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强
作者简介：作者曾经插队于大兴安岭莫力达瓦旗西瓦尔图公社太平庄大队第三小队。目前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主要著作见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刊物。作者全方位对这个小队的主要劳动力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为人们日后研究那个时期的农村农民农业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一、鸟瞰太平庄三队
从西瓦尔图后岗往下俯瞰，就是前太平庄。这个村落背靠台地，左边是辽阔的大甸子，一到夏天，没膝的野草，像绿浪一样沿小西河，蜿蜒伸向北方，一直到田家沟。右边是东山，越过大烟筒山，就是土尔苏、大小库木尔，到了老达子地界。东山东侧有成片的臻柴、梢条、玻璃棵子。沿沟往北半里地，便是后太平庄。
前太平庄以前是一个生产队，后来人口渐渐多起来，便分为两队：三、四队。二队在河西，一队在西瓦尔图西北角。
前太平庄只有一趟街。我们知青的房子居中，在街前。原来这是生产队的粉坊，所以仅挨着生产队队部。生产队队部由三部分组成，队部北房三间，坐北朝南，西厢是生产队的羊圈，东厢是生产队的库房，南方是三个谷仓。生产队再往西是马圈和草栏。
街南侧一连住着大老金、李振远、李永春、李子发；街北侧依序住着毛楞、高子俭、张宾、赵金山、铁蛋、王兆财、刘子勤、刘福荣、刘振东、赵四、赵三、高子勤；后街有李树同、高子叶、许荣、大老郭。粉坊右侧是碾道，碾道右边是李汉林。
社员大致分两部分组成，一是坐地户，即由很早闯关东落户的农民组成，有多早，不清楚，也可能是清末民初，不会太早；一是由近20年陆续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大抵是建平和陵原两县的。从地域上分析，也可以分成三派：即做地户、建平派、陵原派。地域观念和血缘观念是支配人们的主导思想。
从性格上分析，做地户性格粗圹，心胸开阔，坦率并有些大大咧咧，而陵原、建平来的，自称是里城人，相对而言，显得性格细腻、城府而有些小家子气。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生产环境密切相关。做地户早年，生活在地多人少的荒片子里，广种薄收，活计粗放，性格豪爽，表现在生活上也大方慷慨。以王兆财的父亲一档子事，你就会明白其性格特点：年末，其父用老牛拉一车土豆去粉坊换粉条子，走到粉坊，粉匠不在家，其父一赌气，竟把一车土豆往大街一卸，赶空车回了家。他家的小鸡子跑到邻居栅榄内，啄人家院内的庄稼，其父一怒，就用三齿挠子将自己的小鸡子一个个刨死。
二、记大队书记周明歧
从北京出发，坐一天一宿的火车，便到了东北嫩江边上的讷河。然后用一个小时的汽车车程，穿过嫩江，就开到了莫旗。在莫旗一中的礼堂里，我们见到迎接我们的太平庄大队队长周明岐。他代表西瓦尔图公社太平庄大队，用马车接送我们到前太平庄。从莫旗镇到前太平庄大约有70华里，因为是山麓，马车要走四个多小时。
一路上他陪伴着我们，有说有笑，有问必答，一付长者风度。
周明岐，四十郎当岁，中等个，瘦长脸儿，小分头，杏核儿眼，炯炯有神；八字眉，大嘴叉儿，塌鼻梁，尖下巴，一幅坐地户儿摸样儿。坐地户究竟算是什么样，我也无法厘清：第一，他不像契丹后裔那种鼓鼓的脸庞；第二，他不象从山东、河北闯关东的人。他们是粟栗、貊赫、野女真人的后裔，也不可考。但凭感觉一望而知，是坐地户。
一路上，同学们不断盘问他，他也不断地介绍当地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
例如：什么“东北有三宝，貂皮、水獭、乌拉草”，什么“棒打狍子、瓢舀鱼”，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套一套的，说起当地人情世故，显得热情、豪放，看样子他还是读过一两年书。当他说到：“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的时候，便冲坐在马车一边的女生，嘿嘿一笑，做一个鬼脸儿！
他语气有体贴、钟情的一面，也有粗旷、鄙俗的一面。他把男性生殖器当作口头语，一句一个“鸡巴”，搞的在座的女生很不好意思。譬如他说，西瓦尔图这喀哒如何好，其实，好就好吧，他非要加一个“鸡巴”二字不可，说：西瓦尔图这“鸡巴”地方，土地，真是一攥一把油，肥得很！
旁黑儿天，我们到了前太平庄。三、四队队长李汉林、李江，预备好了嚼裹，聚集在生产队队部，等待我们的来临。与此同时，还有大队干部、贫协领导等一堆人，也前来迎接。我们放下行李，聚齐在队部门前，听周明岐训话。他话很简单：“毛主席让这批学生，接受我们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是鸡巴反帝反修的重要措施，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一片掌声之后，他又说：“我们贫下中农没什么可说的，给大伙儿杀了几只羊，你们可劲儿地造！”然后宣布开饭。每人乘一个二大碗冒尖儿的炖羊肉，呼噜呼噜往嘴里添。
一月后，李辂与周明岐算知青安家费账目，原来那次羊肉宴是，知青出钱，大队请客。
周明岐是土改时期的干部，关外土改又比关内早两三年，所以老周至1968年，已经是有20年的“革命”史。令人奇怪的是，当年土改、镇压反革命时，他们把土匪“青山好”镇压之后，竟把“青山好”的老婆，当作浮财，配给了周明岐，这一事实确凿证明：北大荒的女人确实是稀缺之物。“青山好”的老婆，当时已经五十上下的岁数，长的很富态，眉清目秀，白皙的皮肤，还没有一丝褶皱，显得比老周还年轻。她有一个大女儿，和谁生的，已不可考，嫁给了李振远；她与老周又生了三四个，都还很小。
周明岐是二十多年的老党员，在二十多年“革命”生涯里，他没有发展过一名党员，根据党管干部的原理，他理所当然地领导太平庄人民二十余年。他的口碑不好，但是还没有人敢当面顶撞他，背地里有不少人非议他的话，说他是“喝酒大队长”。他为了“工作”，经常吃百家饭，他是：每饭必酒，每酒必醉。他的酒量约有七八两，喝到一定程度便酩汀大睡，从不撒酒疯扰民。
