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昆明，双塔小学的前身—昆明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全体老师合影，左一为刘碧老师
－－作者：熊景明
去去去，去上学
五岁时，母亲将我送进双塔小学。那年，对面六姑奶奶家的倩倩和巷里一窝小孩都到上学的年龄。父母担心大孩子们走了，留下我闯祸，提前把我送进学校。我从记事起, 就听惯了所有的姨妈（七位之多），姑姑婆婆，爷爷叔叔叫我傻丫头，笑我的憨愚。洋溢着爱意的诙谐，似乎也未伤到我的自尊，我很爱听妈妈讲我“小时候”的憨故事。她说我一岁时，爬到父亲的书桌上，模仿他办公，拿图章乱盖一通，弄污了他的工程图，又把香烟塞进嘴里，辣得大哭。
让我提前上学的决定，和一桩憨事有关。那年春天，院子里闹贼，东西丢了一件又一件。贼从哪里来？大人们边吃饭边作各种揣测，好象不同版本的侦探故事。父亲认为贼顺后屋外的大树上爬进来，为了证实，他爬上房顶去看个究竟，踩得瓦片喳喳响。我站在院子，垫起脚尖，只看得见大树梢，贼是如何爬上来的？那是棵怎么样的树？我的好奇心越来不可压抑，终于在母亲睡午觉的空档，叫三岁的弟弟拿着一块抺布跟我上楼去，抺干净布满灰尘的游春围栏，奋力爬上去。抹布脏了，翻个面，抺去山墙瓦上尘土，翻上屋顶。之后记得的情节是母亲穿着蓝旗袍，站在院子当中，仰头看我，惊恐万状。往后的安全措施就是将我送进小学。
上学早、迟一两年，对命运的作用其实不小。在尚可塑的年龄遇到不同的同学、老师，影响巨大；更何况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生命旅程与什么年份相交，将决定你能否进中学、上大学，踫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一个小女孩饭桌上竖起耳朵听来的故事，影响她的一生。为了准备入学试，母亲先教我写名字，我操练到左、右手握住粉笔都能写，家门口三合土地上，乃至外婆家天井的石板上，涂满了我的名字。
考试的大日子到来，在母亲陪同下来到学校。果然第一关就是写名字，我拿起笔来，认认真真画完那十四划的姓，十二划及八划的名（后来我给女儿取名字时，吸取教训，她连名带姓共12划，将来考试，别人还在填写姓名，她就可以开始答题了）。之后老师拿一块积木问道“什么颜色？” “黄色。” “几角形？” 当然是三角形，但这里是学校呀，应该说得复杂一点：“五角形”。走出考场，母亲很心焦的样子，“我写名字的时候老师为什么笑？”，“你用右手拿起笔来，递给左手写”，母亲也忍不住笑了。母亲知道一定不录取，便去找校长说情。榜已制好，在校长鲁兰芝的签名之前，临时加上我的名字。“哟，妹妹的名字排在校长前面呢！”哥哥因此嘲笑了我好几年。一上学就排全班倒数第一，其自卑可想而知。
每看到电影中一排人顺墙脚站立，面对行刑的枪队，我便会想起昆明双塔小学高高的庙墙下，一排因迟到受罚的学生。全校学生列队站在操场上，这批“受刑”者要等升旗式后，早操完毕才被释放。为了避免迟到，我每天天不亮挣扎着起床，经常到校时大门还紧关，长踫到几个和我一样心情的学生，好像都比我高班. 有一天起晚了，一边哭一边怪妈妈不叫醒我，最后干脆不去上学，宁可逃学也不能忍受站墙角更的奇耻大辱。
一年级的教室在大殿内，红色圆柱子在我们眼中无比巨大。小学一年级记得最清楚的事只有一桩。音乐老师把“狼来了”改编成小歌剧，准备在家长会上表演。 老师挑牧童扮演者，几乎全班都举起手来大叫“我！我！我！”，我看到坐在前面的赵仪娥不作声。“赵仪娥！”老师宣布道。赵仪娥病了，第二次机会又来了，当全班又举手大叫时，我静静地坐着，眼巴巴地看着老师，果然听到我的名字！很久以来，我都坚信这是战术成功之故。
演出的那天，妈妈替我穿上工裤，和牧童身份接近一点，老师看见却说，快回去，换上最漂亮的裙子。那是一件金黄色的绸裙，前面两排小三角列成装饰，是拜干爹的赠品，平时放在箱底。排练时两手空空比划，上台却手持牧羊鞭，歌唱时应把鞭子放下，还是拿着它动作？我决定拿着，这恐怕是此生第一次重大决定，所以现在还记得。
