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明
一、进军张垣的“记者团”
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日本政府发表乞降声明的第二天，我被第一个调离冀察党校。校长葛琛同志对我说：“小鬼，日本投降了，现在报社、新华社正在组织记者团，准备进军大城市，你赶快去报到，马上出发！”他叫我“小鬼”是对的，因为那年我才22岁，可是我没干过新闻工作，到记者团能做什么？我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所有的同志都清楚：艰苦的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许多想象不到的任务还多着呢！
新华社冀察支社和黎明报社都驻在涞水县下明峪。当天下午我来到这里后，电台的同志已开始抄收延安总部的进军命令，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中。
根据上级的部署，冀察部队兵分两路：郭天民、刘道生率领冀察部队东进北平；易耀彩、杨春甫北上张家口地区“指挥察北部队并与苏联红军接洽”。
我们新华友社和黎明报社也作了相应的安排，我被分配到随军北上张家口的记者团。记者团的成员有雷行、王仁德、王炜和我，大军区来的摄影记者石少华和画家古元，也随记者团一起，总共六个人，记者团团长是雷行同志。8月18日，部队从军区驻地李各庄出发，记者团跟随部队急速北进。
二、意想不到的使命
1945的8月23日下午3时许，我军已全部占领张家口市区。傍晚，我们到达南郊时，从市里开出几部大卡车来接我们。这时部队还在继续打扫战场，搜残敌。枪声时紧时缓清晰可闻。所以卡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直到晚上8时许才进驻“渡边军部”（即日本驻蒙军司令部，现在的张家口第六中学）。“渡边军部”座落在宣化大道南头路西，大门里有很大一片建筑群，我和记者团的同志就住在靠近操场的一间大厅里。大厅里一片昏暗，而远处的灯光却荧荧可见，这说明供电系统没有破坏，于是我划着火柴检查灯泡和线路，几分钟后，我找到断路的地方把它接好，立时耀眼的电灯亮了，同志们多么高兴呵，有些人还是第一次看见电灯呢！雷行同志笑着对我说：“还不知道你有这两下子，正好广播电台没人懂得，明天你就去接管吧。”我赶忙分辩道：“我哪里懂什么广播电台呀！我小时只玩过矿石机……”可是他却说：“别人连这点儿也不懂呀，你就去吧！”雷行同志说的是实情，我还分辩什么呢。去接管日伪广播电台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第二天（8月24日）下午我就带着支社的通讯员去接管了日伪广播电台。这时，雷行同志已接管了位于东山坡的伪蒙古通讯社，王仁德同志接管了距市区二十余里的宁远无线电台。临行前雷行同志交给我几篇新闻稿和卫戍司令部的几则命令、通告，并告诉我：敌伪广播电台完好无损，经领导研究决定，台名“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呼号XGCA（后改为XGNC）。还说将从剧团请一位会讲北京话的女同志帮助播音，让我赶快把这些命令、通告、新闻播出去，并设法转播延安台的节目。
三、接收日伪“放送局”
根据雷行同志交待的任务，24日下午3点多钟，我带着通讯员来到日伪广播电台。这座广播电台也也沿用日语的名称，叫“放送局”。该“放送局”座落在上堡蒙古营胡同的尽头，原址是“三关庙”，日寇侵占后把它改成中不中、洋不洋的四合套院，临街的前排是一座小楼，楼上是编播人员办公室和唱片室的所在，楼下是传达和总务办公的地方。院子不大，西厢是一大一小两个播音室，南厢也是一个播音室，正厢是办公室和会客室。机器设备都在两个播音室的交接处－－往外延伸约四、五十平米的两间平房里，靠近两个播音室的一大间是机器设备，往左后边的一小间是器材仓库，仓库里除几件废旧器材外，几乎是空空如也。机器设备除10千瓦短波发射机和500瓦扩音机一台，10千瓦、500瓦、50瓦增音机各一台，以及和东京、奉天通讯的电讯设备，再还有一台和大同、绥远、包头联系的有线电话小型交换台。“放送局”的广播业务隶属伪蒙疆自治政府交通部管理，其机器设备（包括发射机）都属于日本“蒙疆电气通讯设备株式会社通讯所”；上堡蒙古营的播音设备归该所的“受讯系”，宁远的发射台归该所的“发送系”，而所有这些播音、发射设备的维修业务，则由“蒙疆电气通讯设备株式会社”的“出张所”负责，敌伪“放送局”使用两部发射台：短波10千瓦，31.17米；中波500瓦，231米。日寇投降败退后，这里已经停止广播，剩下来的十余名职工全是中国人，他们是：黄金声、贺权业、姚妥、潘玉武、郭有才、张鹏、范忠祥、赵葆义、王久明、王永华、周叔华、湛鸿喜、湛鸿昌等。在这些人中，除张鹏是搞编播业务、湛鸿喜和湛鸿昌搞总务外，其他人都有是搞工务的。
我在察看机器设备并确信完好无损之后，心里很高兴。但是，“放送局”原来有转播外台的设务吗？黄金声等人指着那台长约五、六米的无线电话务机告诉我：“这台设备是专为日本人办理无线电话务的，可以收也可以发，用它转播是很理想的，只是原来使用、报话、维修这台话务机的全是日本人，他们不准中国人动手，”说着，他们指着墙上贴着的一条标语式的大字命令让我看，上面写着：“机器发生故障要赶快报告日本人！”原来
