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
－－作者：深山华士
十一、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到乌石公社，仍住那个最小的房间，我努力将自已的疾病忘掉，只是平时稍加注意而已，一切又回到原先状态。当然，卫生院的同事知道我有病也对我比较照顾，很少再让我去干重活了。我已将自已置于“死”地，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再也不检查每次都让我提心吊胆的尿常规，也不吃任何药物，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一切任其自然。奇怪的是，如此这般，我的自我感觉反而好了些，体力较前有所恢复。今天想来，我的肾炎也许是一种预后较好的类型，而当时的部分症状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一旦将自已置于“死”地后，那种烦恼、焦虑、痛苦反而抛之九霄云外，适当的活动、工作，解除了缚在自已身上的桎梏，也有利病体的康复，倒正应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
我在等待县卫生局调令，痴想能上调到县城，但很多时日一直石沉大海。后来终于等来了调令，但事与愿违，卫生局令我去县另一头的许访公社卫生院工作，我只能服从，稍事收拾后，拟择期去报到。
当时的电话机都是手摇的，总机在公社的邮电所里。打电话时，先用手摇，然后总机接电话问你要打哪里，他帮你接通后就可与对方对话了。许访公社卫生院比较远，先要到县城，然后再去那个地方，中间还要经过两个公社。现在已想不起我为什么在临行前要打一个电话去许访卫生院，可是这个接电话的人就是现在与我朝夕相伴的夫人，难道真的有缘分吗？难道这是老天的安排？
十二、蹉跎岁月
许访公社在资溪县的西北方向，而乌石公社在资溪县的西南边，之间相隔着高山峻岭，没有道路可通。因此从乌石到许访必须先到县城，再去许访。据说，资溪县刚解放不久，又被土匪攻克，由于交通不便，等待援兵数天后再夺回。
许访公社卫生院，与乌石公社卫生院结构相似，前后两排，但中间无连接的房子。两排房屋的两侧各有一个单独房子，一侧是厨房，另一侧是宿舍。房屋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盛。卫生院前面有一条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农田，不远处有一条溪滩。卫生院人员配置比乌石公社要强一些，院长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的四川藉复员军人，正式头衔是政治指导员，属行政人员。副职是位女的助产士，二位江西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男医生，一位江西中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女医生（即我以后的夫人），一位药房司药，一位化验员，一位中年护士，还配了一个不在编的草药医师，我去后共十人。
从上海回来后，我很少再去关心自已的疾病，基本上与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身体倒慢慢地恢复了。随乡入俗，我与卫生院同事一样分到点自留地，工作之余，可以种种菜，并养起了鸡。一日三餐基本上吃食堂，但自已也偶尔开开小灶。
我种菜的兴致慢慢地浓了，真可谓做到精耕细作了。我要求田埂整齐，两块菜田的行间要宽。一早起来拾鸡粪，捉“地老虎”（一种生长在土壤中的害虫，专吃幼苗），浇水施肥，拔草，这些活儿也不断向别人请教，再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一年四季的蔬菜是吃不完的，很多都送了人。
养鸡是我的又一个主要副业，我从买来的小鸡一直养到成熟生蛋，其成长过程也很有乐趣。我们卫生院的人都养了鸡，为了喂食方便，我对自已养的鸡，用敲杯子的声音，依据巴甫洛夫学说建立起条件反射。这种敲打的特定声音，能召集我养的鸡前来进食，而他人的鸡却置若罔闻。稻谷成熟时，这些鸡会跑到农田里去偷食，我也无计可施。农民用浸了有机磷农药的谷子来毒鸡，果然倒了一大批鸡，这也不可怪农民。我根据医学书上的知识，用阿托品药水静脉注射来解毒，轻的可救活，重的仍不行。于是又想出用开刀的方法来急救，即把鸡肫剖开，取出里面有毒的食物，洗净鸡肫，缝合伤口，并在血管内注射大剂量阿托品，此法倒也救话了一些鸡。我大约养了十来只鸡，叫木匠打了一个无底的小木屋作鸡窝，底就垫以稻草之类。有一天晚上，来了偷鸡的人，笫二天清晨其他同事的鸡窝给他们一窝端了，而我的鸡窝因无底故没偷成，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我又是一位业余理发师，男的、女的都能理，这手艺始于在校时的“勤工俭学”，工具也随身带着。
回忆起这些往事来，虽有快乐的一面，但总感到酸楚和无限遗憾！这不是在虚度光阴吗？那时我30岁还未到，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侯，可是却只做着这些种菜养鸡的事……
十三、贫乏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未结束，无论文化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贫乏。我们在这穷乡僻壤中，当时新闻、消息仅靠自已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因信号不好，常会听不清楚；可以看到一张隔夜的《江西日报》，但仅一份，大家要轮着看；那时电视在城市也是稀罕之物，乡村更别奢望；难得能看上一次露天电影，但都是翻来覆去的那些片子，不去看可惜，看了又味同嚼蜡。当时，粮食、食油及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尤其在江西山区，供应更少。食油每人每月只有3两，能炒几个菜呢？所以当地人都用猪油来炒菜。为此，公社的粮管所（供应粮食、食油）、供销社（供应肥皂、白糖、香烟、布匹）和食品站（猪肉）这三个部门最吃香，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有权批条给关系人一些紧张物品。
