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帆
人过中年以后，不免有怀旧情绪，喜欢回忆。
有好些晚上，我这个从不失眠的人失眠了，我这个“书蠹”在想事情。想什么呢？我在想我的最早记忆、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身上有哪些优质基因，又有哪些挥之不去的劣根性（就像我的咬手指甲，至今改不了），想我儿时的景象，我从哪里来？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身上特有的“文化形态”是怎么形成的？总之，想了很多很多。
思前想后，我很知足。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确已飞过。”这大概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吧？中国的文化伟人苏东坡也说过：“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我自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平凡之辈，并不奢望身后留名，留下点什么“鸿爪雪泥”就已不错了，但是，我就像一只自在的小鸟一样，确已在人世间的天空中飞过，遇上了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该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经历过、体验过、感受过。总之，我这辈子够本了，值了，不枉在这世上飞过一遭了！
之一：人生扉页
“人生是一本书”－－很多人都这样说，那么，我的人生扉页是从哪里翻开的呢？
我出生在庐山余脉下的江西省都昌县阳峰乡（解放初为万里乡）府前村，旧称林塘、柏树下，是南宋爱国名相江万里的故里。
村中心有“圣厅”，据说是接放圣旨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江万里的“古心堂”（万里公号古心），理宗皇帝题过匾额。小时候见过圣厅上方神龛中供奉着万里、万顷兄弟的镀金木雕塑像。还有一棵据说是丞相亲手栽的古柏，我见到的时候只剩下一段枯树杪，闲置在圣厅内。村里人常刮一块古柏树皮当作治病的良药。很早就听长辈传说，万里公“忠臣不事二主”，元兵打过来了，要亡国了，他就跳水自尽。按府前的习俗，过年是在除夕前一夜，吃年夜饭前，全村各家父老都手捧托盘，带着供品，我们小孩也跟着大人一起，聚集在圣厅送“福礼”，大放鞭炮，由族长领头击磬，祭拜祖上这位令人崇敬的忠臣和清官。
幼时我就熟读圣厅的一副对联：“兄宰相、弟尚书，联笔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义，一门忠孝世间稀。”初中放假期间，我在村里一位长者家中翻阅了一通《江氏宗谱》的“谱头”（卷首），记得的有江万里“去国离家路八千，平生不受半文钱”、“万里为官彻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等诗句。那时，我还曾得到一本旧时的简易历史读本《鉴略》，急于寻找有没有说到江万里的事迹，结果发现，上面赫然写道：“执义文天祥，捐生江万里。”将先祖江万里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相提并论！
后来读了《宋史》中的《江万里传》。再后来，到了1981年，我在《人物》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文天祥与江万里》的文章，成为江万里研究会成立之前最早研究江万里的文字。
我的出生地府前村依山傍水，林木葱茏，祖传的老屋门前叫做“大塘”的一湾清清池塘，大到足以环抱大半个村落。依稀记得，我跟着堂兄民镜蹲在大塘边洗一根萝卜，一头栽到塘里，吃了一肚子水，还是大人们用长竹杆将我打捞了起来。这是我与大塘的最初“亲密接触”，当时大约有三岁了吧。
按农历，我属狗，生于丙戌年（1946年）的腊月十九日，快过年了。后来时兴过阳历生日，查了查，这一天是1947年的1月10日，跨到猪年去了。这就有了以后自我介绍时所谓“猪头狗尾”的戏言。
那时乡间打更报时，敲的是小锣。我出生在夜里，恰好敲二下锣，大人便给我取乳名叫“二下锣嘚”，简称“锣嘚”（“嘚”是家乡话中的语气助词）。我后来取笔名，除常用的江帆外，还取过谐音为罗德。
父亲江海泉，生于1928年。解放前夕，他一度在景德镇舅父收购烧窑木柴的窑柴行里“看筹”，也就是看守和统计进出的货物。家乡刚一解放，父亲就与另外三名同村的伙伴一起，瞒着家人，一路步行，跑到九江参加了解放军。其中一位同伴因为超龄了，被部队打了回票；一位外号叫“二牛”的同伴，吃不消解放军筑堤坝、睡地铺的艰苦生活，开小差回了家，部队派人把他“抓”了回去，不久又将他打发回家，结果还是种了一辈子的田，受了一辈子的穷；还有一位同伴经过教导队统一集训后，分配到地方人武部，后来复员在本县工作，与我的伯父家结姻（他的女儿与我的堂兄结婚）。
得知父亲在九江参军的下落以后，我祖父赶到部队，想把他的小儿子拉回家。父亲不答应，祖父只得怏怏而返，临走时留给父亲一块大洋。
追寻最早的记忆，依稀是这样一幅情景：
我躺在老屋东面厢房的一张老式大床上，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个人，楼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那大概是土改时期的1950年，我三岁。大娘（伯母）隔着板墙告诉说，我妈到乡里开会去了。
“不要哭了，你妈快回来了。”“我怕！”“怕么得啥？”“我怕老鼠！”
土改划阶级成分时，我们家划为贫农，因为又是军属，还分得了本村地主的一间房子和好几件家具。我小时候，看见老屋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光荣之家”的小木牌。