是这样啊！中国人只能按规定看着指示灯和仪表操作，里面的线路、机件的检修，是不准中国人动手、甚至日本人在检修时也不准中国人靠前看看。现在日本
人都逃走了，丢下的这台机器竟然谁也不会使用使用。
在这里，我看到了日本略者的嘴脸，他们拿这些中国人，只不过是当作“会说话的工具”。
四、为了尽快的播音
原“放送局”的职工为祖国人民保存了这套设备，也就当然地成为新生的红色电台的职工。根据这个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按照原来分工各司其责。“工务科”由黄金声负责，总务、传达仍由湛鸿喜、湛鸿昌分任，张鹏协助我作编播工作。
为了尽快的播音，当天下午我又查看了唱片室。这里的唱片存有两千多张。我们先把那些法西斯、武士道味道的、把象《支那之夜》那样媚日卖国的靡靡之音剔出去，然后从其余四、五百张唱片中筛选。这些唱片大都是可用的，京剧《打渔杀家》、《空城计》、《宇宙锋》等，广东音乐和丝竹乐《雨打芭蕉》、《连环扣》、《梅花三弄》等，还有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小蘑菇的相声。更出我意外的是其中还有三十年代的进步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迷途的羔羊》、《夜半歌声》等，此外还有贝多芬、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外国名曲。有了这些可用的唱片，就不愁节目编排了虽然我不曾办过广播，但在抗战初期，为了宣传抗战，我曾抄收过国民党南京台的新闻广播，知道有开始曲、终了曲、新闻和文艺节目等，由此我拟就的第一个节目单，就是照着国民党南京台的“套套”为蓝本，以《开路先锋》为开始曲，《大路歌》为终了曲，在反复播送新闻和通告的空间，播放各类唱片。
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一位穿军装的女同志来找我，这位女同志的军帽戴在后脑勺上，长发垂肩，一望便知是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她就是战线剧社的陈紫薇同志，是由雷行同志介绍前来帮助播音的。
下午5点多钟，工务人员做好播音前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便与陈紫薇、张鹏一起进入播音室，陈紫薇同志端坐在麦克风前，张鹏在一旁协助操作唱片和麦克风开关，时间到了！《开路先锋》放过之后，她开始报台名：“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XGCA……”我悄悄地走出播音室，从监听喇叭中听到她那清脆、柔和而又带有激动的颤音，在向全世界宣告：张家口市已经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广播电台已经诞生！
此时，激动的泪花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五、迎着困难前进
我设想的节目单经上级批准后，第二天就按照其编排节目进行广播，但雷行同志一再叮嘱：要尽快解决转播延安台的问题，并把延安台的频率告诉我。
25日下午，我再次和黄金声等人研究转播问题时，他们说延安广播收不到，又说即使收到了没有转播设备也是枉然。可是我却不以为然。我向他们要来一架陈旧的美制“CAR”三波段收音机，摆在调整盘地面那张桌子上。这时天色已晚，正好收听。我接通电源后，很容易在7500千周处找到了延安台，而且声音十分清晰，我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因为事实已说明了一切。接着我说：“假若用两面三刀条线接在从输出变压器到喇叭的那两面三刀条线上，把另一头安上插头送进调整盘，不是就可以转播出去了吗！难道这会出什么样问题？”黄金声说：“这不会出问题，可以试试看；但是用隔离线才能保证质量，而咱们仓库里什么也没有。”我问到哪里有，他说南菜园仓库有，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去找器材。
次日（26日）上午，我向卫戍司令部汽车管理处要来两部小卧车，带着两个工务人员到了南菜园仓库。这个仓库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守卫仓库大门的两个战士，其中一个战士把我们领进无线电仓库。我们到仓库一看，天啊！这里满地都是砸碎的大大小小真空管，库内一片零乱。幸好这个仓库货架很高，最上几层还完好无损，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了所需的大批器材。这一天，两部汽车往返运了三次，可谓满载而归。
这天下午，工务科的同志依照我提出的方案进行焊接和试验，当天晚上就转播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和评论。当我在监听喇叭里确实收到发射出去的转播节目时，我意识到：党中央的声音通过这里，又播向更遥远的全世界。此时，虽已劳累整日，但心情却感到无限的欣慰。
六、激动人心的会话