在山区，有一个工种是最吃香的，那就是驾驶员，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很多人都要去巴结他们，以便搭个便车。我亲眼目睹，一次一个男知青提出要站在装着猪的车箱里去县城，因没有东西“孝敬”，被驾驶员喝斥拒绝。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四个轮子”即驾驶员，“一把刀”指卖肉的，“白衣战士”指医生，“红旗飘飘”意味着春风得意，吃香程度依这个顺序而递减。我虽属“白衣战士”，但因初来乍到，也不谙世故，不懂此技，故也沾不了多少光。
过年回上海，短短几天，母亲首先让我在家尝个遍，吃个饱，并把平时省下来的食油、熬好的大罐猪油、肥皂、白糖等凭票供应的食品及日用品，打包准备好。临行前还要买许多袋袋糖，作为上海招牌礼品送送人。因此，每次返程回江西都要带大包、小包不少，很感是个负担！出发时父母都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并买月台票送进站，等到火车开动一刻，母亲会别过身子，摸出手帕擦着克制不住的眼泪……
十四、各有说不出的苦衷
“六.二六”最高指示发布后，省城、专区、县城的医务人员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省城某职工医院的一个院长，年近60岁了，大卡车把他一家子都送来了农村，下在许访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患有老年性痴呆瘫在床上的老母亲也被“下放”了，我曾被邀去为她老母剪了一次头发。老人处在痴呆状态，已失去思维，我一边理发，一边思潮起伏，老人悲惨的处境让我非常揪心……
卫生院四个年青医生都是文革中毕业的，除我从上海分下来之外，其余三人均系本省分配来的，他们来卫生院之前都已去过军垦农场锻练，接受过“再教育”。男医生C，他父是江西某附属医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接受批斗。中医W，她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是一位医院的院长，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一个很讲义气的山东汉子，在文革前期被迫害致死。如此沉重的打击，W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又老实，虽是个“白衣战士”，却一点也没有“红旗飘飘”，连买点肥肉熬油都沾不上光，只好买咸肥肉熬油。日复一日，大家虽没有休息日，但没有病人时可以干自已的私活；来了病人，就不分白天黑夜应诊；到“双抡”农忙季节，还要出去巡回医疗。
在这交通不便的山区，外头的消息传到这里，都成了旧闻，不过阶级斗争还是狠抓不放的。卫生院的负责人，不称院长而冠名为“政治指导员”，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比如，经常要开会，组织学习文件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不过小小的卫生所，因没有“老家伙”，所以也没揪出什么可以批斗的“走资派”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像这种公社级的单位，阶级斗争的气息还是很浓的，农村中的“四类分子”都已揪出，他们必须随叫随到，监督劳动，已成为大队干部随意使唤的廉价劳动力。公社机关也不甘落后，经“深挖、狠抓”后，也先后揪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最好笑的是，信用社老X，他的小孩无意间把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扔到粪桶里，被人揭发后成了新的“四类分子”而挨斗。
十五、开棺验尸
开棺验尸这差使是法医做的工作，估计地区级才配有法医，可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法医早已不知去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取而代之的是三结合的“革委会”主持一切工作。
当时的刑事案件在我们这个地方虽不多，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消失。某年夏季，某生产队的一个浙江新安江移民，上山砍柴时，突遭枯枝坠落而被击伤，送到卫生院时，已昏迷，系头部受伤，整个头部肿胀的吓人，虽经急救，终因不治身亡。过了一天后，公社有关方面来调查此事。据当地群众反映说，此人死得蹊跷，其妻对他的死亡若无其事，没有悲伤的感觉，并质疑上山砍柴怎么会突遭枯枝坠落击中，因而怀疑有他杀之嫌。“革委会”负责人听了反映，认为确有疑惑，要求卫生院派人去开棺验尸，检查有无身上的钝器伤。我当时自告奋勇地当了一回神圣的“法医官”，并带一名从大队借来的赤脚医生作为助手同往。
大学三年的基础医学，我们先要学《人体解剖学》，实验课上一般都是用老师做好的人体标本对照书本学习。笫二年，要学习《局部解剖学》，每6个学生分到一具经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完整尸体，3个人为一组，动手解剖半个尸体，课程要持续一学期。第三学期要学习《病理解剖学》，即了解疾病时的大体（肉眼）及组识学（显微镜下）上病理变化及发病机理，每个班级都会轮到1－2次观摩系统病理尸解。一般都在晚上，病人往往刚去世，为明确死因，本人生前同意或死后家属申请后方可实施。这三门课，我都很感兴趣，尤其是《病理解剖学》，是迈进医生的门槛。我几乎每晚都要去医院太平间旁的解剖室张望一下，看到灯亮，必有解剖任务，然后挤进去看完老师边讲边做的解剖，回来后会写一篇日记，因此我的胆子也就这样练就出来了。