但那时一般的社会观念，还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朦朦胧胧中，只听说母亲“翻身”了。解放后婚姻自由，当地大人们把青年妇女“闹离婚”叫做“翻身”。
我的母亲方金娥出生在方姓村落（上方）一个多子女的农家，从小“过继”给吕家做养女，年纪轻轻，又没读过书，婚姻大事全由她的养父母做主。离开我们家以后，她委身于本乡镇农民协会一个厚道的农民，怀上一个妹妹。后来她改嫁到景德镇市一个工人家庭，当了瓷业工人。接着，姨和舅舅也步了母亲的后尘，吕家三子女均在景德镇落户。解放初期都昌的乡下人纷纷涌进景德镇当瓷业工人，这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令人艳羡的。
（自然是为了面子上的关系，有意“简略”中间一段短暂的婚史，母亲改嫁到景德镇时让这妹妹也姓江，取名字也与我的堂姐相呼应，对外宣称带来的是江家的女儿。我猜测这恐怕也是吕家外公外婆的主意吧。祖母素来宽和仁厚，通情达理，得知此情也表示宽容和理解。当然，如果不是我这妹妹初中毕业后“寻父”引起一场风波，她恐怕会一直蒙在鼓里；我父亲在外也未必知晓原委。这是后话了。）
母亲离异后，我被接到离府前十华里路的港头街上（三汊港镇），在祖父、祖母膝下生活。祖父名义方，是个瘦高个子，喜欢喝酒，而且海量，从来没见他醉过；他抽的是水烟铜壶。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个严肃、严厉的人，平时话语不多，但朋友不少，为人讲义气。祖父跟人合伙做生意时跑过南京等码头，比一般人见多识广。第一次听说“火车”，火车有铁轨，一节节车厢好比一只只火柴盒，用钩子挂起来串成一串，烧煤，比汽车跑得更快，“洋船”（轮船）又是怎么回事，都还是祖父向我描述的。
第一次看电影，记得是看《白毛女》，台下人山人海，我是骑在祖父肩膀上观看的，看到喜儿受地主折磨，逃到深山变成了白头发的“鬼”，不禁哭了起来。从此相当长一段时期，看电影看到悲苦的地方，禁不住会流泪；看到可怕的场面，就低头掩目不看。第一次看电影的印象比较深，记得比我大两岁的堂兄民镜被挤得流了鼻血，我随手从自己棉衣袖管缝里抠出一小团棉花，给哥哥塞住鼻子止血。为此，受到祖父的赞扬。
土改开会斗地主，祖父也带我去看，听到口号声呼得震天响，看到地主被推上台，在哪里磕了一下，鼻子出血了，我吓得哇哇大哭，祖父赶紧背着我溜回家。
对我的生母“闹离婚”，祖父是个“强硬派”，不让她带什么财物走，扣下了订亲的一对金耳环，还有她用过的一台手动的织袜机；祖母则持开明、温和的态度。每当旁人说我妈“真恶（狠心），也不来看看锣嘚”时，祖母便说：“她在厂里头做事，脱不开身。”私下里又总是对我说：“妈总归是你妈，她没‘带’（抚养）你，总还受过‘十月怀胎’的苦哩！”
1957年春节过后，大雪纷飞，时年才57岁的祖父不幸逝世。他患的据说是血吸虫病，晚期肝腹水，肚子鼓得圆圆的，在县血防站住过院，父亲还陪他到南昌看过病。养病时，他时常外出钓鱼，有时带上我；后来脾气很大，我有点怕他。临终时祖父把我招呼到床前，拉着十岁小孙子的手，两行泪水直流。我也哭了，然后走到厨房间，趁无人时，双腿跪在泥地上，默默祈祷菩萨保佑祖父！
祖父逝世后，生母带着妹妹回来看过我和祖母一次。祖母将那副订亲的金耳环又送还给了她。我读初中时，母亲托人带信说她生重病住院要开刀动手术，祖母赶紧打发我到景德镇去探望。记得我向学校请假时，矮个子的教导主任开始不同意，而且说了句不近人情的话，说什么“你去看了她就会好起来吗”，见我又气又急，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才松口准了我的假。
之二：三汊港镇
我在三汊港镇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我出书时写《自述》，自称“曾经是鄱阳湖边一懵懂少年”。
三汊港是一条通往鄱阳湖的河流，三汊港镇旧时是仅次于县城的舟楫便利的商埠。街中心有一块看戏的大场子，叫“火烧滩”。据传，当年这里是朱元璋大战鄱湖十八年，火烧陈友谅的战场之一。
祖父、祖母在靠河的下街开了一家杂货店，店的招牌叫“国丰”，这是个租来的两层楼房，顶上还有晒楼（阁楼）。进门右首，有一排柜台。每到春天，燕子都飞来堂前，衔泥做窝。有一年，我受好奇心的驱使，用竹棍把燕子的窝捅破了，害得燕子又辛苦一场。
下街尽头，原是一座古庙，楼门洞开，直通一座长长的石桥。桥头门洞正上方原来题有“大兴桥”的字样，据说这是全县最长的古桥。桥面全由又粗又长的麻石条铺成，平整而光洁。桥面一侧也砌了长长的麻石条，既是护栏，又可供人歇息。桥墩比肩而立，桥下时有鸬鹚捕鱼的小船摇过。桥头古柳掩映，妇女们在石级上捣杵洗衣。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全国上下热气蒸腾，钢、铁、煤，号称工业“三大元帅”，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兴桥头刷了一副对联，将“三汊港”几个字也嵌了进去：“三大元帅齐升帐，超英赶美；汊港流水好发电，富国裕民。”我那时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也写了一首小诗：“三汊港乡，成绩辉煌。白天机器响，晚上电灯亮。”港头街上第一次亮起了电灯，不过按三汊港的地理条件并不可能利用水力发电。倒是鄱阳湖的水一涨，这里就发大水，只得沿河筑堤，河床积得越来越高，堤坝也筑得越来越高。
可惜，这饱经水患的老街、这别具一格的古桥，如今已面目全非。古桥不仅多年失修，而且被人为拆毁；老街破败不堪，也已被附近车水马龙的新街所遗弃了。
记得儿时酷暑天在三汊港桥头乘凉，我躺在竹床上，望着河里的月亮，数着满天的星星，听大人们讲牛郎织女的神话，还听过许多笑话、民间故事、历史传奇。祖母常在我身边摇着大蒲扇，轻轻地念着我早已听得稔熟的儿歌：
月光光，水汪汪，照着罗家姐姐洗衣裳；洗得白，晒得香，打发哥哥上学堂。 30年后的1982年夏天，祖母去世也已两年了，我在散文《月光光水汪汪》中这样回忆、描写过小时候在桥头乘凉的情景：