周明岐的报酬是按大队干部来分配的，与他在一起分配的，还有大队会计邰某人和大队卫生院院长李某人。太平庄大队共有六个小队，平摊一定的工分，供给大队，然后按每人2800或3000分，分给这几个人。换句话说，他们的报酬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一年的总收入。老周的工作主要是开会、解决大队、各个小队的日常问题，解决问题之余，就是喝酒。
他能说会道，车轱辘话可以反复地说；每说一次，都当作第一次，认真地说；让你听了不那么特别腻歪人。他也懂点儿辩证法，他跟我说过：“女人好不好？好！干多了，你身体管保出问题！酒，好不好？好！喝多了，喝倒了粪，也会出问题！”但他是知易行难。他经常喝多了，话很多但语无伦次，倒在炕上大睡不起。次日起来，不思茶饭，脸色铁青；久而久之，他更加消瘦起来。但从未听说他上了别人的炕，与人家的女人睡了觉。
翌年二月，太平庄大队买了一辆履带式拖拉机，工作量大了许多，又需要计算，所以大队干部进行了组织调整，赵金山当了大队长，老周这才结束了二十年的统治权，但由于他是党员，在某种意义上，赵还要听命于他，因此照发他3000工分。
三、无法忘却的李汉林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如果你不深入接触这些农民，那么农民的韧性、坚毅、吃苦耐劳的性格和精神，你是很难领略到和体会到的。你不了解农民的性格和精神，你也很难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来到前太平庄三队，队长已经改选了。赵金山为正队长，他却躺倒不干，由李汉林、尚国有副队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带领社员干活。会计是张宾，贫协是刘福荣，赵三是民兵排长。尚国有是四野老战士，又是坐地户，在当时是热门人选。只有政治资本不行，要吃饭，还要有真本事。
筛选队长的标准是很高的，一个生产队，几十口子人的生活、生产搞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系于队长一人；换句话说，队长就是当家的，是大家长。当队长，第一要体魄健壮，所有重体力劳动都不在话下，而且要走在最前面，做群众的表率。第二，要熟悉农业中的各种活计，从春耕、中期管理，秋收到冻藏，慢讲话，农家院的活计，要无所不通，样样精通，这样你才能够谋划一切。第三，你要当好这个家长，你要公字当头，一切出于公心；要有把几十口子的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摆平，摆的顺畅，而且，你必须能以自己的仁义之心，去感动别人，令别人心服口服。这三条缺一不可。
前两年赵金山是正队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他是干腻了。三队的生产重任，就推给了李汉林。
李汉林时年五十岁，建平县人。早年在里城就是一把劳动好手，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表扬。无论是单干时期，还是“走社会”时期，他以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坚忍不拔的精神，赢得大伙的尊敬。他在本家行三，在三队，大家都管他叫三叔。
和他一起干活，你就觉得累，和尚国有一起干活时，你就觉得轻松。这便是体力上的差别。他认为，一切财富，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是干出来的，只要老老实实出力气，人人都会富裕起来。在走社会的条件下，首先自己要带头干，别人才能跟着你干。只有大家憋足了劲儿，拧成一股绳儿，才能把集体的事情办好。
我们的宿舍在村的第一排房，对面是漫岗，三队的土地。春起，我恰好卧炕休息，从窗外抬眼一望，李汉林正扶犁栽种扣茬土豆。他一不小心，犁打了铧。李汉林赶着牛，把犁耙拖回来，从库房取出一把斧子，用全身的力气，削犁舌头，此时，我从玻璃窗内观察他，他完全是和一个小伙子一样，绝对看不出他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他脱下汗踏儿，露出臂膀，一手扶犁耙，一手抡斧头，哐、哐、哐、哐、一口气抡了几百下，真是挥汗如雨，直至扣上新桦为止。此时，他完全可以抽上一袋烟，再上山栽种土豆；没有人监督他，他完全可以歇一歇气儿。不，他赶着老牛，马上往山上走，直到扣完那垄土豆。
他就是有一股犟劲儿。
李汉林当了两年队长，他再也不想干了，退而当更官儿。俗云：马不吃夜草不肥。当更官儿，要在头半夜喂三遍草，这就说每天要睡半宿觉。白天，他除了喂马，还要叉空伺候菜园子、种自留地。生产队的牲口是生产、生活的动力来源，只有最受重用的人，才配担当这个重任。他是公私两不误，队里的牲口喂的肥肥的；自己的园子，无论是沟葱、韭菜、旱烟，还是果树，都是全屯长的最好的。他自己的生活是相当殷实的。
他的老婆，人称三婶儿，也是个好当家的，里里外外张落着，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家里也拾掇的干干净净。两个儿子也很体面，一个叫李海，一个叫李河，后来都还算有出息。在三队，李家算是模范家庭。
陵原人与建平人，因地域和姻亲两异，时有不和。有时竟为一件芝麻大小的事情闹意见。江东来的老何头，是赵四的老丈人，来三队落户，趁两派不和之机，力图抓权当队长。他人望不高，野心不小。李汉林看此情况不妙，他在社员大会力陈陵原人与建平人是非优劣；他几乎没念过书，但记忆力惊人的好，几十年前的各家所作所为，历历在目，滴水不漏，叙述语气如涓涓流水，沁人心扉，打动人心。经过他的梳解，两派人终于达成和解，最终使老何头打消了当队长的念头，选出许荣、高子叶作队长。
从单干到“走社会”，再从“走社会”到单干，中国农民在三十年里走了一个“之”字，李汉林在短促的一生遇到无数难题，都被他克服了，当再次走向单干时，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是真老了。在他晚年，得了直肠癌。谁也想不到他会得这种病。他吃了各种偏方，终不见好，不久就撒手人寰了。根据遗嘱，他埋在中心村。
不久，三婶也得了哮喘病，医治无效，受罪难熬，她竟吞了大烟土自杀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样瓦解了。
四、大眼珠子赵金山
坐地户老赵头是个鳏夫，妻子早就死了，留下三个儿子：赵大、赵三、赵四。这三个儿子各有各的禀性：赵大傲性，赵三野性，赵四鳖性。