那天骄阳如火，我带了助手，去了那个生产队。到了生产队，我们被带往停尸的一间破屋中，我与助手都穿上了白大褂，带上医用皮手套。老乡帮忙打开棺材盖，另一乡民口含了白酒向尸体喷洒一下，如此可能起到一点消毒作用，并可消除臭味。我仔细观察死者头部和躯体的伤情，就让助手一一作了笔录，然后签字呈上。此事的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打听，因没有后续消息，估计不了了之。
十六、怒发冲冠
许访公社到县城有班车可乘，因为从地区所在地到县城必经许访公社，此点优于乌石公社，然而中途想搭车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一次我去县城出差，同车正好遇上二位上海工宣队员，他们是上海“革委会”派来资溪县协助管理下放知青工作的。一路上我们相互交谈，得知下放学生中发生的事情真也不少。我们正谈着谈着，路过一个站头时，那儿有几个知青正招手示意上车，驾驶员不肯停车。再往前有一个男知青也要上县城，站到马路正中拦车。驾驶员被迫放慢车速，但仍不肯停车，他边开边刹车，知青也不让步，边退边拦。如此局面，我也忍不住了，在车内叫喊驾驶员停车，可一个堂堂的“王者”那肯听劝，仍一意孤行地一停一开。不久，事故发生了，班车终将知青撞倒，此时驾驶员才被迫停下车来。看到如此不讲人道的行径，我忍无可忍，气得怒发冲冠，当即斥责那个驾驶员：“那怕前面是条猪，你也应该停车，况且是个人！你太没有道德了！”当时我和两位工宣队员立即下车救人，幸好车速较慢，只伤及一条下肢。我们把他扶上车，急送县医院救治，检查后诊断下肢骨折。为此，我要求工宣队员要为这位知青主持公道，向有关方面反映。
我在《贫乏》一文已讲过，由于山区交通不便，驾驶员在当地成为一霸，为所欲为。
那时候当地普遍流行的潜规则是：驾驶员看到漂亮姑娘，就心花怒放，让她坐在旁边，有说有笑，趁机调调情；看到老太婆，或没有油水权势的男人，大多不肯带，更有恶劣者，带到山顶上，突然说车坏了，把他们赶下车，然后自己一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
因此，那时我经常会做白日梦：幻想自己也能开车，带着很多人去县城……
十七、天浴
大凡山区的河流都属溪滩，河床都是鹅卵石，水流潺潺，清澈见底，仅有脚腕处的深浅。夏天是枯水季节，水更浅。但到下雨季节，山洪暴发时，浊流滚滚，上游的木材、家俱都被冲刷下来，横冲直撞，势不可挡，十分可怕。每个村庄旁必有一溪流，县城里更有一条大溪穿行而过，谓之母亲河。山村的饮用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县城里有一个自来水厂，虽铺设了水管，但水源也是来自深井。各公社都有水力发电站，往往在溪流的上游筑一坝，形成水库，放水处就可形成水力发电，但供电完全不能保证，主要还得靠煤油灯照明，各人都备有一个手电筒。县城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电力亦显不足。
自从得过肾炎后，我就特别小心，夏天都穿长裤，被头里一旦发现跳蚤立即“地毯式搜查”，总之自我防备意识大大加强。热天人们都会去溪滩洗澡，井水太冷，我一般都在屋内洗。
县城里那条较宽的溪滩，水也不深，最深处仅到膝关节，多数是到小腿肚处。但从河床到岸上落差很大，足有3－5米之高，站在岸上，看溪滩是一览无遗。热天下午4时后，这里简直成了一道风景线：溪滩边密密麻麻的男人在那儿悠然自得地洗澡，很多人都一丝不挂，流水乏着金光，浴者有说有笑，嬉戏打闹的都有，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很多妇人在那里洗衣服，似乎互不干扰，习以为常。我曾听说，女的也有天浴者，她们多半结伴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并支起一顶帐子，就在朦胧的帐子里洗澡……
那时县中学新来一位上海老师，此兄可能比较随便，讲话又不注意轻重，一些插队在县城附近的上海知青经常开他玩笑。有一次，他也学着当地人，裸体进行天浴，正当洗得开心时，他放在岸边的衣裤被上海知青拿走了。那天我正好出差来县城，在岸边看到这一幕，把我肚皮都笑痛了，也不知此位仁兄是如何回到家里的。
十八、大队书记被尊为“父母官”
一般都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县城的最高长官称为父母官，他们管着一方的一切。县城离开我们太远，没有感觉；公社的干部虽然经常会照面，但我们也不直接属他们管，一般相互之间比较客气；而那时的大队书记权力却很大，他们虽然管不了我们，但惹不起，他们的意见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呼声，因此绝对不可小觑，特别是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更是与我们戚戚相关，而插队学生的命脉更是掌控在他们手中了。
记得刚从县城报到去乌石公社时，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从搭的便车下来后到那个大队的书记，他一看我并不是分到他们大队的，立即告知我，他们那儿的四类分子没有空，无法差使挑行李，那表情不容商量，对县里上级的口头指示根本不予理采。当时农村的四类分子，都是专政对象，什么苦差使都由大队书记一句话即照办。我后来听说假如四类分子甲不听话，大队干部就叫四类分子乙动手打甲，以此达到教训目的。这种让四类分子自已管自己的模式亏他们想得出，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角斗如出一辙。
