花园相馆“存真”以户外真实景观代替室内画布，抢尽风头。照相馆坐落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双塔寺下，一条名为大绿水河的小溪畔。主人别出心裁在报上登出对联之上半，“绿水河，河水绿，河映双塔存真相”，征求下联，传为佳话。 五十年代出初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令私人相馆的日子到了尽头。国营的“人民相馆”，“东风相馆”，取而代之。
这张照片应当是在距外公家较近，翠湖边的“水月轩”所拍。想想看，那是何等的家庭盛典。当天每个人，尤其女眷悉心打扮不在话下，有人需要为之添置新衣，那时没有什么服装店，百货公司，得光顾裁缝，量体裁衣，耗费时日。这老老小小20人的大家庭，来自四个屋檐下，安排交通，协调时间都需一番操劳。时间大致在1929年。
坐在正中央的白须老翁显然是照片中的尊者，当天很可能他的生日。他是我母亲的外公，云南省现代教育的一位推手。“简历”大致如下：钱用中，（1864－1944）字平阶，举人。云南省正经学院高材生，1904年赴日本考察学务，1910年创办《云南日报》，曾任中学教员，省议会议员，省政府秘书等职。著有《中国社会总改造》，《我之国民改造观》等书。这些从出版物，网络可查到的记载，当年我们小辈一概不知。在我们成长的新中国，大凡被旧社会所肯定人和事，必定是坏的，大人宁可不告诉我们。
母亲和舅舅只讲过太外公的琐事，例如他几次考进士落榜，皆因字写得太差（母亲不止一次提起，用以警示写字很烂的我）。母亲小时候外快的来源便是替他抄文章，结果练得一手好字。传说他早年曾经到北京，参与“百日维新”被捕。慈禧亲自审问，他一口云南方言，无法沟通，太上令这名少不知事的土包子滚蛋了事。这些传说的真假无法考证，而他毕生致力维新，办报，办教育，当任过1923年成立的云南天足会（促成释放妇女小脚）副会长则是事实。
如果他不曾到日本，便没有我。他以督学身份前往，归来后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的两名爱徒，即我的外公苏澄及庾恩旸。三人在日本都加入了同盟会。庾后来成为护国运动将领，1918年34岁遇刺身亡。照片上没有他夫人，钱老先生的另位女儿钱维芬，只有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排左三庾亚华，她的姐姐、姐夫立后排最右。云南野史将钱维芬说成红颜祸水，她后来改名钱文琴，远走香港，1964年去世，2012年迁葬昆明金宝山。她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无法证实。
照片中排最右面，清秀文静，着昆华女中校服的女孩芳龄是我的母亲苏尔端，生于1914年，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外婆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家中有多少小孩，视乎有几个活了下来。故家境不俗的人家通常儿女成群。 此时，母亲已经有三个哥弟，5个姐妹。前排小藤椅上正襟危坐的两个小男孩是我的二舅、三舅。我对二舅最深的印象即他随时擦得贼亮的皮鞋，照片上做出解释，这是从小的习惯。三舅苏尔敬是这个家庭中第三代公费出国留学生。 1943年考入云南公费留美班，两年后赴美。他2012年在美国去世，女儿苏霭中整理遗物，找到这张发黄的照片。
外婆
1，约1929年。外婆，大姨妈（立右），母亲 （立左），二舅，三舅，六姨妈（？）
2，1948。外婆和外公，家中正厅。昆明，塘子巷。
3，1949。外婆，家中庭院。上址。
1908年，昆明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云南省立昆华女子中学”，外婆为该校第一批毕业生。高中部1926年才成立，故她应当是初中毕业。见过外婆的毕业照（可惜找不到了），这些女生看起来已经20来岁，一律梳着髪咎高耸的东洋头。日本打扮是当时的潮流，似乎也意味着她嫁给日本留学生的宿命。