赵大叫赵金山，据他本人讲，他本名叫赵晋山，他这一辈儿是以“晋”字排名；大家叫金山习惯了，他也不愿再计较了。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大眼珠子。其实，他的眼开也不是特别大；他个子只有一米五几，个子小，脸就短小，干巴瘦，再加上他的眼珠子有些突暴，忽闪忽闪的，占脸部的约五分之一的面积，这就显得眼珠子格外大了。
您别看他个子小，本事可大极了。凡是庄稼院这点活儿，谁都瞒不过他。他是样样通，样样精。生产队三千亩土地，哪块地薄，哪块地厚，哪块地该种什么，都在他心里。队里有几十口牲畜，几十头耕牛，这些牲口叫什么名字，有些什么脾气禀性，他都能够给你说道说道。牲口如此，就别提人了。一句话，他能够知人善任。
他当队长的时候，他爱生产队的一切，也包括牲口。有一天，队的大黄马生了一个小马驹子，欢蹦乱跳的，人见人爱；大黄马的奶不够吃，他亲自到牛圈里挤牛的奶，喂小马驹子。没过几天，马驹子竟被狼掏去了，二十六七岁的他，一个大小伙子，泪飞顿作倾盆雨，别提多伤心了。
他当了一年多的队长，说什么也不想再干了，为什么，这得两说着。
首先，他自己有自己的毛病。人有个体的差异，无论智力上，还是体力上，不可能一刀齐。他竟以自己认定的标准为标准，比如，在活计上，要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成，难听的话就出来了。譬如，我不会捆谷子打腰子，他教你三遍，三遍不会，他说你手还没进化好，没分瓣呐！一个笨鸭子！弄的你当众下不了台。里城的活计和大荒片的活计是很不一样的，适应这里的环境，总需要一个过程。他并不以为然。他是按着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要求里城人。里城人认为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狂人。
里城人也有自己的毛病。里城人是按着陵原和建平两县系统来到大荒片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血缘关系，即所谓“屯亲”，在血亲上都能拉上血脉关系，什么三亲六故八大姨，都能攀上瓜弯儿的；又由于分别来自两个县，彼此之间是划分为两个派系。你批评某一个人，本派系都不高兴，而另一派系则拍手叫好。可是当有人暗地里批评赵金山时，两派则联合起来抨击赵金山。所以赵金山这个队长不好当啊！
别说赵金山不好当，谁当队长，滋味都不好受。
我们知青天生就是唯生产力论，谁农业知识高明，就拥戴谁。经过李汉林的介绍，我们知道赵金山的若干底细，便鼓捣他继续当队长。我们一方面做他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做舆论工作，替他宣传其人品，能力；造舆论，拉选票。我尝以队长问题为契机，窜登他继续干。凡是涉及到队长问题，他首先要转移话题，知故而言他，把话题扯开。
“您农业这么精通，为何不给大家出把力气，当当生产队长？”我趁干活歇气时，凑近他，与他交心；我想打听他不当队长的真正原因。
“你说话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他把话锋一转，说：“我看你的帽子就挺好！”说着，他把我的帽子摘下来，摸了摸，说：“这帽子是‘爷摸你’做的！”
“不，是华达呢的。”我随口答。
“瞎扯！‘爷摸你’的！”他一口咬定。“让大家伙看看！”他补充说。
群众哈哈大笑。原来我还以为“耶膜呢”是一种呢料子呐！原来是“爷摸你”的谐音。他不但把话题冲淡了，无形中还把我骂了！您瞧他多狡颉！
舆论是我们给造出去了，后屯五六队，河西二队，前屯小一队，也都附和着我们造的舆论。到了年底，大队改组时，便把他推上大队长的宝座。这回赵金山可没有推让，并且把持这个位置好几年，原来他是嫌小队长位置不过瘾啊！
当了大队长，他更自视甚高了。官不大，僚子不小。我们知青有了问题，想请教他，他也向我们摆谱：“先把问题交给队长，再由队长转呈给我！”
赵金山的傲慢，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一旦掌握了权力，必然成为新官僚。掌握小权力，是小官僚，掌握中等权力，是中等级的官僚，掌握了最高级的权力，那就是做了帝王。
由于赵金山毕竟文化有限，虽然有数年大队长的历练，还是没有当上乡政府的干部。具有初中文化的李连香，在后屯当了几年小学校长，最终当了西瓦尔图政府的乡长。乡干部是最低级的国家干部，现在称为国家公务员，行政级别是二十五级。您可别小看这行政二十五级，在莫旗这个小地方，从此就可以告别拿工分的日子，真正作到衣食无忧。
没有成为工薪阶层的赵金山，最后得了脑血栓，有些半身不遂了。他在三十以后，又生了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精，其中一个儿子在北京当保安。历史仿佛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当初我们到他那里插队，现在他的儿子到我们这里插队。这真是奇迹！如果我查询到他的儿子确切地址，我一定要特殊地关照他！
五、老许瞎子－－许荣
当坐地户、建平派、陵原派三国鼎立，势均力敌的时候，往往没有派别的人会脱颖而出。许瞎子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走马上任的。
许瞎子大号叫许荣，江东泰来人，是四队会计李震的连襟。由于他不属于任何派别，为人诚恳、和善、低调，因此赢得大伙儿的信任。他之所以被人们称为瞎子，是因为他高度近视，高到多少度，他从来也没有测试过，如果你递他一张纸条请他看，他只有拿到距离他自己的眼睛两寸的地方，才能看到纸条上的字迹。至于他如何铲地，如何收割，如何干家务，他自己说，是全凭感觉而行。他之所以高度近视，不是因为他看书多，他从来就不看书，也没有书可看；那完全是家族的遗传。他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高度近视了，无论望远看近，总是眯着眼。看样子，这种遗传基因还是相当顽固的。
许瞎子上任三把火：一是彻底扭转人们“猫冬”的习惯。在农闲的时候，三挂马车齐上阵，或进山里拉空筒子，劈成半子，到街里去卖钱；或到拉哈儿车站拉沙子，装轱辘码子，装一方沙子大约十来元钱。这些劳务可以直接增加队里的收入。二是农忙时，队长一敲钟，马上就到地头儿，绝不能敲钟敲了半晌儿，人还凑不齐。钟响后到不了地头儿，就扣你工分。三是增加生产队的新设备，买了一辆木轱辘大车和一具铡草机。