27日下午4时左右，工务科有位职工气喘吁吁地从家里跑来告诉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我们呼叫，说要跟我们这里通话。”听了这个消息，我赶快找来收音机又亲自听了一遍才确信无疑。延安台的通知说有重要决定传达，时间定在第二天（28日）的上午。
“会话”这是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事情，但是有了转播的成功，我的心里却有了底。因为事前我已了解到：这里不曾有过这样的“会话”，所以只好把自己的设想提出来：就是再把转播用的插头换成耳机子拉进播音室，让会话的人戴着耳机子听延安台的声音；同时，口对麦克风讲的话又通过发射机传给对方，这样不就可以会话了么。工务科的同志同意这个方案，于是当晚他们着手技术上的准备，我则回到新华支社向雷行同志汇报，并要求他本人或另外更合适的人跟延安台会话。可是雷行同志不肯接受我的要求，反说：“你就很合适。反正如实汇报这里的情况，延安有什么指示你就记下来再研究院吧！”既是这么说，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这个任务。
要和千里以外的延安会话，和中央机关会话，这个任务使我又兴奋、又胆怯。为此我一宿不曾合眼。
第二天上午8时许，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那台美制“RCA”DG
三波段九灯收音机就摆在当院的一张桌子上，调频的指针准确地停在7500千周刻度上，从收音机喇叭那里接出来的导线穿过门缝拉进播音室，接在头戴式耳机上，在规定会话时间的前几分钟，我戴上耳机子坐在麦克风前静等到着。突然，一个男中音的清晰声音在呼叫：“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的声音你听到没有？请回答。”我赶快说：“听到了，很清晰。我这儿是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我的声音你听清楚了吗？”回答说：“听到了，很清楚。”从声音中我能感觉到，对方也和我一样地有些紧张和激动。接着是另一个声音传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张家口广播电台的决定，其中主要内容是：规定台名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呼号为“XGNC”；波长231米和31.17米；开始曲是《开路先锋》，终了曲为《大路歌》。此外还规定：张家口台除广播本地区新闻、政策法令和摘播报纸文章以外，每晚一定要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全部节目，其他时间可以选择转播。我一边听传达，一边快速地笔记，有些字听不真切，对方就利用新闻电码的专业用语解释，如“洞”“拐”“两”……。我意识到对方误以为我是搞报务的，其实很惭愧，我完全不懂，我向对方说明之后，他笑了。最后，我在简要的汇报中说明：张家口台已试转延安台的节目，而且效果良好，至于台名、呼号、开始曲、终了曲和波长等等，已经按《决定》在作着。最后希望延安台对我们多加指导，延安台对我的汇报表示满意，道了声“再见”，就结束了这次会话。
这次会话总共不足半个小时，由于兴奋和紧张，会话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满头大汗。
七、难以忘怀的尝试
1945年9月，聂荣臻同志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市不久，晋察冀军区决定于当月16日12时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会议的扩音任务交给刚刚诞生20多天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最初，我不敢接受。第一，我对扩音技术一窍不通；第二，扩音设备是否齐全，还没有把握。后来，经与工务人员了解研究之后，认为扩音设备虽然陈旧，尚可使用。于是，便将这项任务接了下来。
那天下午，我同工务人员把扩音器材运到会场，并安装就绪：四只高音喇叭分放在会场周围，炭精话筒立在主席台桌上，扩大机放于距话筒五、六米处。我正在试音，来了几位军区干部，当得知工务人员均为日伪电台留用人员时，即命将扩大机挪离主席台附近，而且操纵人员只允许两个人。我立即派人回电台取来隔离线，按命令将话筒与扩大机的间隔拉长至25米，留下一名工务员与我守在机器旁。这时，主席台四周已经布满警卫，他们穿着新缴获的带有铁钉的日军皮靴踱来踱去。工务员着急地对我讲：“请对他们说说，千万别踩隔离线，要是线路断了那就糟啦！”我急忙上前言明，警卫人员回道：“知道了，这些事不用你管。”说罢，依然如故。我的心里惴惴不安地念叨着：千万别出问题呀！
大会开始了，聂老总走到话筒前，高音喇叭响起他讲话的声音；我的焦躁一扫而光，心中不由地想：用扩音器讲话，聂老总大概也很高兴吧。可是谁能料到，喇叭响了不到十分钟突然哑了。这时，我清楚地看到聂老总回头看了一眼，眉头皱皱又提高嗓门继续演讲。我的心头顿时象压了一块大石头，冷汗出满全身。一位军区干部压低声音责问，我指了指那根隔离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每逢想起总感内疚，如果当时懂得更多一些，采取相应措施，这种现象的发生亦不是不可避免。
八、难忘的岁月