后来我被派去乌石公社C大队，书记要让我去住那“闹鬼”的屋子，也是命令式的，二话不说，派头十足。现在我到了许访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是个“冬瓜腿”（丝虫病所致）和瘌痢头，其貌虽不杨，但在当地是一言九鼎的人。有一天他叫一个去小学上学的学生来卫生院带信，说书记病了，叫我们医生快去。我立即背起药箱，匆匆赶去他家，叫了半天，大队书记睡眼松醒开门问什么事，我说你不是病了吗，他满不在乎地说好了好了，我无“功”而返。这事讲给其他同事听后，他们都装着一脸严肃地说：“要得，要得！这事比我老子都要紧呀！”
当时每个公社都配一名武装部长，虽着便装，但每个武装部长发一支木壳枪（真枪，抗日战争时常用的一种手枪），他们负责一个公社的民兵训练及治安工作。部长往往斜背着木壳枪，很象电影里的武工队长，很威风。许访公社的武装部长姓Z，他夫人在粮管所工作，渐渐我们成了朋友。Z部长患有心肌病，经我介绍曾到上海来就医，住在我家，由我父母一手操办帮忙。
十九、噩耗
从上海分配来资溪县的医学院毕业生共6名，第一批5名是某校67届的，而后於他们的我是第二批，仅一人。前者有3男2女，其中D医生是乌石公社的，与我一起修战备公路的F和另一女的是一对夫妇，剩下一男一女，也分别在下面两个公社卫生院里工作。男的姓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暂且称之为X。据闻X医生在校时是一位文艺积极分子，能歌善舞，他到公社后也就安于现状，与当地的一位姑娘结婚并生育一对双胞胎，“老婆孩子热坑头”，小家庭生活倒也其乐融融。但天有不测风云，X在某日突然猝死。噩耗传来，使我惊愕不已！虽我们不认识，也从未晤过面，然对于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且同样来自上海的同行来说，在他正憧憬着自已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磕然长逝，使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难免惺惺相惜。
当时66、67及68三届大学生是一起分配的，66届原分配方案中有部分是留在上海的，包括分到各附属医院。由于“6.26”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一片红，除少数人分至部队、厂矿、“三线”部门外，大部分人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几乎涵盖了全国各省份。后来陆续听到，被分到全国各地的我校三届生中，不乏非正常死亡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有我校66届一同学，原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由于我的外形与他长得较像，我虽比他低二届，校内常有人误认我就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往往伸出手时，才发现认错了。那时我也很尴尬，他是“名人”，我看见他只好就远远避开了。谁知他被分到贵州山区后不久，一次出诊后失踪，据说失足跌入深渊，亦说被猛兽吃了等等，想起来也令人伤感和惋惜。
文革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从66届以后直到最后一届71届共六届毕业生都去了基层，中断了至少六年的分配计划，中国的卫生事业怎么会不发生严重断层呢？
二十、炒出拿手菜来
我在江西时自已捉摸着炒出了一个“名菜”，即泥鳅炒胚胎型辣椒，并由此衍生出胚胎型辣椒搭配其他荤菜的系列，比如荷包蛋、肉丝、鸡丁与胚胎型辣椒相配也可炒出美味佳肴来。
所谓胚胎型辣椒就是刚长出嫩芽的辣椒，这种辣椒很嫩，微辣，又脆，带点甘甜，市场上绝对没有，因为农民不可能采摘胚胎辣椒到集市上去卖，否则岂非要亏本？而我取材于自已菜地里种植的辣椒，没有什么成本。所以这个招牌名菜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独一无二，现在想起来仍然馋涎欲滴。
资溪县没有大河，罕见有鱼，泥鳅生长于水稻田里，这里农田主要是种稻，故泥鳅很容易买到。这里的泥鳅体型比较小，仅3－4公分长短，由于肚子很小，不必剪开去肚肠，它分泌一种粘液在表面，活绷乱跳不易抓住。我的炒法（这是我的专利）：先将铁锅洗净擦干，烧热，将滤干水后的活泥鳅倒入热锅中，盖上锅盖；泥鳅必然在锅内挣扎片刻，而后起盖，来回炒着泥鳅，待粘液干涸，再倒入食油翻炒，等起焦时再放入胚胎型辣椒，加适量食盐、酱油、老酒，喷上一点水，再上盖；稍许后再起盖，洒上蒜泥即可上盆。此菜鲜美可口，微辣甘甜，荤素搭配，而且有开胃利湿去寒之功，不失为难能可贵的营养品。我曾寻思过，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这道菜是否与我肾炎的痊愈有关呢？
后来我调去浙江后，那儿也是种稻为主，泥鳅市上更多，且便宜，但再也烧不出此味来。我推测，虽同是泥鳅，但因水土不同，浙江的泥秋个大体胖，不去肚肠不行，可能种性不同味道也异；当然更主要是买不到胚胎型辣椒，因此味儿就不一样了。
在江西我还喜欢吃一种自制的辣椒酱，原料包括新鲜红辣椒、生姜、大蒜头，这些料作洗净沥干后放在一个木桶中，放上细盐，然后用一把特制的长柄砧刀反复剁切，成细粒状后，即可装瓶。这种辣椒酱有一种特别香味，闻之胃口大开，看之食之更让你大口大口吃饭。
江西还有一种自制的面粉糖（即麦牙糖），中间放黄豆粉，搓成细长条状，然后用剪刀剪成寸巴长的小棍，养在炒熟的麦面粉中，也是很好吃的。过年时，我会带点回上海给父母亲尝尝。
后来乌石公社的有些下放干部陆续调回县城工作，他们经常出差来许访公社。来后，我会招待他们喝酒，下酒的菜以胚胎型辣椒系列为主，他们也很喜欢。我将平时农民送给我的“谷吊酒”（高纯度白酒）都保存着，我不甚饮酒，逢场小酌相陪而已，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C君，酒量很大，每次来后放开豪饮，一醉方休，我很赏识他这种性格。