这三把火一烧，真是有哭有乐。头一则，到山里拉空筒子，到拉哈儿搞副业的人，每工给24个工分，在队里干普通活计的人，只挣每工12个工分。由于苦乐不均，而使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这二一则，家里有老娘们儿的人，老早就把饭做好了，老爷们儿一到家，盘腿一坐，就吃上饭；一敲钟，马上就上岗；可是“跑腿子”老光棍儿，可就惨了：回家现生火做饭，等刚上炕端起碗，钟敲响了。这饭你是吃，还是不吃？
我们知青更是麻烦了，累了半头晌儿，回家现生火做饭，人吃饱了，还要喂猪。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您说这滋味好受不好受！
这三一则，这种木头轱辘车，在江东也许有用武之地。在莫旗，一到寒冬腊月，地裂子三寸多宽，好几尺长。木车车辋只有两寸宽，一旦陷入地裂子，牲口一叫劲儿，车毂就会掰坏了。所以人们更器重“气包车”，也就是胶皮轱辘轮胎车。这木车没过一年，就胎歪了。
这铡草机，也不知道是那位大仙设计的，这本来是个半成品，应当用柴油发动机带动轴承，使辊刀铡草；结果用两只轮子代替轴承，用人工摇轮，辊刀铡草。不仅费劲，而且不出活儿。干了半宿，铡出的草，还没有一人入草，两人按刀来的快。这轮子笨重的要死，抡一宿，两膀子生疼。机器不好用，很快就被废弃了。
老许瞎子这三把火，很快就熄灭了。新政一废除，人心也就涣散了。
老许瞎子的老伴叫老许婆子，是妇女队长。她身体健康，性格泼辣，她经常带领妇女和半拉子们一块儿干活儿。什么是半拉子？这是和整劳力相对而言的劳动力。整劳力可以在任何劳动场合，充当任何角色，必须全能；半拉子则只能起辅助角色。但是挣的工分还是差不了多少。整劳力是一个工12分，半拉子一般是10分或11分。我们知青一开始是11分半，半年之后长到12分。长多少，怎样长，由队委会和队长说了算。在怀谷子时，牵牛的、扶拉子的、踩格子的，大都是半拉子干的；扶犁杖、点种，由整劳力来干。
和妇女在一起干活，男人们就显得特别来神。因为大家伙都是“屯亲”，当姐夫的不和小舅子们开玩笑，但常和小姨子们逗闷子。男的逗女的，往往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当地有一种理论：小姨子有姐夫半个屁股。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谁也说不清，大概是氏族社会男权主义的流毒。
有一次，我和老许婆子一起踩格子，一前一后。踩格子，就是将掩埋种好了谷种的土地踏实。人，相当播种机后面的滚轮。踩格子的人要走成直线，两人脚步不能留有空挡儿。这走法就象现在的服装模特走路一样，一走一扭的样子。老许婆子屁股硕大而且瓷实，顺风时，我在她后面，只见她屁股上的两团肉上下位移，煞是好看；逆风时，一股大蒜味扑鼻，大杀风景。
我们管老许婆子叫嫂子，她性格奔放、热情，说话有感染力。要不然，怎么经她一煽呼，白小茹就成了她的弟媳妇儿？！如今，白小茹已经成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活化石，也不知这位嫂子做何感想。我们只希望他们的日子不那么太坎坷就是了。
六、一阵秋风，把我们刮入汉代
文革前，我们受的是党化教育，即便如此，从政治课本中我们知道，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也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相匹配。
如果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所闻，无论如何想不到，从北京到太平庄，一念之差，怎么会一下子把我们甩进汉代生活当中去。
我来到太平庄三队之初，在生产队大院里，一眼就望见一具躺在谷仓一旁的双轮双铧犁。它倒置在地上多少年，已经不可考，只见它斑斑绿锈，把锋利的犁头腐蚀得成为锈疙瘩了，只有那铁座位，由于风吹日晒，还保持着光亮。这具农具在五十年代初，被党政当局视为最先进的农具，不仅受到苏联专家的好评，也受到毛氏高度赞扬。为什么它被废弃了呢？这一问题，太平庄社员已经无人能够回答了。我猜测，与这种农具相匹配的是轮胎式拖拉机。拖拉机是喝油的机械，而我们是贫油的国家，所以这种农具无法在广大农业地区推广，因而最终被废弃。我在太平庄十余年亲眼所见、所用的犁杖，都是木犁杖，也就是说，在汉画像砖与敦煌壁画中所表现的曲辕犁一模一样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两汉迄今，一直为我国农民所用而不废，想必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拿它同双轮双铧犁相比，其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犁铧入地要有一个合理的角度和重量，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拖力的大小，老牛拖犁，恰好把这两种力结合到恰到好处。双轮双铧犁如果用两头牛拖负，它们是拉不动的；如果用四头牛拉，驾御牛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木犁杖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就地取材。在林木中专门找那些有自然弯曲的树木做原材料，直径有碗口粗，削皮后风干备用。投犁杖时，也无须专业木匠进行处理，一般来说来，只要把握在拉墨线时，保持整个曲木在一个平面即可。
土豆、苞米、黄豆之类扣茬作物，大都用犁杖播种。
播种谷子是怀茬作物，用爬犁，其初始年代已不可考，至迟在宋代已经广泛使用。它的科学性更有突出的表现。它将犁置于爬犁之内，一人牵赶牲口，一人扶犁，一人点葫芦头儿，一人扶拉子，两人踩格子，是一条龙作业。点葫芦头儿，即是播种谷种的器物，它的结构是由葫芦瓢和竹筒衔接起来的，瓢与筒插进扫帚苗儿，再往里续进谷种，一边走，一边敲打，使谷种均匀播撒下来。犁豁开垄沟，点完种，拉子便起合垄的作用，然后用人脚夯实。
当时，农家肥是占主导地位的，一般是指大牲畜的粪便。施用之前，首先要把它发酵。在冬季，要用柴火把它沤熟，然后用三齿捣成粉末状备用。春起，用送粪车把粪送到地头，然后，用人工滤进垄沟，扣茬栽种土豆或苞米。
中间的田间管理，一般是在立夏后的三铲三趟。铲是除草，要除三遍；趟是培垄，使根苗发育，也要三遍。也都是人工、牲畜共用之。