音乐老师长得很好看，棕色的长发自然卷曲。我们都喜欢音乐课。每教会一首歌，她先让全班合唱，然后男生、女生分别唱，又再分小组唱，然后大家伏在桌上，头埋在双手中，老师静静地走过来，用教鞭轻轻在你背一拍，你便站起来独唱，谁也看不见你。哦，我总是盼望“让她手中那小小的鞭子，轻轻、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 音乐老师名“屏”忘了姓什么，三年级开学她不见了，传说她是军统特务，被逮捕了。这么可爱，这么爱我们的老师怎么会是坏人呢？
和现在的学生比起来，我们上课轻松极了，校规则很严，例如一年级女生一律剪“童化头”，家长倒欢迎，省得早上替女儿梳辫子。我觉得前额一齐排，脑后一排齐的发式丑死了，母亲一边替我剪头发，我一边伤心落泪，刚剪的发尖擦着前额，夜里梦见一条毛虫爬到额头上，吓得大哭着醒来，更加深我对“童化头”的怨恨。
每晚的作业都是抄几行小楷，一页大楷，几道算术，不一会便作完，“今天功课今天作，明天还有新功课”。假期不一样，作业是一次布置的。我的规律年年不变，一放假就决心赶完所有的作业，每天抄写两、三天的份额，很快就烦了，进入与写字、看书完全无关的境界，大人称为“野掉了”。待到临开学，悔不该当初不努力，而今徒伤悲。伤悲的眼泪换来母亲、外婆等人的同情，何况她们也不愿我因缺交假期作业而留级，只能无奈地握起毛笔代我去填充那些大小格子。到开学注册之日，将一堆假冒的作业，递到前面写着“二年级注册处”的窗口内，心卜卜跳，就像将被发现赃物的小偷。几十年后听一位朋友说他上小学四年级去注册，假期作业没完成，注册的老师说，降一级，去隔壁窗口，据他说，这一降才让他迟一年进大学，没有踫上反右运动，避开大难。我问他上什么小学，“双塔小学。”“啊？！”他甚至也属早等开校门的一群。那时，我眼中五、六年级的学生，已俨然大人，岂敢与之随便攀谈？
刘碧老师
小学四年级时，我缝了个布娃娃，取名叫刘璧，那是我们亲爱的班主任的名字。她从小三接过这班学生，一直教到送我们出校门。昆明双塔小学是原来的女子师范附小，全校老师都是女师毕业生，刘璧老师从专县考到女师，十七岁起就在双塔小学教书，教我们一级时大摡二十岁出头，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了。如果我能画画，定可把她样子准确画下来，而且很容易，因为她从头到脚每个线条都齐齐整整。齐肩的头发卷成平平滑滑、内翻的发卷，开胸黑毛衣里翻出“苏联花布”的衬衣领，夏天脱去毛衣，永远是深色长裤，浅色上衣，最常穿的是件蓝底，白、红、啡三色碎花的衬衣。刘老师在教室课桌中三条过道上走来走去，手捧着书，脖子不动，眼睛却看得到教室每个角落。她一跨进教室门，嚷闹立即停止。起立、敬礼后，她用眼睛在教室扫一遍，背过身在黑板上写上语文第几课，课文标题，字迹工整得像大楷字帖。上刘老师的课一点不闷，她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都想方设法接近老师，能为她做点小事深感荣幸。如果上课粉笔用完了，要派学生走一趟，她总是把这份美差交给最不安分守己的男生。每学期的班委会由全班选举产生，“民主”在刘老师的操控下进行，班长往往由高大，有“威信”的男生，而非成绩好的乖的学生担任。若干年后我做了中学老师，面前一帮顽劣的学生，束手无策，终不明白刘璧老师何以用眼神就把我们镇住。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她真心爱每个学生，无论聪明愚钝、听话与否。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会考、评比，班主任不仅仅教书，他们是看顾祖国的花朵之园丁。