外公将追求维新，破旧习俗的使命带到家庭中，要求家人身体力行。外婆每两年生一个孩子，从1010年到1936年之间，不在怀孕，就在哺乳。奉行破旧立新的外公定下的家规之一是不请佣人，难以想象外婆如何应付。想来她最为委曲求全还不是永远做不完的家务，而是夫妻之间意识形态的抵触。外婆信佛教，家中却不能供佛。外婆念佛，逢初一十五吃斋，逢年过节供奉等个人行为外公容忍了，算是对妻子的宽容。但不允许外婆“传播迷信”。每年七月半祭祖，外婆只能秘密进行。于是孙辈被配上用场，由外公宠爱的一个小外孙充当奸细，去缠住外公，我们则做外婆的群众，在洗手间临时祭坛拜祭，之后手持香火，跟随外婆去花园“游行”。很是好玩。生性幽默的外公大概并非不知道，也只无奈其中的冥顽不灵罢了。
外婆聊天的主要对象是每天来家中厕所“倒粪”的老张。他长着两撇小胡子，蹲在厨房门口，咕咚咕咚地抽水烟筒，看外婆忙乎，一面笑眯眯地闲话。我记得听到他告诉外婆，土碗不能垒在瓷碗上，否则姑娘会嫁得门户不当对。有时来倒粪的是他的弟弟小张，干完活就走。据外婆说，大张懒，得过且过，家里穷，化为贫农成分，做了农会主席。小张勤快，买田置地，成了地主。土改时田地被没收，还被斗。外婆说，她家运气太好了，她父亲不喜欢吃老陈米，所有家没有卖田置地，否则一定成地主了。 “？”“佃户用谷子交租，多半交的是陈年旧谷子”。这是我童年时代上的一堂政治课，意思等到多年后才理解。
我脑海中呈现的外婆形象，有一只猫尾随于后。就像玛丽的小羊，外婆走到那里，这只老猫跟到哪里。如果它不在跟前，外婆只要一声“喵！”，它立刻魔术般地出现。那时昆明人无论贫富，饭桌上大抵都有一碟下饭菜，腌抗浪渔。渔来自澄江抚仙湖，似乎取之不尽，到21世纪，被投放湖中外来渔吃掉这些小鱼的鱼子，抗浪渔几乎绝迹，卖到几千元一斤，据说招待部长级干部才吃。外婆的老猫享有今日部长待遇，每餐有抗浪渔伴饭。
小时候吃过最美味的饭菜是外婆所烹，过年她必定准备令人流涎的红烧肉，酥肉炖红萝卜等四个荤菜，盛在土锅里，从初一吃到初好几，仪式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初期。她的八个女儿中，有四人承传了外婆的烹饪手艺和兴趣。我母亲是其一，但她做的苏氏传家菜已达不到外婆的水准，传到我这里更走样，我不以为值得传给女儿了。 母亲的兄弟姐妹，各人兴趣爱好，处世为人都不相同。外婆常道，“一娘养九种，九种不像娘”。而今这代人也都一一走完人生路程，看他们各人留下的故事，的确如此。
我写过一篇“妈语录”，记录了200多条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格言”，从人生观到为人处事，举止行为到穿衣吃饭，无所不包。母亲总是用“外婆说”作为开头。什么“吃得亏，在一堆”，“心有天高，命如纸薄”，“宁替列汉牵马，不为温奴公当军师“，“天不容跳蚤长大”， 生动而言简意赅的表述，在我们心中播下文化的种子。这些充满哲理和智慧的箴言当然不是外婆发明的，她一定也是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外婆的母亲那一代中国女性，都没有进过学堂，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姓甚名谁。那张1928年的全家福中，留下她老年的样子，看到她那双小得不可思议的脚。
大姨妈
约1929年，从左到右为母亲，大姨妈，四姨妈；
约1978年，大姨妈在云南省双柏县中学；
大姨妈苏尔聪比母亲大两岁，生于1912年。这两姐妹之后，弟弟妹妹滴滴嘟嘟出世，两年一个。两人这辈子在家中的位置定格为大姐、二姐，分担母亲的家务理所当然。母亲由此养成勤快，做事利索的习惯，而大姨妈永远优哉游哉。母亲和大姨妈从小同床睡，姐姐本分，妹妹机灵。两人定了规矩，后起床的负责整理被褥。早晨母亲醒来，躺着不动，看到姐姐醒来，扭动身子左右转动，立刻坐起来说，“我先起”。现在早晨不叠被的年轻人，难以想象那时每天的床铺需要打理得像军营里那么整齐。