秋收谷物当然是用镰刀。收土豆则是用犁把垄豁开，然后用三齿挠子将土豆归拢成堆，用手提篮盛满，装进马车，送到各农户家。收割苞米，也是人工手掰，用挎篮送进马车，拉回家。
小麦不受三伏气。人们要在三伏之前收割完毕。但是不能马上打场；要在入冬之后打冻场。因此，必须把小麦垛起来，防止雨水侵入。
小麦和谷子都要打冬场。一到冬天，场院泼上水，又平又硬。脱谷时是用马拉碌碡。人站在场院中间扬鞭，马拉着碌碡在周围转，有人用木叉来回翻转没打净的谷草。月润时，月明星稀，可以不用马灯照亮干活。打夜场，分上半夜和下半夜。子夜12点，有一顿夜宵。好的时候是面片汤，那面片又热乎，又筋道；孬的时候，就是苞米碴子大云豆，也是喷喷香的，不抗饿就是了。
寒冬腊月，坐地户一般都要“猫冬”，自从里城人多了，人们不再“猫冬”了。人们趁冻土封路，马车好进山，到山林里伐木，然后劈成半子作烧火柴。有的空筒子，削开一半，大的可做成马槽，小的可做成猪槽。
人们住的草房有两种，低级的是用垡头垒成的。垡头是用一种直锹在草原上，把土地切割成城砖大小的四方块，由于有草根掺在里面，显得很牢固。垒墙时用木锤捶实。用垡头垒的墙，时间长了，会变的臃肿起来。高级的是用土坯垒墙。土坯的做法是用胶泥活上样纠，也就是麦秸之类，置入木匣子里，拖成砖大小的泥块，风干后使用。“拖坯垒墙，活见阎王”，这属于重体力劳动。按当时物价，一块坯大约三分钱。一个壮劳动力一天可拖百余块坯。
这里没有电费、水费之说。用的是煤油灯，喝的是井水。厕所一般是在房后。厕所盖的好坏，可以看出房主的文明程度。但是，有一个问题特别要注意，厕所一定要远离猪圈。譬如，当你大便拉到一半的时候，猪要是闻到臭味儿，便会寻溺而来，它迅速吞掉你拉出的一半儿，然后吧嗒吧嗒嘴，用期待的眼光等待你另一半儿的到来；可是另一半儿还在你肚子里，这时你会感到十分尴尬：你是拉，还是不拉？你要是拉，它会张着嘴，接着吃你的巴巴，弄不好，它的嘴会拱到你的肛门口；你要是不拉，你提着裤子往哪里跑？
我们知青大便后用手纸，用完手纸用报纸。老乡们呢？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绝不相信的。他们是用秫秸杆儿一抹，就提裤子了事了。
当你从大都市，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一阵风，来到北大荒，会不会是觉得到了汉代呢？当时是不会的，因为还有激情在起作用。然而久而久之，你就感到有被抛弃感。
细想想看，人的生活和生产的循环，便是物质能量在世界空间不断相互转化和循环的过程。人、畜吃饱了，有了能量去干活，干活便会有食物；顺着垄沟找豆包吃！周而复始，乃至无穷。当地人认为这就是命！我们呢？
七、铁蛋和他的一家人
在半拉子里，老辅姜和铁蛋是常客，每次上工都会有他俩，几乎一天不落下。
铁蛋住在赵金山一侧，与刘福荣比邻。我们到太平庄的前一年，在腊月年根，铁蛋的父亲老韩头与邻居推牌久，一宿把一年的工钱输了个底儿朝天，下半夜里回到家，他喝了一顿闷酒，脑出血死了。这样，这位老鳏夫撒手人寰，丢下了四个孩子。13岁的铁蛋是老大，就不得不把一家的重担，肩负起来。铁蛋下面还有三个孩子：铁子、缨子、石头，一个比一个小。
铁蛋大名叫韩中清，可是从来没有人叫过他的大名。他长的胖乎乎的，很轴实，又晒的很黑，确实象一尊铁蛋。他长的象活雷锋，虽然矮小，但也结结实实，确实很可爱。别看他年纪小，说话做事却很稳重，象个小大人儿似的。与他谈话，总是一板一眼、慢条斯理的，从语气中，也时常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我们知青到了太平庄，很快就和他混熟了。他的一弟一妹都很结实，唯独他的大弟病得很重，已经起不了炕了。我与定国去他家看望他的大弟铁子，只见铁子躺在炕的一角，动也不动，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几只苍蝇在他的脸上不停地盘旋，不时地落在铁子的眼角和嘴角，吸吮着他面荚上的分泌物。苍蝇不停地抖动着翅膀和手脚，爬来爬去，铁子照样一动不动。缨子与石头在一旁，扒着头，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哥哥的脸，不知所措。
我问铁蛋，铁子是什么病，铁蛋摇摇头；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医生，他说找了，但是没有钱抓药。我和定国等人给他凑了20元钱，铁蛋只说了声谢谢。
出门的时候，我看见隔壁赵金山在当院做木匠活。我随意搭茬：“大哥！您做啥子活呀？”赵金山不吱声，瞅了我一眼，沉默不语，继续刨一块木版；那木版仅仅有一指厚。到了晚半晌儿，赵金山的木工活儿，已经见了雏形：一只四尺长，一尺宽的木匣子。
次日，钱没花完，铁子走了；他被装进那个狭窄的小木匣子里，找老韩头去了。
过了两年，听说缨子出嫁了。我们大惑不解：没有到18岁，怎么会出嫁呢？不久，铁蛋结上婚。这一嫁一娶，我终于明白了：在经济上找平了。铁蛋用妹妹的出嫁的财礼钱，把媳妇儿娶到手。
铁蛋的媳妇儿个子不高，与铁蛋到是很般配，只是瘦骨嶙峋，象一只柴鸡子。她乱蓬蓬的头发，清瘦的脸，到是很象缨子。她从不在队上干活，在家里干杂役，主家政。第二年，她生产了，生了一个小铁蛋儿，铁蛋媳妇有时抱着娃儿在街上溜达，因为太小，看不出那孩子的模样儿。
那些日子，我常遐想，象铁蛋那样的小个子，居然能够鼓捣出小孩子来，我真纳了闷儿了！怎么整的！可真尿兴！
老辅姜也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当年就整出个娃儿来，铁蛋很自负地说：“我要是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揽这瓷器活儿！”
铁蛋结了婚，他还是属于半拉子状态。队里为了成全他，让他当了猪倌，一年2800工分，和一个整劳力的收入差不多。但他总说钱不够花，总朝我们知青借钱。他借钱时，总说是到秋后还；到秋后时，又说春起再说，卖了猪羔子一定还；到了春起，又说到秋后还；一年拖一年，最后我们也不讨要了，但再也不借他钱花了。
他的弟弟石头，长的虎头虎脑的，很结实，也很可爱。他的眼开很大；但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看到你，因为他有一只眼是斜楞着的，眼白占了眼睛的大半部分；那是发高烧时，不及时治疗，硬挺着的缘故。铁子不铁，很早就夭折了，但是石头确实很坚实，至少我们在的时候，他还健在。
我们离开太平庄时，铁蛋还在放猪。改革开放以后，听说他们一家人搬到大扬树去了，据说他有一窝儿小铁蛋，日子过的挺不错。