新生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在克服一系列困难中继续前进，根据延安台《决定》的精神，除新华支社供给更多新闻、通讯等文字稿件外，在文艺广播方面，我们又挑选了更多可用的唱片，还请“抗敌剧社”、“战线剧社”按时到电台唱歌、教歌、演奏和演播小演唱等节目；请张家口市业余“雅乐队”演奏广东音乐和丝竹乐以充实文艺节目的内容。
为了加强工务技术力量，又从过去负责维修业务的原“蒙疆电气通讯设备株式会社出张所”调来五、六个人，他们是郭振高、任俊山、王占山、李成林和杨松寿等人。
8月底，我新华支社副社长钱丹辉同志率领全社人员赶来张家口之后，正式宣布我为张家口电台主任（那时不叫台长）。这时，警卫电台的主力部队要撤走，为保证电台的安全，卫戌司令部拨给四、五支步枪和几百发子弹，我们从职工中挑选几个青年人组成“自卫队”，他们和我一起进驻毗邻电台的丁其昌（伪蒙疆自治政府内政部长）公馆，白天由支社通讯员在传达室坐班，夜里就由“自卫队”几名青年值勤。
9月中旬，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陆续迁来张家口。9月底，冀察军区已改建为察哈尔省，并决定省府设在宣化市，我新华支社亦改建制为“新华社察哈尔分社”，社址也随省级机关迁往宣化市。10月上旬，分局决定张家口台由大军区接收，并派张庆泰同志与我办理交接工作。10月12日上午，我迎着新的战斗任务与张家口台告别。
从接收日伪“放送局”开创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到我离开这里，总共只有四十八天，但这四十八天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竟至于在三十七年后的今天，闭目回思还恍如昨日。
（1981年秋于北京）
附：
那时，我收听过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
－－作者：马凌光
1939年，我18岁，由冀中的一个乡村一到张家口中华书局当练习生（学徒），店内的收音机和报纸大大充实了我的业余时间，特别对收音机——那个可以发出各种音响的木匣子，觉得非常新鲜。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总想打开收音机。可听了一阵就又不愿意听了，因为全是日伪搞的反共宣传，除了欺骗就是恫吓。当时的收音机全是电子管组装的大木匣子，它要经过日伪专管部门的检查发证，才准许收听。实际是把选台的旋扭给封焊了，经过检查的收音机只能听当地电台的节目。如扭坏了焊口，日本人就会说你收听共台，惹很大麻烦，甚至把你抓走。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解放了，敌伪“放送局”（日伪把广播电台叫放送局）被人民政府接管了，电台设备完好无损。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收音机里传出了雄壮的《开路先锋》开始曲，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当时各商业门市部都已开门营业。我们把收音机摆在了门市部收听，当“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XGNC……”被播音员重复清脆地播出时，书局门市部内卖书的、买书的和看书的的人们，都停下来，静静地听着人民自己电台在胜利后的第一次播音。当听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八年之久的张家口解放了……第一座现代化的中国人民的广播电台诞生了！和军管会的<安民告示>”和时候，店堂里的听众怀着兴奋的心情都流下了眼泪，激动的泪花也模糊了我的双眼。
三五天后，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接通了联系。首先是公开播出延安和张家口两个电台的“会话”，犹如长途电话式的通话，双方播音员互问“我的声音你们听到了吗？声音怎么样？”又互相回答“听到了，声音很好！”双方的声音都有点紧张和激动。在“会话”中，延安电台传达了对张家口电台的台名、呼号和开始曲、终了曲等。收音机旁肃静的听众，都满怀喜悦的心情，人民的广播给予人们莫大的安慰和高昂斗志。“会话”后的第二天，张家口就开始试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试播很成功，很快地就转为每天按时正式转播。在那个时期，我们每天都按时收听这幸福的声音，和新华广播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课程。岁月飞逝，弹指间几十年了，我和老妻收听广播的习惯一直坚持下来。如今我们这一对六、七十岁的老人，在人民电台和集邮活动的鼓舞下，生活得很充实、健康、快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我和人民广播》1990年第26期 6月2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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