八个姐妹先后进入昆华女中，据说都是学霸，成绩霸住第头三名。大姨妈在姐妹中个子最高，样貌洋气，是女中的校花。青春少艾时留下的几张照片，明艳动人。外婆为昆华女子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大姨妈则在女中第一届高中毕业。我的父母不算自由恋爱，却在婚前彼此悄悄看中。大姨妈就早生了那么两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束前到了出嫁的年纪。外公届时在云南省教育厅任职，看中一位下属，来自云南墨江县殷实的地主家庭，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外公尤其赏识他为人忠厚，将大女儿许配给他。
大姨妈也像外婆一样，生了十一个孩子，却只留下四个。她说生孩子很简单，就像将豆米从豆荚里挤出来。抗战内战，即便在大后方昆明，老百姓度日艰难，养孩子就没那么简单，通货膨胀，在政府任职，拿到工资第二天要尽快跑到米铺去换成大米，跑到商店买日用品。一则关于大姨妈的故事说，佣人来到麻将桌前说，“太太，太太，家里没米了”，“好，知道了，你先回家，等我打完这一圈来看”。母亲说：你大姨妈什么都不急，她觉得天夸下来反正有高个子顶着。
1949年新政权成立，旧政府解散。大姨夫失业，一家人生活无着落。夫妻一道考入新政府设立的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滇西北的小县双柏，在中学教书。那时她37岁，和那个时代众多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政府镶嵌在此的一颗螺丝钉，固定在这个位置上终其一生。不断革命的年代，不断需要敌人，一连串的厄运来到。大姨夫出身地主家庭，先天就被打上“阶级烙印”。他教历史，语文，音乐，会拉手风琴，风头十足，讲话随意，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揪出来”。主要的反动言论为：“当初在省教育厅里，老岳父罩着我（云南话，关照的意思），生活幸福”。问题出在这个与“照“同音的“罩”字，引申分析，说明他认为解放后，伟大领袖的光辉没有照到他。他被打成右派，送到劳改农场，几年后去世，原因不明。我们从没听大姨妈讲他的事情，只记得她诙谐地说，我填表写丈夫一栏，就六个字：右派，劳改，已死。
右派的妻子，也没有资格上讲堂，大姨妈被派到教务处，负责刻刻蜡版。没有发明影印机的年代，刻蜡版即人工复印技术，手握刻写笔，一笔一划在蜡纸上刻字，然后上油墨压印成油印件。大姨妈刻蜡板的能力，漂亮的字迹全县闻名，她并不觉得上不了讲坛有什么委屈的，整天乐呵呵，谁都喜欢这位苏老师。她的儿女总结母亲的个性：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1959年到1961年饥饿时代，在美国的三舅托他在香港的朋友给内地亲友寄罐头猪油。他家收到海外寄来的长方形的铁皮罐头盒子舍不得扔掉，洗干净放着。文革开始，小县城找不出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务间谍，来抄家的红卫兵看到从没见过的，规矩四方的铁盒子，认定这就是通敌用的电台。将大姨妈捆绑带走，定性为双柏县的大案，大姨妈是大特务。据说多亏她人缘好，其他特务嫌疑分子被吊起来打，大姨妈只是被罚跪，跪在碎瓦片或者搓衣板上。大姨妈后来讲起这段经历，笑着说她穿上宽松的裤子，里面用几层棉布包住膝盖，红卫兵看不出。她说每天被批斗之后很生气，于是“气管冲了食管”，越发想吃。她悄悄在瓦罐里打进两个鸡蛋，拿到开水房，冲开水将鸡蛋烫熟来吃。她一面讲述，一面哈哈大笑。
文革高潮过去，大姨妈被遣送到山区农场。1973年尼克松访华后，云南迎来第一位回乡探亲的美籍华人，我的三舅。此时，大姨妈还在农场劳动，特务的罪名自然烟消云散，她成了政府的座上客，美籍友好人士的姐姐。苦难终结。大姨妈后来搬回昆明，四个儿女各种成家留在专县，她偶尔回去探望。临终时，她对儿女说，这一生十分满足。“如果你们当初没有去双柏，如果父亲没有被打成右派……”，女儿道。大姨妈回答：没有如果，只有现在。
记得看到过大姨妈年轻时美艳动人的照片，问表妹照片呢。“我大哥说：照片？保住老命就不错了。”
2018. 7. 26
二姨外婆