八、保管员王兆财
坐地户王兆财是一个老鳏夫，五十多岁。他的第一个老伴死了多年，她带来的一个儿子刘喜勤，一直跟着王兆财过。刘喜勤已经三十多岁了，他早已娶亲生子，还是要伺候自己的继父，以尽孝道。王兆财第二个老伴也死了几年，给他留下三个丫头片子。现在刘喜勤与王兆财一起住在铁蛋左侧一栋三间草房里，刘喜勤住东屋，王兆财住西屋。
王兆财相貌和身材极为奇特：鞋拔子式的脑袋上有一对细眼，他的眼睛不仅细长，而且有红红的烂眼边子，那是沙眼闹的；眼睛不仅红，而且总在不住地流眼泪。他烟不离嘴，抽烟时很神气：可以一边说话，一边吸烟；卷烟从左移到右，又从右移到左，总而言之，是掉不下来。他一边抽，一边咳嗽，一边吐吐沫，与人讲话时，露出一排稀疏的烂牙根子。他身材瘿瘦，弱不禁风，仿佛一阵清风就可以把他吹跑似的。他因为瘦，所以不管什么样质地的布衫，只要穿在他的身上，就感到晃晃悠悠。他告诉我，他的身体之所以垮成这个样子，是因为跑冰雹跑的。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大家收割麦子，天上忽然下起核桃大小的雹子 。王兆财一路小跑，跑到家，被寒气所袭，作下病来。他说，当时如果喝上一碗红糖姜水，寒气散出，就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惜他钻进被窝里，当时觉得暖和，可是冷气从外面逼进了心，酿成了病根。说到此处，他唏欤良久。
生产队为了照顾他，不让他下地，给他一个保管员的职务，每年2800工分，也相当一个整劳力的收入。保管员的任务是保管生产队一切的劳动工具和财产。这个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干好的，要认真做，必须有一本帐目。可惜他大字不识一个，心中也没有数。因此李汉林一直对他有意见，李常对大伙儿说，要不是“走社会”，王兆财就吃不上饭。
我来太平庄没几天，王兆财便好奇地问我：“你们从北京来？”
“是呀！”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老毛头儿是不是住在北京的金銮殿里？”他继续在追问。我感到莫名其妙：他怎么管伟大领袖叫老毛头儿？他一定是地主阶级坏分子。过了一两个月，同样的问题，李汉林也同样问了我。经过我反复调查核实，他们都是贫下中农。他们都在关注伟大领袖是否住在金銮殿里。我当时不知所措。几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我错了，农民问的对。
把伟大领袖称为老毛头儿，没有错：一、领袖是老资格，年纪也老；没有错；二、领袖姓毛，也没错；三、头，就是头脑，主席的头脑，就是人民的头脑，我们正是用他老人家的头脑，来武装我们自己的，更没有错。至于住在金銮殿，更是有必要。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胜利了，农民不住金銮殿，让谁住？伟大领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些话，你不宾服不行。人家农民看问题就是一针见血，中南海不就是金銮殿里的御花园嘛！
王兆财虽然对社会、人生有直觉的洞察力，但是对眼面前的具体事物，却失之秋毫。春起，苞米种子要从谷仓里取出来晾晒，否则会捂了发霉。别人把苞米捣出来，攒成堆，你只要把粮食堆看好就是了。就这点儿活，有个半拉子就完成的很好。他这个烂眼边子，就连这点儿活儿也干不好。他拿着木锨不时地倒腾粮食堆，居然看不见一群鸭子在一旁吞食苞米。一会儿，王兆财累了，卷颗烟在阴凉地歇息，张宾家的老母猪从猪圈里溜出来，偷吃队里苞米一流够儿，撑的老母猪躺在地上，直打哼哼，直到张宾婆子出来，把自己的老母猪赶回家为止，王兆财还不知道呢！
生产队欠我们青年点儿一袋子粮食，我试探看王兆财究竟心中有数没有。有一天，队里晒谷种，一共五袋子，堆在社院里。我趁王兆财不备，撮走一袋子，旁晚收摊儿时，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少了一整袋。
第二年，王兆财翻盖房子，从队里的库房拿出多少钉子、麻绳、小五金，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多少人爱过问此事，得罪人啊。反正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九、老共产党员刘福荣
刘福荣五十多岁，建平县人，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也是个老鳏夫。他带着一儿一女在太平庄，过着艰苦的日子。女儿稍大，已经进入半拉子队伍，儿子还在上学。他是三队唯一的党员，三队队委会成员之一，贫协主席。他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表明他历经沧桑，在磕磕碰碰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有明显的水蛇腰，显然是在长期的劳作中，损耗了他的脊椎正常的发育的机会；他不停地咳嗽、喘、吐痰，表示他的肺气肿，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他的手常常自我控制不住地颤抖，预示着他已经有了帕金森病。因为他是党员，不管赵金山时代、李汉林时代、许荣时代，他都稳坐贫协主席的宝座，但是他永远当不了第一把手，原因是自己沦为一个老病秧子，光说不能干呀！
在生产队里，第一把手永远是一位强人，副队长、会计、出纳，属于专业人员，只是配合一把手的工作而已；民兵队长和贫协主席是虚职，可有可无。但是，刘福荣这个贫协主席，可不完全是个摆设，他有自己的计谋和处世分寸。
首先，三队分为三派，坐地户、陵原派、建平派都想把自己的派别，树立成主流派，压制其他两派，这就需要有一人能够把这三个派别摆平的人。而这个人，需要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有党员的牌位。恰好，刘福荣具备这一条件。其次，既然是强人主政，强人总希望壮劳力的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劳动收入中，能够给予丰厚的待遇，以利于促进生产队全体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是，在“走社会”的条件下，仍然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譬如妇女、半拉子、体力不健全的人群的利益。刘福荣恰好在队委里起到了平衡强人与弱势人群之间磨合的作用。譬如，按说一个强劳力，至少可以顶两个半拉子，如果一等劳力一个工是12分，半拉子最多给6分就可以了。但是在刘福荣的坚持下，给半拉子、妇女增加到10分至11分，这就严重挫伤强劳力的积极性。这是猩猩惜猩猩，也是“走社会”的弊病。最后，刘福荣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他把中庸之道运用得恰倒好处，会说合拢话儿，甜惑人儿；让人感到他有温存、友善的一面；他从不发脾气，说话不温不热，不紧不慢，无底气而有城府。