中天悬挂着一轮满月，时而在薄薄的云层中穿行。溪水在月色星光的映照下，闪着粼粼波光。我一会儿朝天，一会儿侧身，一会儿俯卧。竹床在我的翻腾下嘎嘎作响，脑子里却反复回想着孙悟空斗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故事。祖母的毛巾在我的背上、额头不停地擦拭；祖母的蒲扇在我的身前、身后不停地摇晃。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在梦中过不了火焰山，说不出有多心烦，有多急躁！惺忪的睡眼微微睁开，只见蒲扇的影子忽闪忽闪。燥热，我身上的痱子痒得难熬。我一骨碌坐起，一把夺过祖母的蒲扇，任性地嚷嚷：“那样慢悠悠地掸，有什么风？应该这样，这样扇！”说着，使劲猛扇了几下。祖母的双眼眯成一条线，嘴角泛起她那惯有的慈祥的笑容。她接过蒲扇，学着我的样子：“好，应该这样，这样扇！”随即加快了扇风的节奏。
我们那里把祖母叫做“嬷嬷”。谁都知道锣嘚是嬷嬷的“心肝宝贝”，不约而同，无论男女老幼，都亲切地叫她“锣嘚嬷嬷”。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胸口长了一个疖子，化脓了，晚上胀痛得大哭大叫。嬷嬷心疼我，硬是用嘴巴含住疖子，吸出了一口脓血来！
嬷嬷名叫方秋和，在当地的口碑极好，受人敬重。嬷嬷她老人家虽然没文化，但重大义，识大体。她待人接物的信条可用“诚信为本、友情为重、和气为贵”来概括。她为人心地善良，忠诚厚道，一向同情穷人和弱者，对落难之人，身处困境和逆境的人，常怀恻隐之心；遇事总是先往好处想，总是记得人家的好处，受人点滴之恩，必涌泉相报。
她是一位不迷信鬼神的“唯物主义者”。她对“死”的理解是：“人死如灯灭。”她对“梦”的诠释，也用了一句书本上的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嬷嬷常挂在嘴边的俗语，习惯用“叫化子”做比喻。比如，有的人在自家门口“一亩三分地”里横行霸道，可一到了外面的世界就畏畏缩缩，上不了台面，嬷嬷就会不屑地说：“叫化子门口三尺硬！”又比如，小时候有了好吃的东西，我非要马上吃光而后快，嬷嬷就笑话我说：“叫化子留不得馊饭过夜。”
对人情世故，她老人家是看得很透的，为人处世，从来不信邪、不设防、不势利、不张扬。
我从小受嬷嬷的宠爱和浸染。从性格的另外一面来看，我从小爱面子、自尊心强，柔弱，轻信，怕吃苦、无恒心，浅尝辄止，惰性和依赖性，孩子气的任性和固执，等等，这些弱点恐怕也是她的娇惯给我养成的。
儿时在三汊港的场景，以后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南河街面临船码头，一只只帆船撑来摇去。只记得到了收购蒜苗的季节，南河街上商行门口挤满了肩挑车推的农民，过了磅秤的蒜苗堆积如山；从外地运来的则有成堆的西瓜、甘蔗。我还记得抗美援朝时，南河街上敲锣打鼓欢送“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新兵上船的热闹情景。新兵中有一位是父亲的姑表弟，祖母赶到河边塞给他好多煮熟的鸡蛋。
祖父的“国丰”商店位于下街丁字路口，门口正对着的北河街，整条街都是手工业铺子，有织蓑衣、编斗笠的，有加工篾具和木器的，有打铁的，有卖香烛的。
西面邻居是中药铺“德生堂”，堂前挂着鹿茸和穿山甲的标本，一格一格的小抽屉，散发出一股好闻的中药香味。两家厨房仅一板之隔，要是烧了什么好吃的，就可伸过窗口互通有无。
东面是两家布店，我和街坊邻居的仔俚（孩子）常在布店后面的染坊里“戏嘚”（嬉戏）。曾模仿镇上业余剧团的当红剧目，演一出童年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演梁山伯，“稀声音”（外地口音）而又”排场”（漂亮）、港头街上唯一穿花裙子的女仔俚淼英扮祝英台，招来一伙男仔俚的讪笑。“捣蛋”的行列中混有另一个性格活泼、笑声爽朗的女仔俚，她是正月里生的，叫正妹。后来，正妹到景德镇上了艺校，进了采茶剧团当演员，改名为方婕。她与早就回到老家星子县城的李淼英，都成为我的好朋友。
斜对面是一家南货店，里屋是浇蜡烛的作坊；前面店堂里摆着大缸大缸的红糖，我和小伙伴常趁无人之机，伸手就抓，吃得满嘴狼籍，店主和伙计非但不骂，反而逗笑不止。
因为老要寄相片给我父亲看，所以我小时候照的相是不少的。我最早的一张照片是这样的：一身家织布花格子新衣，裤是开档的，鞋是绣花的，手里的“道具”，是众人七手八脚从祖父店里找来的“唐拾义”（一家老字号药厂）广告年历画。那位从县城里来的跛腿摄影师从蒙着的黑布下钻进钻出，一再逗引我：“毛毛，笑笑！”可我就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看着陌生的镜头，作严肃状，虎头虎脑的。摄影师将橡皮球似的快门一捏，就定格成“邻家小男孩”这副模样！
镇上的大人都对我“看得重”。桥头卖肉的叔叔喜欢逗我玩，有时就随手斫下一块猪肉送给我，说：“让嬷嬷弄给你吃！”胡家坝上搓丝线的叔叔会买上一小碗甜酒糟，让我尝尝。听说横街一户有钱人家拥有留声机这样的稀罕物，我忍不住好奇，上门想见识一下，解放前当过保长、解放后深居简出的主人居然破例，找出唱片，摇着把子为我演示，播放民歌给我听。
尽管吕家同我们江家从亲家变成冤家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我这个外孙的亲近与疼爱。外公在上街开了一家南货店，我上小学每路过那里时，照例会大把大把地往我口袋里装满花生。外婆家靠近小学，课间休息时，我往往隔着学校的院墙，大声叫喊：“外婆，我饿了－－”外婆就急匆匆地隔着墙将小点心递过来给我吃；如果外婆动作稍慢一些，我就急得直嚷嚷：“怎么还不拿来呀，上课铃都要响了！”有时住在外婆家，半夜醒来，竟吵着要吃面条，外婆嘟囔一句，无奈，只得起床为我烧面。记得外公还在地上画过八卦图，教我辨认。吕瑛阿姨先在三汊港丝厂、后在景德镇瓷厂工作，长得像外国女郎一样，高挑的身材，烫着卷发，她回来探亲访友，喜欢带着我去做客，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外甥！”外婆有时就调笑说：“外甥是只狗，吃饱就要走。”