外婆钱维英有一个妹妹钱维芬，生于1893年，比外婆小三岁。两姐妹同一天出阁，分别与两位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结婚，妹妹钱维芬嫁给庾恩旸。1918年，时任滇军将领的庾恩旸遇刺身亡。25岁的二姨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寡居庾府。1930年代女儿相继嫁出去后，她与缪姓外省盐商结婚，移居香港，改名钱文琴，1963年在香港去世。2012移灵昆明，安葬在滇池边金宝山墓园。
跨入十九世纪的中国，上上下下改革呼声中，“资送学生出洋留学，系为培植师范，造就通才。方今急务，莫要于此”。曾外公钱用中1904年被云南省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及留学时已是一位40岁的举人。这一年云南派出的留日学生有144位，据说他作为学监前往，已无考。留学生选择的条件为：心术端正，文理通明之士。钱先生此时家中两女初长成，得此天时地利，在留日学生中择得两位良婿：我的外公苏澄和二姨外公庾恩旸。
20岁的庾恩旸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大多数留日的年轻人一样，受革命思潮感染，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从讲武堂教官一路高升，历任云南军政厅厅长兼宪兵司令官、靖国第二军总司令官等职。加陆军中将衔。民国5年授陆军中将。 1911年九月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参与云南重九起义。年轻英俊的将军在滇军中颇负众望。
1918年初，年仅35岁的庾恩旸在贵州毕节被手下勤务兵刺死。死后孙中山为他提词“死为鬼雄”，葬于昆明金殿公园。依山而建的三层西式陵园，是我们小时候旅行常去之处，至今昆明不曾有过更为壮观的墓园。文革时遭红卫兵洗劫，砸烂石雕、围栏，挖出棺材撬开，取出将军的尸骨，弃于谷底。
暗杀作为政治倾轧，消灭对手的手段，那个时代屡见不鲜。庾恩旸被刺，引起的揣测都与政治有关，听舅舅说起过当时众人猜测的幕后凶手。皆属推断，并无证据。不料半个多世纪后，因为电视宫廷剧盛行的缘故吧，有人编故事，将庾被刺说成是情杀。二姨外婆成了主角，因姿色不凡，被云南省主席唐继尧看中，做了他的情妇……编造故事者连她的名字都写错了。谣传不胫而走，内容越来越丰富，甚至贴上两张美艳妇人的照片，说成是庾恩旸的夫人钱XX。瞎编乱造也被正式出版的云南野史采用。庾家一位后人写的家族史中，编了（或者抄来了）另一则故事。同样，作者连二姨外婆以及她女儿的名字都没弄清楚。
庾家为云南的大商家之一。庾恩旸的弟弟庾恩锡还做过短暂的昆明市长。1920年代的中国，新思想和旧文化同时影响人们的举止行为。一方面包办婚姻依然普遍，出嫁意味着终生归附男方家庭，丈夫死去妻子必须守寡；另方面寡妇也可以抛头露面，出席社交场合。在重视女子教育的父亲钱用中身边长大，二姨外婆喜好阅读。她结识了一位有共同兴趣，从江浙到昆明的富裕盐商，两人继而相好。听二舅讲过一个传奇故事，一天晚上二姨外婆和这位缪先生分手，坐人力车回家，小巷里冲出刺客对她当胸一枪。二姨外婆抱着缪先生送的一本精装书，正好挡住子弹。寡妇名节关乎家庭的名声，事件引起的联想猜测令当事人则惶惶不可终日，远走他乡看来是唯一的选择。
挣脱庾家媳妇的名分去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几乎是出逃，从此和昆明家人断了联系，不通音讯，并改名钱文琴。直到40年代末我大舅一家去到台湾，才和她联系上。同样流落异乡的侄子一家，成了她唯一的故乡亲人。在此之前的1938年，台湾一个5岁的小女孩跟随父母去父亲上司家做客，对当天场景留下很深的印象。她长大后去美国留学，和我三舅结婚。无意中说起来，才知道小时候她见过的那位病恹恹的女主人，竟然是丈夫的姨妈。这偶尔的机缘，证实三十年代二姨外婆已经再婚，身份是缪夫人。据说缪先生在上海另有家室，二姨外婆独自住在香港。