二十一、又一桩刑案要求重新取材
很多刑案都牵涉医疗事件，公安与医生之间关系其实谁也少不了谁。就算那么偏远的山村，也少不了一个最基层的医生的帮助。即便现在有了法医，但案件的深入有时也要医生的参与和配合。
已是深秋，一天地区“公、检、法”革委会打来了电话，命令我卫生院派人去山上将昨日埋入土中的婴儿重新掘开，把小孩的胃全部切下送地区检查。昨天婴儿死后，是我把死婴放在一个纸箱中，再带至山坡上埋掉的，因此这事也只能由我去完成。
事情的原委是，昨天上午，一妇女抱着一男婴匆匆来卫生院要求抡救。据她说，小孩吃了预防疟疾的乙胺嘧啶药片而中毒。来院时，患儿呼吸已微弱，呈哭泣样，虽经抡救仍无挽回生命。据村上人说，该妇女的丈夫因犯罪正在服刑，大队的赤脚医生乘虚与其勾搭成奸，并生下这孩子。后来随着小孩长大，妇女要求赤脚医生负担此孩子的生活费用，赤脚医生遂起杀心，将上面发下来预防疟疾的乙胺嘧啶趁妇人不注意时给小孩大量服用，引起中毒而死亡。乙胺嘧啶是一种粉红色小药片，微甜，因此小孩当糖吃了许多。这是一起典型的谋杀事件。此小孩一死，县“公、检、法”革委会即派人赶到我卫生院，并抽吸了死婴的胃内容物，送地区化验，估计取材太少，因此要求我们重新取材。
那天晨曦刚出，野外植被都被打上了霜，我拿了一把铁锹，带了医用刀片、剪刀及可装标本的瓶子，一个人独自上山。寻到埋小孩的山坡处，耙开纸盒上的土壤，打开纸盒，然后戴上手套，剖开腹部，迅速将婴儿的胃取下，装入瓶内。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我深鞠一躬，然后再轻轻地把他埋好。这时太阳已从东方喷薄而出，照到山坡上的露水闪耀着光茫。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邪恶夺走了一条幼小无辜的生命，此血债也必然会用血来还的！
二十二、带徒弟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县卫生局布置每个卫生院要分批以带徒的形式带教一些农村青年学医，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我卫生院第一批分到两人，都是男青年，文化程度至多是初小，因此，是一张完完全全的白纸！
我就读的学校，大学本科学制六年，三年基础课要学习：政治、哲学、高等数学、外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识胚胎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病学和药理学等二十余门功课。后三年的临床医学亦不少，包括内、外、妇儿科等。培养一个医生是何其之难，而一个学医的人，读书是何其之苦啊！
怎么来带好徒弟，完成这个任务呢？着实使我动了一番脑筋，我对教学有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最大的动力，也使我枯燥乏味的生活荡起了层层涟漪。
我的教育方式是高度浓缩，一病一讲，先简后繁。所谓高度浓缩就是把我三年20门基础课缩编成一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并不断地提问以期巩固。一段时间下来，实践证明此法尚可。
那时我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据说是阿尔巴尼亚种。可是这条狗很笨，与我在《永远忘不了的傻瓜》一文中的傻瓜不好相比，智力低下，且患有癫痫病，常会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一会儿又会自愈了，使我很感负担。为了医学教育，我准备供献出这条狗，处死后予以解剖，让徒弟对内脏器官有个更深刻的印象，因为狗的五脏六腑与人很相似。如是现在当然会遭到“动物保护组识”的谴责，但那时吃狗肉很普遍的，化5元钱就可买到一条草狗。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师徒三人，挽起裤子，赤了脚，在溪滩里边解剖边讲解，两张幼稚憨厚的脸，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非常可爱，他们出神入化地听着我的讲解……
讲毕，狗亦在溪水中洗净，然后拿到食堂，烧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狗肉，让全院人员都美味了一顿。
二十三、刮起打家具风
不知何时开始，这里刮起了一股打家具的风。山区盛产木材，主要是杉木、其次是松木以及一些硬质的杂木。比较名贵一点的木材是香樟木。之所以会形成这股风，我的看法是：外来文化的入侵是外因，当时从大城市下放了好多文化人，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批开发得早的浙江移民以及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他们的想法、看法都要超越当地人，他们带来的文化意识必然会引领当地的变革；而资溪县的山区气候适合某些树木生长则是内因，何况当时这里还有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外因一结合，自然而然形成了制作家具这股风。
开始大家热衷于打樟木箱，买来樟木板，然后请“博士”在家做成箱子。江西人习惯将木匠称为“博士”，此“博士”非那博士，仅是对木匠的称呼。渐渐地在一些下放干部中出现到林场买木材的现象，以立方米计算，主要是杉木，然后请“博士”到家里来打各式家具。当时书店里配合形势，出版了多种家具图谱，各人按需制作。也有聪明者，自已动手打家具，从一个业余“博士”变成灸手可热的专业“博士”。一般买一个多立方米的木材就可打成大床、大橱、五斗橱、书桌、方桌、若干凳子以及夜壶箱等家具。杉木的材质较轻，不会变形，故当地都取材于它。这股风越刮越强劲，下放干部、知青几乎人人都在置办此类家具，更有甚者将这些家具一一搬往父母亲的家中。