他在生产劳动的位置上，队里只派他干一般性的活计。当然，他也干不了强劳力的工作。他在这一般性的活计里，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分额。赵金山从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李汉林也经常埋怨他的中庸之道，但一般群众还是对他有好感。
说他城府，是他有一个藏而不露的原则，那就是绝不在太平庄发展任何一个党员。我们知青大多数都希望能够在农村解决组织问题，这对将来的升学，就业，有一定的好处，并且多次登上门来，专门同他谈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相关问题免谈。他是看不上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另有所谋，不清楚。免谈的结果，是我们也凉了入党的心。最初，我们认为，知识青年是“飞鸽牌”，不是“永久牌”，早晚得走掉，所以他一个知青也不发展。但你总得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吧！村里的人，他也一个不发展，于是我们认定他是要一辈子坐在贫协主席这个位置上。
当然，他也有求于我们知青的事情。每当我们回北京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托我们买一种兽用土霉素。这种药品在一般药店很难买到。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还是尽量与党组织靠近为好。我们跑遍了兽医诊所，终于买到这种药物。兽用土霉素和人用片剂土霉素很不一样，它是同饲料搅拌在一起的粉末状物品。最初，我们以为他是为防止鸡瘟、猪瘟备用的药物，后来通过他的儿子获悉，他把这些兽用土霉素，分成无数个小包，常年按顿服用，来医治自己的肺气肿。疗效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在太平庄时候，他是一直地咳嗽、喘、不停地吐痰。我们为他买了好几年的药，他自己服用了多久，也不清楚。
十、李树桐和他的父亲
我上小学图画课时，老师教我们画房子，总是画一个两面坡，一窗一门一个烟筒的画面。烟筒上面画几个圈圈，表示在冒烟。
我刚到太平庄，走进村旁，抬眼一望，都是这种房子，其中修饰最好看的，就是李树桐家的。李树桐每到中秋以后，就要给自己的房子穿一件新衣。所谓新衣，就是整个给房子外面抹上一层泥，防止泥墙有开裂的缝子；特别是垡头垒的房子，冬天一冷，会从墙缝子里冒风。房子刚涂上一层泥，煞是好看，让人觉得旧房耳目一新，象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房屋。它的烟囱从山墙外伸出来，有一房之高；在烟囱的拐脖处，搭了一个鸡窝，也修饰一新。我好奇地走进他的房间，一位白胡子老人迎来，他就是李树桐的父亲，李老爷子。
李老爷子鹤发童颜，白髯飘飘，一付富态相。他把女儿嫁给了赵金山，李老爷子就是赵金山的老丈人；李树桐自然是赵金山的大舅哥。李树桐有两个儿子，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这个小房子里。
李树桐长的有点怪，他的皮肤是古铜色，灰色眼珠儿，高鼻梁儿，是柔然，鲜卑、突阙人的后裔，也未可知。他以淳朴、厚道、公正享誉全屯。有一例，可以证明：每当端午和中秋两节，生产队派人去到西瓦尔图供销社打酒，必派他去。为何派他？主要是信任他。前太平庄距离西瓦尔图四里多地，要用扁担挑一付水捎打酒，酒是一百多斤，供全体劳力饮用。这四里多地，多为山路。挑水捎，一是要谨慎，不能把酒颠簸出去，一旦跌交，就会泼出一部分；二是不能自己在半路独饮，偷喝；三是不能在路上兑水，欺骗大伙儿。选他买酒，说明他人望甚高。
他是赵金山的大舅哥，但他说话、做事低调，从不张扬。让人觉得他为人平和。有人看他老实，开他的玩笑，他也毫不在乎，跟着人家一起笑自己。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干活的，没有别的其他想法。一句话：是个大好人。
李老爷子是个爱下象棋的人，他有一个毛病：不能输。有一次，我到他家下棋，先赢他两局，想告辞。他硬是拉着我，像小孩子一样执拗，不让我走开。一直下到他连赢我三局为止，竟把我晚饭耽误了。
第二年，他去世了。由于是高龄，并且德高望重，操办葬礼的人，给他以极高的礼遇。家人发丧之后，屯亲们一个个前来奔丧。家人的孝子贤孙，跪在灵柩前迎哭。一切按《周礼.礼记》的规矩办事。奔丧的人，一手用一块白布掩着自己的脸，一手掩着自己的嘴，号啕大哭，故意让全屯子的人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真掉眼泪的。帮哭的人，更是有意思，他们比屯亲们哭的声音更大，哭完之后，便扎起堆儿来，有说有笑，议论办白事的嚼裹儿做的怎样。
入殓时，有躲钉的仪式。主持人一手持锤，一手持钉，在左边棺木钉一下，孝子喃喃有语：“爹爹左躲钉！” 在右边棺木钉一下，孝子喃喃有语：“爹爹右躲钉！”主持人一直把该钉的钉子钉完为止。其实，这些钉子根本就钉不到死人身上。
接着起灵。抬李老爷子的棺木一共是24杠。杠由檩木绑成双井型形状。檩木加上棺木，一共好几吨重。必须有人喊令；24人听令后，一齐起杠。否则，根本无法抬动。我由于身强力壮，参加了抬杠工作。虽然是24人抬，必须有替补队员，时刻准备着，看是否有人顶不住了，立刻前往顶替。绝不能让棺木摔在地上，如果摔在地上，死人会死不瞑目。
在屯子里，因为道路平整，24杠还算好抬，一旦到了山岗崎岖的小路，就麻烦了，24杠的重心忽前忽后。当重心在后面时，后面的人，立刻有千斤重的感觉，在前面的小个子，则直打镖悠儿。