之三：小学时代
我六岁时在三汊港中心小学上学了。第一册语文课本上画了好多好看的图画，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我们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同学很多。”
上学不久，祖父、祖母带着我一起去看我的父亲。先是在鄱阳湖边的渔村坐帆船，好像过了两三天才到南昌。再坐汽车，晕得我直吐，终于到了有一座浮桥的高安县城。父亲当时在高安县人武部里工作。他带我到街上照相馆拍照，有他的一位战友胡叔叔作陪。我身穿新做的“列宁装”，头戴八角帽，胸佩三角校徽和钢笔，脚穿球鞋，手扶在两旁端坐着的佩枪军人的腿上，站立在中间。这张三人合影照的背面留有父亲用钢笔竖写的三行题词：“父亲大人留存 江海泉 1954年3月19日”。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见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外面世界。在我们的小镇上，小学生在学校晚自修，回家做作业，都是点的有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常常被烟熏得脑壳发黑。原来，生活和生产真的可以是这样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
1954年下半年发特大水灾，三汊港街被淹，邻居的木盆当船划来划去，店铺里水很深，只得躲到楼上生活。我便到府前大娘家住了一些日子，跟着堂兄、堂姐在邻村梅舍里读“复式班”。大水过后，我堂姐玉娇也被祖父、祖母接到三汊港镇，同我在一起生活，一起上学，以至港头街上很多人都误认为，我和容貌清秀、辫子粗长的玉姐是同胞姐弟。
公私合营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母不愿回老家乡下，便顶替祖父在合作商店工作，后来被安排在合作商店办的旅社当服务员，每月工资十元。合作旅社只有嬷嬷一个人管，旅社搬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祖孙俩的家。我接触过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旅客，有外地来的工作人员、县报记者，有浙江金华的镶牙医师、永康的五金师傅，还有从外省出来谋生的穷学生，各色人等。旅社墙上常贴挂着嬷嬷的奖状、旅客送的感谢信和锦旗。嬷嬷大公无私，只要是对公家有利的事，她会在所不惜。有一年上头号召大家捐献金银财物，她老人家就把我戴了好几年的心爱的银项圈也给献出去了。
继母罗逸红是高安人，县银行职员。父亲与继母结婚后，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仍按月寄钱供养我生活和上学，从未间断。在当时的港头街上，我的物质生活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在小学里，我率先穿皮鞋和毛线衣。六年级的时候，继母与父亲抱着大弟弟回家探亲，我穿上了继母送给我的一双小皮鞋，一件她亲手为我织的红色毛线衣，还是一件时髦的翻领衫。
在小学，我很贪玩，最开心的就是同小伙伴一起，到湖洲沙滩上或是在镇周围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的田埂上“打野仗”。
加入少先队那一天，下课了，我与班里的同学在教室里嘻嘻哈哈地疯玩“跳蚱蜢”，各自一条腿悬着，一条腿跳着，互相用肩膀撞击对方，玩得正起劲，一个大一点的同学突然从我的斜前方猛地撞来，我猝不及防，仰面倒下，后脑勺子跌破了，血流不止，赶紧被送到医院包扎。到了开会宣誓戴红领巾的时候，我成了头缠纱布的“伤兵老爷”了。
我上课常玩小动作，算术成绩不好，心算、珠算都犯迷糊，似乎对数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茫然和恐惧感。有时就以“油麻粉”（芝麻炒米粉）作为交换条件，抄同桌同学的作业；而对语文课本上狐狸与狼、狐狸与乌鸦、“小狗熊的甜稀饭”一类的童话故事，特别是对“图画书”却很入迷，常向嬷嬷讨零花钱买连环画，成为班里“藏书”最多的学生。为便于同学之间交换阅读课外书，除相互借阅外，还与几个小伙伴自发组织过“图书角”。
王学明老师原是全县教语文的“王牌”，有个学期却被拉来上体育课，如遇上雨天，他就索性在教室里讲童话、笑话，间歇时半天不做声，不停地眨着红红的眼睛，看着我们着急而一脸坏笑，令我十分着迷，心里直盼望下次体育课最好还是下雨。
课余有好多次，我跑到低年级时曾做过我的班主任、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陈功伟老师的房间里，听他一回接一回地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我最崇拜是手执青龙偃月刀、讲义气的红脸关公。陈老师教我们背中国的历史朝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南宋，元明清朝到如今。” 这个“口诀”，让我在以后学历史时搞清了纷繁的朝代更替，真是受用得很。