夏天，逢星期一第一堂语文课，刘老师得检查有没有人违规去城郊“八大河”游泳，大家把袖子挽起来，老师拿竹签在每人膊上划一道痕，便可鉴定是否在河水中泡过，我们都信以为真，不曾怀疑老师是看表情识破内情。上课时若有同学不舒服，老师便带到办公室去刮痧。我挨过一次，痛极，却不敢哼叫，这位“母亲”毕竟不是家里的那个妈妈。如果刮完痧脸色还转不过来，便去躺在刘老师宿舍的床上。老师房里一尘不染，床单边缘一条直线，是先折起，然后用书压在上面压出来的。
周未老师轮流走访家长，学生大都住在附近，像我一般胆小如鼠的乖学生，极少得到老师的惠顾。和母亲在街上有时碰到老师，妈妈总会找出点我的毛病来报告，比如不好好刷牙之类，那是我最尴尬的时刻。五年级时，老师带班上四个学生去省歌舞团学跳舞，预备参加全市的校际舞蹈比赛。老师为此花了许许多多时间、心血，每天陪着我们练舞，我跳到做梦都在舞裙中旋转，那是朝鲜族舞“春之歌”，我们两个女生头顶花篮出场，两个男人是我们的追逐者，歌词道：“跑米温来跑米温，四朝两也卡斯买豆……”（几年前我唱给一个南韩学者听，他乐坏了，说唱得颇准）。刘老师教我们用薄薄的彩色皱纸做玫瑰、菊花，装满竹编的花篮，非常美丽。比赛在正规的剧院进行，我们跳得很好，却没有得奬，评判之一是老师在省歌舞团的朋友，她说“这四个小鬼跳得完全像大人。” 第二年参赛的是十多人跳的“集体农庄舞”，终于得了奬，老师带我们去相馆，摆着舞姿照了张像。毕业后每次去看老师，都会拿出这张照片来“怀旧”，它记载这我们美丽的童年。 文革时，刘老师被批斗，她保留的所有照片都付之一炬。有一回，老师让我们四个小大人在家长会上表演“春之歌”，不记得哪里听说过，说朝鲜族的男装像男式的裕袍，老师问谁家有，我跑回家拿来父亲的一件。上台时，轮到男生出场，我的舞伴披着爸爸的裕袍，跌跌拌拌地舞过来，我笑得不支倒地，台下家长们笑作一团。事后我知闯下大祸，节目主持周老师把我们两个女生叫到办公室里训话，怎么骂都不解恨。此时刘老师走进来，放我们回去，办公室内传来她的笑声，我们俩又大笑起来。
同学并不依成绩排名次，而班与班、组与组、小队与小队竞争不断，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诗歌朗诵比赛……最重大的是一学期一度的班级歌咏比赛. 只有参加过大合唱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人溶入集体中情感的升华，当你的歌声汇入随指挥者手势起伏的音之流，可以娟妙如丝，又可声振四壁，你眼中涌出泪水，体验到近乎崇高、神圣的感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河东河北高梁熟了……”
小学四年级开学不久，听到无比伤心的消息，刘老师将作为‘调干’被推荐去北京上大学。同学的难过变成老师的伤心，推荐被上级否决，机会给了教数学的大杨老师。许多年后，才知道因为刘碧老师出身地主，政治审查不合格。她在我们面前没有露出丝毫不快，送杨老师那天，她和杨老师抱在一齐，哭成一团。
去年小学同学聚会时，我才听说刘碧老师初中时就和同班的一个男生订下终身，两人都是班上的高才生，刘老师成绩甚至超过她的男友。她家所有财产土改时都被没收了，没法供她上普通高中，就考进了免学费、还供伙食的云南省女子师范学校。男朋友考到北大，刘老师每月省下几块钱汇给他。待他从北大毕业，写了封道歉信告诉刘老师他另外有了女朋友。
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两位男老师，都是转业军人。不久，我们便看出其中一位对刘老师有所图，心照不宣的战争便在全班同学与这位老师之间开始了。他教自然、音乐两科，完全无法控制课堂。有一节音乐课，他预先把歌词抄在黑板上。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蒙古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歌唱……”我早从收音机里听会了，课间休息时站上讲台教大家唱，到上课铃响时，全班都会唱了。不待他开口，全班齐声放歌，向可怜的彭老师示威，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们的刘壁老师。刘老师后来还是嫁了他，生儿育女。有一年我回昆明，听说她在园通小学，便去找她。暑假里，校园空无一人。踫到个小男生，说刘老师已退休，住在附近，热心地向我描述她住的地方。终于找到地方，人却搬走了。刘碧老师，你在哪里？