我一般行事都会比别人慢半拍，人家热火朝天地打家具时，我仍无动于衷，后来在一些朋友的怂恿下，也动了心，决定为自已也打一套吧！许访公社旁有一个林场，有一个上海交大自动控制系毕业的老乡在那儿工作，我请他帮忙买一立方米的杉木，记得55元/立方米。那天我与交大老乡将已测量好的木头放在公路边，然后请一位司机朋友将大卡车开来，抬上车运到卫生院，然后请“博士”锯开，搁放好。
木料往往要让它过一个大伏天后才干燥，所以我等到秋天后才请一位浙江移民“博士”打了几件家具。以后辗转多处，这些家具也舍不得丢弃，因为有了感情啊！至今我还留有一个双开门大橱、一个樟木面的写字台及四个板凳，虽然它们的表面都已斑驳陆离，但很有沧桑感觉。
二十四、给盛气凌人的人一点颜色看
又是涉及司机的话题，当时交通不便，我看到司机非常头痛，不求他有时真不行，求他又不愿失去自己的尊严。我做到尽量不去求，若万不得已要去求则先试之，看看不行早些退出，免得使自已陷入大怒的状况。
然而，大怒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有一天我到县里出差，在卫生局里看到有一辆地区卫生局的救护车正在装木料，想必他们是买了木料带回去做家具的。我打听到他们正好要回去了，途中必经许访公社，我想大家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就试探着请司机带我一下，并挑明我是公社里的医生。其实带人若有难处，只要好好说，我也是个知趣的人，不会太勉强。不料此司机却骄横狂傲，出口不逊，惹得我太难堪了，我强压怒火，心想你等着瞧吧！
出了卫生局，正好赶上班车，我先于那辆救护车到达许访公社，即奔木材检查站，向那里的值班人报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装有木料，很可疑。检查站有两位50来岁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原“四野”的退伍老兵，东北人，豪爽义气，这点事本来就是他们的责职范围，因此他们就严阵以待，我就等待这出“好戏”的上演。
不一会儿，救护车到了，停下来接受例行检查。平时一般看到救护车，也都不仔细检查，稍作停留即放行。可今天却不一样，要开车门检查，驾驶员慌了手脚，又递烟，又陪笑，又点头哈腰地说了些好话……检查者一脸严肃，不吃这一套！问道：“木材哪里买的？请出示发票和林业局的通行证！”司机傻了眼，跺脚也没有用，因为他拿不出木材通行证，结果车上所有的木材全部扣下。山区的木材属国家控制采伐、控制外流的物品，出县境的道口都设立检查站，凡手续不全的一经查实即予以没收。这件事，估计后来通过县卫生局补办了通行证，才将此批木材放行，但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这件事算是让我出了一口气。
二十五、人心思变
时间过得很快，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已闯荡了六、七年了。因为工作需要，有些下放的干部也陆续被调回原单位，毕业分配下来的人，凡有点路子的也已远走高飞了。我们卫生院就有一位男医生被上调至地区人民医院。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会有所盘算：难道一辈子这样干下去吗？难道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永远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吗？父母年老多病谁来照顾？而我的父母亲在上海一头也正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问题的症结是：能去哪里？假如有了去处，这里肯放吗？
这两个难解的题目最终都是由我父母亲帮助下解决的。我现在回忆起这些事，觉得自已太幼稚，虽已过了“三十而立”之年，但却无从找到解开这两大难题的钥匙。
那个时候不敢妄想调入上海，因为调入上海的户口一直处在冻结状态。我们只能退一步，采用迂回的策略，即先行进入上海的周边小城镇后再说。方向确定后，我父母联系亲朋好友，希望他们能牵线搭桥，助一臂之力。婚姻是调动理由中最具说服力的硬道理，但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也并非一件易事。当时谈对象最吃香的是解放军，接下来是工人，革命干部。在江西当时流传着一句骂大学生的口头禅是“×毛灰大学生”，意即没有用的大学生。而对于我来说，除了是个“×毛灰大学生”外，又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赤脚医生，并且还多了一个患有肾炎的难以启齿的疙瘩。一桩终身大事，假如向对方隐瞒自已身体上的瑕疵，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浙江湖州市人，从小在上海学习长大。湖州市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离上海也不远，因此我家一致认为调往那儿是最理想的事。那么第一步首先要在那儿确立恋爱对象，此路才能走下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我的学历及身貌“硬件”应尚属可以吧，但在那个年代还是很难“推销”出去的，加之自信心差，主观能动性缺乏，因此这件事也一直拖着并无着落。家乡的姑妈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帮我在湖州市N镇物色了一位姑娘，是一个小单位的出纳，牵线后正值过年回家探亲，顺便去家乡相互见了一次面，彼此也没有多聊什么，说好以后通通信，了解了解……
二十六、调动之事悄悄地行动了