1957年反右派，暑假过完一开学，几乎是一夜之间，三汊港小学有三位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一是曹建国，低一年级的班主任；二是丁先泽，彭泽县人，音乐老师；三是杨色新，语文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对三个“右派”，班上的同学根据自己的好恶，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曹老师与我们关系不大，不关我们痛痒；对丁老师，我们平时就不喜欢他，临到他来上课，还没走进教室门我们就大声唱着：“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哇，背后他说坏……”而对杨老师，我们则怀着十分的同情和惋惜，他上课时我们不唱这个“反右派”的歌，也不吵闹。与丁老师同时举行婚礼的谢老师是九江市人，他也教过我们语文，也很喜欢我，后来他提升为教导处的副主任，与十几里路外的一所小学举行联欢活动时，谢老师指定我代表全校师生致辞，发言稿还是他口授、我笔录的呢，只记得里面有个“百忙之中”的词儿，当时听来觉得新鲜。
新班主任是毕业于南昌师范、教我们语文和体育的雷克非老师，他借给我看了平生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好像是《烈火金刚》吧。我扔篮球时一不小心打破了教导主任办公室的一块窗玻璃，被那主任一把拎到办公室罚站。雷老师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我讲起“甘罗十二为丞相”的典故，末了再数落一句：“你呀你，不要倚小卖小，十二岁了，不小啦！”
直到四十多年后，林森到靖安县老家去看望雷老师时，谈起我来，他对我的印象还是说：“他也好‘吊’（调皮）。”连我自己现在也不相信，似我这般温文的人，也曾“吊”过吗？而林森则以老友的身份给予评说：“你的性格，吊则吊矣，却天生对女性和儿童有一种普遍的爱惜和尊重。”这倒不假，我从不欺负女生以及弱小的同学，也不歧视差生或者有生理缺陷的同学。
街上原先同我在一块读书的几个女生，也都对我很友好，后来我到县城里读书，放假回到港头时，在那样清苦的环境里，她们还凑钱买上包子、糖果之类，集体请我的客。
从小学起，我就是全校文体活动、上街或下乡“搞宣传”的活跃分子。“好男当兵最光荣”，宣传兵役法，与淼英同台演唱《送郎参军》；“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反美示威，我老在活报剧中演戴礼帽和墨镜、拄“文明棍”的“高鼻子美国佬”，嫌我的鼻子还不够高，就再粘贴上一个纸做的“高鼻子”。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几任美国总统我都扮演过，演“反派”演得神气活现的。
我那时有点“叛逆”性。班主任对我的操行评语，总是有“个性强”这一条，现在说来这未必不是优点，但那时可明显是缺点。最伤一个敏感少年的自尊以至一直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教导主任曾在操场上当众奚落我是“青皮梨”－－中看不中吃！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之四：初中印象
我读初中的那三年，恰恰碰上“三年困难”时期。
丁仙垴下，三汊港镇背后，隔着几垅田野，是一片荒山秃岭。黄土斜坡上，挖出两大块平地，前两年好不容易建立一所三汊港中学（当时还只有初中部，玉姐只高我两级，为首届）。“L”型的两座校舍，两层楼是教师的办公楼，单层的是一排教室。拾级而下，新开辟的操场呈现黄土一片，我常在那里打篮球或看篮球赛。操场一角，则是茅棚似的简易寄宿生宿舍。最苦的是学校发动同学们勤工俭学，徒手徒步，到一二十里路远的山里去搬运烧饭的木柴，又累又饿，连路也走不动，走几步就想歇一歇。
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一起事件真让我震惊。那天早上一到校，只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说是学校勤工俭学准备育秧用的稻谷种子昨晚全被“安徽佬”偷光了。那时涌入大批从安徽来江西“逃荒”的农民，他们饥不择食，经常四处出没，偷窃食物。后来查了出来，原来是我们班一个总是吃不饱饭的同学带领他的乡亲与家人，头戴蒙面猴帽，化装成“安徽佬”的样子，连夜把几麻袋谷种背走了。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了。
物质是如此匮乏，条件是如此简陋，生活是如此艰苦，似我这样吃商品粮的走读生成了同学们艳羡的对象。
嬷嬷怕我在学校挨饿，让我带着炒米粉上学，想不到违反了规定，被教数学的班主任邱老师给没收了。气急之下，我就发动同学们跟着我一起高喊：“邱老师，还粉嘚来！邱老师，还粉嘚来！”反复呐喊，直到达到目的。学期结束，邱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升级”了，“个性强”变成了“个性傲慢”。我拿到这张成绩报告单，盯着“傲慢”这两个字，越看越不顺眼，就用钢笔戳它，直到看不清字迹为止。
依然是文体骨干。文娱会演时，我与班里同学合说相声，成为全校的热门节目。到水库工地慰问演出，体育老师江建新扮成收租逼债的“地主”，我则尾随在后演那为虎作伥的“账房先生”。江老师还带我到区里的篮球场打比赛。
依然上课不专心。学数理化的课程很是吃力，《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一类长篇小说却在课堂上埋头偷偷地看了不少。
在街上的机关干部中，我也有不少大“书友”。区委书记就是一个。这是个魁梧的北方汉子，浓浓的眉毛，脸上的络腮胡刮不去痕迹，是从县委统战部调来的，他见我有一本“三言两拍”中的《警世通言》，如获至宝，就借了去看。这年过年，按人只有半斤猪肉的计划供应。我向区委书记诉苦说，我与嬷嬷一家只有一斤肉，“慰问军属”的肉我们从来也拿不到，这“年”怎么过！区委书记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条子，让我到公社书记那里签了个字，再找食品站站长买了两斤特殊优待的猪肉。嬷嬷好一阵高兴！