直到她去世前，台湾和大陆均不通邮。当年自己性命堪忧，为了早日离开昆明，她极力促成女儿的婚姻。大女儿嫁了一位到昆明来的北大学生，后来死于难产。小女儿经她做主，嫁给同是护国运动功臣的罗佩军的长子罗曙。二姨外婆得知女儿婚姻不幸，一辈子自责。到她病重，女儿见一面乃唯一的心愿，她想方设法带信给昆明的一位侄女，请她帮忙。很巧，庾亚华真好在她家借住。不知何故，此人回话说，亚华表姐已经去世。失去最后一丝对人世的留念，她很快走了。
二姨外婆的女儿庾亚华是我从小熟悉的二表嬢。外公的书桌上有一张照片，是他40年代到南京看望大舅和在金陵女大念书的二表嬢时拍的。外公身后站立的俊男美女，皆可入画。二表嬢后来转学复旦，据说是公认的校花。毕业后回云南，在省政府任职，升为科长。抗战期间，政府人员皆被授予军衔，她的职位等同少校，文革时作为“反动军官”被居民委员会“揪出来”，送去劳改。她的另一条罪名是“企图叛逃”。二表嬢第一次结婚才16岁，两次婚姻都以离婚收场。越往后，她对母亲思念越切，今生必需见到母亲的愿望几乎令她发疯。没有地址电话，只知道母亲在香港，二表嬢不顾一切去罗湖闯关，被拘留押送回昆明。
劳改营离昆明不远，二舅每个月去看她，送点吃的和香烟。我随二舅去过一趟。她患子宫癌，劳改队认为癌症会传染，把她单独关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空荡荡的一间茅草房，沿墙一排玻璃罐头瓶。她说每天早上担水回来倒在这些瓶子里，可以用一天。文革后，她从劳改队释放出来，这位白发凌乱的老妇人身上，看不出一丝当年艳压群芳的风采。她住在我八姨妈家楼下，苏家的房子里，这里从来是她的娘家，靠三舅每月汇款，她的生活有着落。我偶尔去看看她，找不到话说。她让我想起莫泊桑的“项链”，虽然她当年戴的珠宝首饰不是借来的……
1945－1985，四十年之间，一国两党不共戴天的敌对意识铸成的铜墙铁壁，阻隔了多少家人相聚。二姨外婆和亚华表嬢只是千千万万苦苦相思而不得相见的亲人中之一对母女。年年岁岁，日日夜夜，她们的眼泪哭未能哭倒高墙。
附：冥冥之中
1963年二姨外婆去世，大舅到香港办理后事，设灵位于香港志莲静苑。1981年大舅在台湾去世，之后20年间，大概没有人去拜祭过她。2012年春天，在美国的三舅突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要将姨妈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志莲静苑九十年代大规模重建于新址。表哥俊中和两位表妹甚为沮丧，以为无法找到香港记录，没法追寻骨灰，也不知道灵位设置是否逾期。一天俊中表哥拿起二姨外婆遗照拂尘，看到贴在瓷像后面大舅写的一张字条，上面注明灵位编号等信息。他立即启程，来到志莲静寺，之后一切仿佛有人指引，安排了种种巧合，顺利地将骨灰带回昆明下葬。三舅在完成这桩遗愿望不久，也离开人世。按他的嘱咐，葬回昆明，和外婆外公、二姨外婆、我的父母、二舅、八姨……永久安息在滇池边这块美丽的地方。
1998年，我应邀到台湾观光，主人问我台北之外想到何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去花莲。我对台湾所知甚少，随口说花莲因为名字听起来好听。表妹慧中陪我前往，她说有位昆明来的远亲罗伯伯住在花莲，他已经去世，不知道家人是否还在。女儿其实是他到台湾后娶的太太带过来的。原来留到电话没变，她到车站来接我们。这位年轻的妈妈看起来似曾相识，性格开朗，带我们去她家。罗伯伯的妻子看到我们很高兴。家里最显著的位置供置牌位，上书：先夫罗曙。我惊讶不已。这不就是亚华表嬢的前夫吗？
罗曙与这位台湾本地人50年代初就结婚了，他在地方政府有个低级职务，一家人在花莲过着平凡的日子。直到他去世的五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对妻女提到自己在大陆的经历，显赫的家世。她只知道自己是第四任妻子。我对她们母女叙说罗佩金将军当年变卖家产，支持护国运动的故事。告诉她们，他第一任妻子庾亚华是我的表嬢，罗曙的姐姐是我的干妈。她们给了我一张罗曙孙女的照片，要我交给在昆明的亲戚。
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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