祖国的花朵
到五年级，几乎所以人都加入少年先锋队了，全校队员属一个大队，一个班一个中队，四个小队。全班40多个同学，过半都任有职位，不是班委、小组长，就是少先队中各种职位。大队长手臂上带着三条红干的标志，是全校最威风的同学。其它头衔包括中队长、小队长，大队及中队的两名副队长，中队还有旗手一名，两名护旗，两个鼓手，应该都是从老大哥苏联那里照搬过来的。班集体选出班长、副班长和各种委员。我此刻才想到，也许苏联用队组织取代了班级组织吧。班主任兼任辅导员，队组织的职位都由组织指定，班级的职位由全班举手表决选举，谁说一国两制是八十年代的创新。我官拜护旗手，大队活动开始前，各中队列队出场，咚咚鼓声指挥脚步，护旗手站在中队旗帜两侧，五指并齐举过头行着队礼，大概因为人类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基因，仪式会唤起一种神圣感。
那一年自然课教种菜，每个小队各辟一小块地，种上玉米、豆角。众人每天急切地观望，看着种子破土，伸出两片小芽，然后当中冒出主干，完成使命的芽片枯萎，玉米苗一寸一寸往上冒。我们第三小队的地上有一株苗特别粗壮，数第一名。一天下午，这棵冠军玉米苗突然神奇地跑到二小队的地段上立着，过几天便枯死了。案件很容易侦破，中午留在学校吃饭的只有二小队的郭慧端，人称郭小鸭，三小队的同学伤心又气愤，认为杀死英雄苗的凶手道德败坏，我和小鸭多年的友谊从此中断。许多年后，她在一间大医院妇产科做护士长，能干之极，受病人欢迎，在科里的权威几乎胜过主任。
夏天，我们终于将包谷和豆角盼熟了，各小队带着自己地上收获的果实，扛着炊具，去大观楼野餐。从学校出发，大概得走八、九公里，记得曾经在一年级教过我们的苗老师负责指挥我们小队做饭，她将豆角切成斜斜的细丝，放辣酱炒，可好吃了。到大观楼就意味着划小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这首歌仿佛专为我们而谱写。老师将男生和女生混合坐一条船，男生划浆，女生划水。我边唱歌，边伸手去触摸清澈的湖水中悠悠飘摇的水草。半个世纪后，旧地重游，五百里滇池盛满绿色油漆一般的臭水。人生各阶段都有它的苦与乐，虽然两鬓苍苍，我并没有青春少年一去不返的感伤； 看到滇池被糟蹋成这样，禁不住心中悲凉。
男生、女生的感觉到五年级才开始，男生开始欺负我们，无缘无故推一掌，说句恼人的话。老师排座位，偏偏要让男、女生同坐，越乖的女生旁边安插个越调皮的男生。我被分配与全班出名的“闹包匠”刘永建同坐，忍不住哭起来。第二天，他递一张纸条给我，上面写着：我保证不打你云云。下个学期，得到补偿，我旁边坐的是乖学生布泽中。像所有同学一样，桌子中间用粉笔划出楚河汉界，彼此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有一回，上班主任的语文课，我忘了带书，想到将被老师叫起来训斥，心扑扑跳。此时，布泽中不动声色地将他的书推过来，放在桌子中间。洞察秋毫的刘碧老师很快留意到两人桌上只有一本课本，想当然地认为不是我之过。布泽中被叫起来，满脸通红地站着挨骂，我完全不敢出声。他的君子风度，我至今不忘。
到六年级，突然间，男女生又和好了。晚间，住在学校附件的同学一同到魏其武家“做功课”，然后一道游戏，在院子里跳龙头舞：suosuo do，suoduo lasuo，rairai suosuo，rairai laduo，嗨嗨、嗨嗨！一遍又一遍，不烦不倦。有个男生陈建生长得斯文秀气，不少女生都被他吸引。一伙男生逼他说出到底看中了谁，答应替他保密。诺言遵守了一夜，第二天，秘密就公开了，不幸得很，这个“谁”却心仪班上一名长相粗矿的男生，而他的心又另有所属。小学最后一年，男生女生之间的猜忌和暗示占据了我们多少心思！