上了初中以后，我对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爱好有增无减，只是对平平仄仄的诗词格律望而却步，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反而成了自己从来都不肯花工夫去钻研的借口。也学过吹笛子、拉过二胡，都是不到半路就废了。毛笔字没练过，钢笔字也是“爬爬体”，以致后来签个名也“自惭形秽”。
这一时期，与低一年级的好友陈林森意气相投，他不仅与我一样喜爱文学，而且有绘画的特长。我俩月夜散步，谈文学、谈友谊，学写新诗，也胡诌旧体诗，听说林森有时回去迟了还挨了骂。课余的收获是我俩合办了平生第一本“手抄刊物”，取名《星星》。我当时写的《月夜赠友》这首小诗，是这种纯真友谊和文学启蒙的写照：
皎皎明月下，共浇友谊花。分得知己甜，不知月影斜！
想来，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审王翼奇评说我的散文随笔集，所谓“人文学术情怀”，“喜欢在中国文史博厚渊雅的千年庭院中徜徉”“视读书作文为赏心乐事，孤灯短笔，未改书生本色”，读书“当是一种懒散的浏览”，云云，大概远在中小学时期就埋下“伏笔”了吧。
语文老师孙效康对我的影响较大。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前额开阔，属于很睿智的那种脸型；有些络腮胡，虽修刮得干净而不能掩其痕迹；声音略显沙哑。刚上初中那阵子，对他了解不多。后来我到县里读高中，听教导主任讲述校史，听说过解放前孙老师领头闹学潮的事，才知道他读书时也曾是个有血性的青年。
孙老师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上课时似乎不苟言笑，但常穿插着讲一些文史方面的经典名句、文字游戏和掌故，令我们这些“偏”语文课的同学非常着迷。志愿军烈属子弟江平波是我同班的老大哥，他对孙老师也很佩服。我们第一次听他讲标点符号的小故事：“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改两个标点，意思就截然相反了：“天留我不？留。”还有杜牧的那首著名的清明绝句，也可断成这样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次在课余时间里，他讲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顺便对我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谜，谜面本身就是一首富于韵律和意境的古典词曲。怕我听不明白，他又信手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下来：“秋风起，荧火飞。花已化成灰。夕阳一点西山下。相思望断。但听马蹄归。”经老师点拨，原来每一句都是一个部首，拼合起来，便是繁体的“苏”字。真的是不可思议，太机巧、太美了！
初中印象深的事情还有：忽有一天，下课时，我们陡然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钟声，看见那口新购买的黄澄澄的小铜钟高悬在办公楼的走廊上。而在此之前，上课、下课、放学，早晚自修、熄灯睡觉，全凭烧饭的大师傅抡着小锤，对着挂在小树上的一块破钢板猛敲几下。现在的学生们一定难以想象，这新的钟声，居然在全体师生的心中激起一片不平静的涟漪。这一周的黑板报上，会做旧诗的老师们专门为此出了一期诗刊。黑板报前拥着争相阅读的学生，那股新鲜劲、那种不可自制的激动、那个热闹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不过我只记得孙老师的那首诗：“三中生气起钟声，四百师生笑语盈。桃李满园花竞发，辛勤不负艳阳春。”
毕业前夕，我捧上一本笔记本，想请老师题上点什么，作为临别的留念。只见孙老师略一思索，“口占一绝”，用他那特有的硬笔书法题写在我的本子上，给我以鼓励：“三年学习费辛勤，此去还须更认真。求得马列真学问，得心应手造乾坤。”
之五：高中轶事
考高中那年，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全县只有惟一的县中才有高中部，仅收了两个班，都是“和尚班”，没有一个女生被录取。这也是一大“奇迹”！我以“备取生”的资格才挤进了被教导主任誉为“全县最高学府”的都昌中学。
高中班主任，前半期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韦老师，他和他太太是同学，都是化学老师；后半期是学校团委书记、教政治的谭老师。韦老师对学生实行的是宽松的、开放的政策，“无为而治”，放手让班干部去管理，晚自修他从来都不来看管我们，于是便让我钻了空子。凡有好看的电影或演出，比如武汉杂技团的夏菊花来了，她的拿手戏是“对口咬花”，岂能错过！我便溜出去饱眼福，班长张通慧是我的“死党”，他在点名册上给我画个圈，也就帮我蒙混过关了。
我与初中时的老大哥江平波又在同一个班里。学校食堂烧的大锅菜，三日两头都少不了一盆水煮黄豆。吃厌了，同学们背后发牢骚。教导主任在全校大会上说：“黄豆的营养价值是最好的，有黄豆吃很不错了，你们居然还有意见！”肚子饿了，嘴巴馋了，想改善一下生活，我和平波、通慧等同学便结伴溜到学校附近的小面馆去吃碗“肉丝丐”－－就是肉丝面，小面馆的价格牌上将繁体的“面”字胡乱简化成“丐”，我们也就故意将错就错地取笑。
进了都中，也曾发愤用功读书，写过两句《自勉》诗：“勤学苦读得硕果，年不虚度自不愧。”但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实话，我高中读书确比以前用功多了，可数理化就是学不好，而骨子里的“玩性”却怎么也改变不了。
九江地区要举行中学生体操比赛了，暑假突击培训。我被体育老师挑中，参加跳马、双杠和自由体操的训练，到九江市去比赛。有些男同学选手练得肌肉明显发达起来，只有我手劲依然不足，长进不大。