其实我这次回去过年，身负一个重任，即要去老家相亲。在我动身之前，发生了一桩使我感到两难的事，许访公社卫生院女中医W，她向我表达了爱意。这爱意说突然吗是有点，但也应属情理之中。因为卫生院几个大学生中，只有我俩是单身，她一直沉浸在父亲不幸身亡的悲痛之中，而我陷入了病痛之中，两颗受伤的心难免不会产生相怜之情，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呵。另外她人比较老实，易受人欺侮，而我暗中经常会给予一些帮助，平时也看得出她对我的好感。当时，我是一个患有难治疾病的人，她既然知道此事，还能勇敢地表露这个心迹，真使我十分震憾！但一想到，如果在此成家，调动一事岂非泡汤？真是两难啊！我带着这个矛盾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回到上海，这个难题又抛给了我的父母亲。一般来说，由于受到共同生活的熏淘及遗传因素的作用，子女的性格很多方面与父母会十分相似，我们家也是逃不出这个规律。父母亲也觉得处理此事很为难，对于W医生不嫌我有病，这点也使我父母亲产生了感激之情，并认为应十分珍惜；但一想到正在启动调动之事，突然出现这一幕将会使调动变得更为困难和渺茫，又感到十分为难，真是莫衷一是。考虑再三，我父亲最后还是倾向于与W建立恋爱关系，要我不要太顾忌回沪之事了，并要我与姑妈介绍的人，礼节性的见一次面。因此，后来只写了一两封信之后就断了关系。
1975年前后，分配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在蠢蠢欲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呵，都在为自已能“挪窝”而作不懈努力。在这种背景下，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也在千方百计地想着要“挪窝”，而作为婚姻为理由的调动方式，已无法采用，只能另找他法。
后来通过亲戚关系，联系到浙江湖州市安吉县能接受我，我真是欣喜若狂……
二十七、遇到了拦路虎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地处浙西北，是一个美丽富饶而风景秀丽的地方。安吉县我虽未到过，但它是我出生之地湖州市下属的一个县，那儿的有关部门欢迎我调往并答应给我安排到县城的笫一人民医院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激动不已，万感交集，兴奋得夜不能寐，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自从踏上工作岗位后，我从来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但我想，这样的好事会否被这里的有关权力机关搞砸呢？心中不免掠过了一丝担扰。我在这里工作已经7年之久了，自已也已有了一个社交圈，很多“官场”中的潜规则也略知一二。毕竟经过几年的历练，也有了些长进了。我与一些知心朋友商量此事，理出了必须通过的层层关卡：第一步是公社卫生院领导同意，第二步是公社领导同意，笫三步是县卫生局同意，笫四步是县人事局同意，第五步是县委分管医卫系统的常委签字同意。如此五大关口，要层层通过难度是非常大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据我分析，卫生院、公社这两关做些工作也许能通过，但后三关却力不从心了。
我与W医生恋爱关系确立后，为了调回老家，我说服了她，暂不能结婚。为了让她放心，我通过公社里的朋友，私下办了一张结婚证（不是假证，那时也没有假证），各持一本，以表达我“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态度。但不能公开，安其心而让其等之，实出无奈。这些工作都在悄悄地进行着，但县里的三个拦路“虎”经试探后，得到的信息却是“虎威”森严， 关卡很难逾越。
说也奇怪，国内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分配到资溪县，连县医院那样的“小庙”都无资格进去；生了病要他们照顾一下，希望留在县城的卫生院工作，他们也是敷衍推诿，拖延不办。而现在我有了去处，他们还是不肯爽快放人。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权力大于一切的专制主义多么可怕，每每回忆到这里，心中难免升起一股怨火！
有人给我出点子，必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使用“柔术”，要学会磨的工夫，另外要借助来自他们上面的力量……
二十八、母亲在关键时刻出手了
调动之事暗中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但县里的三只拦路“虎”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如坐针毡，心头辘辘。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上海方面却传来一线希望。
我母亲就职于上海一家钢铁厂，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厂，是厂中最早的女职工之一。她待人乐善好施，虽无职无权但受人尊敬，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为L大姐。就在我调动陷入僵局时，我母亲突然想起了厂中的一个同事，文革前已调往江西某单位担任领导。这一发现如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将此想法告知厂领导并请求给予帮助，厂里也知道我家的情况，对此也深表同情。有两位我母亲的同事自告奋勇，愿前往江西去找这位领导同志帮助斡旋此事。于是厂方郑重其事地打印了一份请调报告，并以公出的方式让这两位同志出差去江西南昌省城。