我的同龄人对小学、初中的回忆都比高中和大学亲切，想来因为那时论出身、政治挂帅的高压时代还没有开始。双塔小学大部分同学的家里都属中产，龚景多的父亲是副省长，有个同学的母亲在校门外摆摊卖炒蚕豆，大家都是同学、是玩伴，不因家境之别产生隔膜。现在想起了，这和老师的态度很有关系。龚景多家有大花园，我们常去玩，很少见到她父亲。她家四个女孩，一个独子。父母夜晚从宴会归来，母亲悄悄将带回的太妃糖塞进她弟弟的裤袋，偶尔，错塞到小多袋里。她带到学校和我分享，一面哈哈大笑这愉快的错误。龚自之57年被划为右派，龚景多失去了上普通高中的机会，当然也进不了大学。50年代是普遍贫困的年月， 每天早上，妈妈给我三分早餐钱，可以买个烧饼，后来加薪到五分，够买夹半根油条的烧饵块，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是天下美食之一。我一般仍只花三分吃早餐，两分留在下午买腌萝卜或炒蚕豆，米花。班上最富裕的同学是黄永丽，她的父亲那时在法国。她带九分钱一个的酥皮面包到学校，第一节课后，拿出来，不紧不慢地啃吃，令我们好生羡慕。
想得起来的政治事件有两桩，一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就像巨星损落，举世必须悲哀，女生都在头发上绑上白头绳，第二天听说苏联表示哀悼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黄色，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找黄头绳，老师买来黄布，裁成绑头发的布条发给大家。同学个个扮出一脸悲戚，女生尤为努力。也不能说没有一丝真情，对我们而言，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太抽象；印象中，斯大林就是电影和图画上那个带着红领巾、接受少先队员鲜花的一位慈祥的老伯伯。死了，很可惜。十多年后，在军垦农场读到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新阶级》手抄本，才知道斯大林原来是个可怕的暴君，不由想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小学生，才不会像我们这代人那样被蒙骗，去讴歌专制主义及独裁者呢。
小学二、三年级时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小学生四下去捡破铜烂铁，交到学校，相信最后可以购买战斗机，迁灭敌人。老师要大家提高警惕，因为有美蒋特务来中国收集情报，搞破坏，让同学们看到可疑人物就去报告。一连几天，我和一个同学放学后坐在节孝巷坡头谁家门口的石阶上，注意观察来往行人，可惜没有任何人和电影上的特务有半点相似。看着看着，突然发现每个路人的衣着、神情都有可笑之处，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反而成了令人生疑的两个小疯子。
文章的初稿发在06年的《南方周末》上，怀着一丝找到刘壁老师的希望。后来她女儿看到，我们联络上，才知道刘老师已经过世。刘老师在文革中被斗，她收藏的学生给她的照片，信件，全都烧了。包括我们小学毕业前跳“集体农庄舞”得奖后，刘老师带大家去国际照相馆拍的那张“巨大的”八寸照。我穿着花裙子，包着头巾。我小时候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在那张照片上，我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孩，比划着优雅的动作，至今还记得很真切。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