学校要举行文娱会演了。可我们班没有一个女生，也没有会唱会跳的人才，于是不自量力，自编自导话剧。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台湾常派特务来大陆活动。同是语文“尖子”的向杰便写了个“反特”题材的小话剧，由我出演“特务”，是个主角，有一句台词“我要小便”，引得台下师生捧腹大笑。没想到，这小话剧居然在全校“火”了一把。平波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我也硬拉他来客串了一个敲锣通知开会的老头子角色。
县里要文娱会演了。我们中学排练《黄河大合唱》准备在县大礼堂演出，我开始是参加合唱的，但导演的音乐老师却指名让我扮演“日本鬼子指挥官”，在舞台一角张牙舞爪，耀武扬威。
到了高三，为了纠偏，政治风头正健、双眼暴突的谭老师接任班主任，实行的是“阶级路线”及严厉的、高压的政策，居高临下，声色俱厉，动辄上纲上线，以“记档案”相威胁、恐吓，凡事不由分说，谁都怕他三分！只有住在他楼上那位牛高马大、北京口音、浑身洋气、科班出身的，在上音乐课时唱起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段令同学们彻底着迷的女音乐老师，才敢于拍桌子同他对骂。
谭老师一接手我们班，就着手改选班委会和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换成谭老师信任的同村人了。我因为拥有多数票还是被选上班委，可谭老师硬是分派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来都只适合当班委会文体委员、团支部宣传委员的人去当劳动委员！好在有新班长暗中庇护，特别是前劳动委员“老黄牛”为我保驾护航，代为派工，不然可就洋相出足了。
我心知肚明，这是对我的一种无言的报复和惩罚。有次谭老师上政治课时，我居然低下头偷看《红楼梦》，被他捉了个正着，气得他鼻子直哼哼，差点把借来的书给没收了。后有一日又是他的课，我又故意埋头看着抽屉，他大步流星，恶狠狠地从讲台走到我的身边，一看，我什么也没干！他讪讪而去。我暗自得意。没想到，班委分工时谭老师竟对我来了这么一手。
那时我同向杰打得火热，经常在晚自修后，再溜到南山脚下的东湖大坝边散步、闲聊，聊文史，聊友谊，无所不谈。
我们议论教师，把我们一致讨厌的教导主任和新班主任叫做“形左而实右”的“红皮白心萝卜”，共同怀念前一段韦老师“自由主义时代”的欢乐时光。
我们谈论苏东坡游南山的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第一句是大白话；“灯火楼台一万家”，一下子气势不凡；“水隔南山人不渡”，峰回路转，望湖兴叹；“东风吹老碧桃花”，触景生情，也有人说“碧桃”是东坡先前相好过的歌伎，谁知道呢！
我便对向杰读我写的“十六字令”：
坝，水隔南山成旧话。来往客，总把英雄夸！
夜深人静，我们像微醉了一般，越聊越投机。有我写给向杰的诗句为证：“偶语更深微醺中，浑似故友又相逢。”“吾将吾心交吾友，携手酣歌迎暴风。”
我们沉醉于高尔基《海燕》诗的名句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果然“暴风雨”来了。
向杰是走读生，放学回家老师管不着；可我是寄宿生，九点多钟一到，寝室就熄灯了，我只得敲开校门，蹑手蹑脚，穿过校礼堂，摸黑溜回去睡觉。不料“冤家路窄”，那晚竟同查夜的谭老师撞了个满怀。只见他勃然大怒，一脸的杀气，盘问我深更半夜的，跑出去干什么去了！这次可把我吓坏了。惴惴然摸回寝室，有些同学还没入睡，只听见身边两个老大哥还在窃窃私语，为几个熟面孔的初中女生取绰号，并分别为她们的漂亮程度打分。
过了几天，向杰又来约我“更深偶语”，我可再也不敢了，只得写诗给他自嘲了一番：“约会因何辞却去？瓜田李下一懦夫！”
好在我的语文，特别是作文，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处于冒尖的地位，总是颇得语文老师的欢心。
在高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语文老师，是全县教育界颇有名望的吴毓苏老师。吴老师那时也就三十多岁吧，但显得老成，严谨、耿介，一派儒雅风范，写得一手秀美的好字。吴老师同初中时的孙效康老师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擅长写旧体诗；作文讲评与批改作文，都是他俩“传道、授业、解惑”，对学生进行引导和交流的有力方式。我的作文往往成为讲评的范文。这两位老师的作文批语，常有循循善诱的精到之笔。有时，批语极短，比如只有四个字－－“一清如水”、“一往情深”，但给我的作文进取心的激励，对我在“文字情结”上的感染，却是极大、极大。
记得刚上高中不久的一次作文课，吴老师出了个“我最亲的人”之类的作文题。我写的是《我的祖母》，让吴老师刮目相看，他毫不吝啬在许多段落划上了红色杠杠，并留下了一连串赞赏性的批语。后来，吴老师还专程步行四十里到三汊港来家访，看望我的祖母。祖母当下杀了一只老母鸡款待老师。
追根溯源说起来，我在上政治课时偷看《红楼梦》， “祸首”还得归之于吴老师。有天课余，师生闲谈，吴老师极力向我推荐读《红楼梦》，他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的文字是最好的，学语文、学语言，要写好文章，就要多读《红楼梦》。
又有一次，我写了篇小小说式的作文，吴老师觉得我写的不像小说，给的作文批语说：写的人物形象既不像城市里的人，又不像农村里的人。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尝试写什么小说了。但据林森的观察，实际上，这正是我在乡村小镇生活的反射。