听说，出差的同志一路十分顺当，到了南昌找到了这位领导同志，因为大家以前都认识，一听是L大姐儿子的事，很快就答应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办理此事，并让秘书与资溪县的上级部门抚州市地委领导通一下气。为了把事情做得更牢靠，两位出差的同志要此领导修书一封，他们再去抚州市地区革委会落实一下之后才回沪。此事进展程度，出人意料地顺利，简直是一气呵成！
不言而喻，原本“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事，至此却转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后办理此事就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只是走程序而已。
二十九、手榴弹为我送行
至此，调动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各个职任部门都开了绿灯，拦路“虎”都已无踪影了。朋友们知道我将要调走，都纷纷表示祝贺。唯有我理论上的夫人W总显得有点闷闷不乐。我走后她当然会感到孤独，生话上也会带来了许多困难。虽然结婚证已持有，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以大婚仪式为准的，此别对她来说多少还带有些前途未卜之感。我自然对自已所作出的婚姻抉择不会再变卦，但过多的甜言密语没有必要，我也不会说，主要是看行动。
来时只带了一个旧的皮箱、一床被褥及几套衣服，只是几年下来却增加了许多家具，这可是个负担。我准备将所打的家具全部带走，我相信夫人不久也会离开这里。
1976年2月某日，约了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朋友C，乌石公社武装部长Z，还有本卫生院江医毕业的C，晚上到我处一聚，次日我将正式离开这里调往浙江省安吉县。
晚上人到齐后，四个男人围坐一桌，点上煤油灯，我从自已的菜地里摘了各样的蔬菜，当然少不了胎椒系列，还买了些肉、鱼之类，虽然只是土法烹制的农家菜，谈不上珍馔佳肴，但尚属丰盛。我依次在各位的杯中斟满了谷吊白酒，向兄弟们表示感谢，拜托他们今后对我夫人多加关照……我们从傍晚吃起，一直吃到了深夜，北京C及Z部长两人放开豪饮，我与同事C不胜酒量，只略酌相陪。大家趁着酒兴，真是无话不谈。到后来，两位豪饮的朋友都醉了，北京C突然向Z部长提出要摔几颗手榴弹来助兴一下，为我送行。北京C说，很多枪他都玩过，就是没摔过手榴弹……Z部长迷迷糊糊地说，家中有，民兵训练用的还剩有……这一下让我着急了，我想我好不容易调动成功，你们酒水糊涂地玩真手榴弹，一旦出事，岂非功亏一篑，坏了我的大事！两位老兄走着醉步要去取手榴弹了，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急得我直冒冷汗。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与他们讲了一个条件：去拿手榴弹可以，但你们二位酒醉不能摔手榴弹，这个任务由没有喝醉的C医生来执行（C医生军训时练过）。他俩总算同意了。
没多时，拿来了两颗手榴弹，四人一起走到一处溪滩边，我们三人都卧倒，C医生不愧训练有素，很规范地先后摔了两颗手榴弹，顿时在不远的溪滩上发出了两声清脆而响亮的爆炸声。我被这巨响震得浑身热血沸腾，这是多么奇特而又饱含朋友情谊的送行方式呀！
我清醒地意识到，调动终于取得成功了，这决非是做梦！
此时东方已吐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三十、后记
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就如同天气，时晴时阴时雨，可遇风和日暖，也可遇暴风骤雨。我实录了自己初出茅庐时的一段经历，虽是一个平凡人，但正好赶上文革“上山下乡”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从这一点来说，也算是当时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工作生活的一个缩影，因此我大言不惭地说，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吧。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虽然在我的青春年华失却了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留下许多遗憾而深感痛惜，但对于我锻炼性格、磨砺意志，以及了解社会、感悟人生都十分有益。可见世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吧。
人总会在因难的时候得到好心人的无私援助，我在这七年多时间里，每每遇到困难或跨不过坎的时候，总会遇上贵人相助，使我走出困境。因此我感悟到：做人不能太吝啬，助人一把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护、牵挂总是无处不在，但这种体会往往要到自已为人父母时才会更深切地领悟，想要报答父母的恩情很可能已经晚了。在我调回上海不久，父母先后离开人世，他们为抚育、培养子女付出了自己辛劳的一生。
我是1969年1月去江西资溪县，1976年2月调离去浙江安吉县，我夫人又历尽艰辛于三年后即1979年1月才离开江西资溪县与我团圆。
我的恩人即“傻瓜”的主人老Z、老X之子作为人材引进，于93年调入上海，这其中我是助了他们一把力的，可算是知恩图报吧。现二老随子定居上海。
好友北京C在我调走后不久调往河北省保定市，在政法战线上工作。
好友F医生夫妇（介绍我找其父看病的）先调地区所在地W市，后调回上海某市医院。
同事乌石公社卫生院C医生后调江西医大附属医院工作。
……
（全文完）
注：文中的字母，均代表姓氏或地名的拼音字第一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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