吴老师常常督促我们朗读课文，有的还要求背诵。他说，读出声音来才能读出感情来，读出韵味来。作文写好后多读几遍，就会发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了。有的课文是旧体格律诗，吴老师就当场“吟”给我们听，平平仄仄，抑扬顿挫，头摇来摆去，“吟”得十分陶醉。他也强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吟”多了平仄也就辨出来了。关于平仄的分别，他讲得最为平实、通俗：平声可以拖音，仄声拖不了音。他说，“平－－”字的本身就是平声，试试看，声音可以拖得长；“仄”字的本身就是仄声，你能拖音吗？不能。
之六：末代高考
1965年夏季赴九江参加高考。考场设在九江二中，它的前身是解放前一所老牌教会学校，好像叫同文中学吧，据说革命先烈方志敏曾在这里念过书。来自九江地区各县的高考生，全都汇集在这座美丽校园的“洋房子”教室里应考。那时谁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时期之前的最后一次高考。
高考作文试题出了两个，《谈革命与学习》与《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任选一题。第一道题轻而易举地被吴老师猜中了，让我们模拟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选了写“信”。比起谈论革命与学习的大道理，写信自由多了，容易出彩，况且，那时满脑子反帝反修，援越抗美，国际主义，世界革命，我们辽阔的国土，是越南坚强的后方，也确实有许多话可对“同志加兄弟”诉说。
信中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我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现在坐在静谧的教室里给你们写信，耳边仿佛听得见神气活现的美国鬼子践踏你们国土的“格登格登”的皮鞋声……这封慷慨激昂的“信”自然不指望他们收到、看到，但我对这封“信”倒是心存感激，是它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最后一次高考，使我侥幸成了“末代大学生”，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高考前，最响亮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绝大多数同学只能向董家耕和邢燕子学习，准备下乡或回乡务农了；而在我，暗暗地还多了一种准备，万一没被录取就求爸爸让我当兵去。
文理科分班很迟，到毕业考试之后才分科复习，之前一直强调不可偏科。同学们意识到很快就要依依惜别，各自东西了，纷纷互相题辞留念。我写了一首高调的《话别》诗留赠大家：
长闻流水逝韶华，殊知硕果赖浇花。天涯原为国奔走，寻常离合不须嗟。
临到报志愿填表格了。第一表属重点院校，可填报五个大学，每个学校又可填三个系（专业）。考虑到自己到北京读书的话恐怕吃不惯馒头，于是以长江为界，依次报了五所综合性大学，都是名校：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复旦又依次挑了三个系：新闻、中文、历史。除兴趣的因素外，这三个系都不用考我最怵的数学，尽管报哲学、经济等系的文科生要加试数学，也只是做做参考而已，我再也不愿意再去碰那讨厌的数学了。复旦新闻系的名气大，是我的最高向往，那时全国的大学只有人大与复旦有新闻系，而人大听说是以招收调干生为主的。第二表为一般性的专科大学，我当时挑选着填报了华东政法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等。
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三汊港邮电所的小邮递员兴冲冲地送到我手里。我考取了令许多同学艳羡、可望而不可即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实现了我的第一志愿。报到后得知，我这一届，江西全省只有两名文科生有这个幸运。这就足以让我感到自豪甚至是有些沾沾自喜的。
有意思的是，当初，我接到都昌中学的备取通知书后，我曾步行四十华里路，闯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打探消息，他倨傲地对我说，都中可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哇；当我拿到复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又赞叹地对我说，复旦可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哇。
而且后来的事实又足以证明，我们一家与复旦是特别有缘的，我们也特别钟情于“复旦的气质”。我的妻子王瑞芳（白虹）毕业于复旦中文系，为出版社编审，散文作家；我们的独生女江南被保送进了复旦新闻学院，现在是人民日报记者，参加工作后她又在复旦中文系攻读了硕士学位。女儿上大学时，吴老师写诗祝贺，曾有“一门三复旦”的赞誉。
1965年8月底，我怀着憧憬和向往，要出远门了，要“远走高飞”到外面去求学了。当我含泪辞别嬷嬷时，心中涌起一个愿望：将来大学毕业工作了，我的第一笔工资一定要寄给我的嬷嬷！她老人家表现得异常平静，表面上若无其事一样，只是说了句：“走吧！”又对旁边送行的人说：“他们是公家的人哪！他们的前途要紧！”我父亲偶尔回来探亲，临别了，她也是这样说，从不说挽留的话，从不当儿孙的面流泪。
我的老实巴交的伯父从府前赶来，为我挑上铺盖行李，送我到县城。第二天一早，又把我送到了湖边的轮船码头。我与同班同学向绍祖结伴同行，到九江改乘长江大轮，顺流而下，前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到复旦报到了。
这一年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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