到了坟前，有开光的仪式。在事前挖好的墓坑里，在棺木头前设有一个灯窝。里面放好灯碗、灯油、灯捻儿；入葬时，主持人念念有词：“开心光，亮堂堂！开眼光，明晃晃！开耳光，顺畅畅！开鼻光，飒爽爽！”
下葬的第一锹，由主持人来填土，余下，由专门人员埋土。
回到孝子家里，李树桐已经摆好了几十桌酒席，八碟八碗，十分丰盛。
我们知青在新时代里，温习了古老淳朴的风俗习惯，李树桐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俗课。
十一、生产队里的三架马车
赶马车是生产队最复杂的生产活动，春起送粪，立夏趟地，秋收拉地，冬季打场，都离不开马车。赶马车也是技术性最强的劳动，它比开汽车难的多。汽车是死物，一辆汽车，一个星期，保管让你开动起来。马车就不一样了。马是活物，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禀性，你必须摸透它的脾气，善待它，激励它，从而驱使它。东北的马车，一般是四匹马拉车，一马驾辕，三马在前拉套。拉套的三匹马分别称里套、串套、边套，分工不同，训练方式也不同。其中里套最为重要，它掌握着全车的方向，并带动串套、边套前进。
自古以来，我国就将赶马车称为驾御，简称御，为孔子教育子弟的六艺之一，是君子必学的本领。其中里套被称作骖马，为驷马之首。把骖马训练熟了，赶车就学到一半了。
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马也一样。四匹马同时拉车，它们也和人一样，总想偷一点儿懒。所以车老板必须掌握四匹马的精神动态，用鞭子调动它们的关系，协调它们的步伐，使四马各司其职，共同前进。这学问可就大了去了。
三队一共有三架马车。三个车老板分别是高子叶、刘喜勤、李振远。
高家有三兄弟：高子勤老大、高子俭老二、高子叶是老噶瘩。他们虽说是亲哥仨，却长的谁也不象谁。高子叶身材消瘦，但很魁梧。他的嗓音很好，吆喝牲口起来，宏亮的很。他的辕马是黄色大儿马子，公马；从海拉尔马市那边赶过来的生马个子，野性。高子叶训练黄色大儿马子有时，但总也顺不过劲儿来，这使他十分恼火。于是，他先从拉套的马驯起。在启驾时，他先用大鞭杆儿招和里套，里套带动串套、边套一起启动，这时如果儿马子还不动弹，就狠狠地抽辕马。他要让辕马知道你该做什么。马这种动物，其实也有通人性的一面，它看到前面马启动了，自己也不得不动起来。高子叶反复地重复这一动作，使辕马懂得与拉套的马协调使劲。
过去，说人们把工作搞乱了，称为“乱了套了”，其典故在何处？我根据跟两年的马车的经验，找出了它的原始根据。马在启动之前，套是松的，马占位往往与别的套交错起来，所以在车启动之前，必须各就各位。套一乱，车就动弹不了。
高子叶在训练马站位，也有一套。他用鞭杆按住左套，吆喝：“这个！”马一撇腿，站正了；然后用鞭杆按住右套，吆喝：“那个！”马一撇腿，站正了。反复多次，马居然懂得左右之分了。
刘喜勤的赶车技术照高子叶略差一筹。他训练里套就靠一个“打”字。东北的大鞭子有七八尺长，鞭子分鞭杆和鞭条儿。鞭条末端是鞭稍儿，是用细牛皮绳连接起来的。绳愈细，抽在嘴巴子上愈疼，象刀割一样。刘喜勤一天可打碎十根鞭稍儿。
老板子抽马一要准，二要狠。刘喜勤抽马只狠不准。抽马是有讲究的。抽人要扇嘴巴子，抽马也要抽马的嘴巴子，而且要有左右之分，不能左右开弓。马不听话，刘喜勤是猛抽一气。有一次，刘喜勤抽马，把里套沙砾秆子的眼睛抽瞎了，一只右眼成了玻璃花子，闹的全体社员都对他有意见。
刘喜勤对知识青年下乡极有看法，认为是抢了农民的饭碗。他把后屯浙江知青，称作“折饼子”，这是骂人的话，意思是王八。一位女学生在柳罐里洗裤衩子，他大为不满，说：“让全屯人都喝了她的月经了！”我在工作之余歇气儿的时候，告诉他，美国人上了月亮上去了，他说什么也不信，反污我瞎鸡巴勒勒。他嘲笑我们整天洗啊，涮啊，瞎讲究卫生。他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但是他的一个12岁孩子，拉稀，竟拉死了。后来他认为太平庄的风水不好，离继父王兆财而去，搬到中心村去住了。
李振远是一个生个子，脾气大，力气也大。他一顿饭吃70个饺子，可见他有足够的能量来释放。他赶车的特点是非常爱护牲口，轻易不下鞭子。在装车的时候，他决不超载，不管拉什么，适可而止。宁可让自己受累，也不让牲口受罪。所以他赶起车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从不误事。卸车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饮牲口，让它们喝足了水；第二件事是让牲口在平地上打几个滚儿，彻底解了乏，再牵回马圈；第三件事是亲自把它们栓在马槽上，吃上草。干完这三件事，他这才掸掸自己身上的土，回家吃饭。
有一次，我跟他卸完车，我把马夹板和套包放在车辕子上，让马匹在庭院里打滚。这时候，高子叶的车也回来了，那匹雄伟高大的黄儿马子，看见打滚中的一匹骒马，突然发起情来。这使我看到终身难忘的壮烈场面：那匹黄烈马骤然扬起脖子，眼睛秃暴起来，一边打着鼾，鸣着长笛，一边拖着大车，猛冲过去，前足搭在骒马的臀部，后足立起，大车顷刻掀起，把坐在车上的高子叶甩出来。
城里的学生哪里见过这种情景，我立刻惊呆了。李振远不惊不慌，他托起大黄马的生殖器，协助它往克马生殖器里插；那儿马子硕大的生殖器，有成人胳膊那样粗细大小，猪腰子颜色，直挺挺地寻匿着克马的臀部，怒射出一簇簇浓浓的精液，滋了李振远满脸都是。李振远满不在乎的样子，抹了抹自己脸上马的精液，喃喃地说：“妈的！白射了！挂不上驹子了！”
有时，我常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刻，这就是生命诞生那一瞬间的样子。
十二、赵三与赵四
赵三是民兵排长，但这个官是虚职，实际上他什么权力也没有。说是排长，事实上没有一兵一卒一颗子弹。他在队委会的职责就是瞎煽呼。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位左爷儿。我们刚到太平庄时，每次下工，他把我们先集合起来，他腰间匝着军用皮带，手持红宝书，领队齐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他与父亲老赵头、弟弟赵四住在一起。他住在王兆财界柄那三间房的西屋，老赵头与赵四住东屋。赵三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他性情粗野豪放，天天有性生活，又动不动爱打老婆，吓的孩子直哭。老赵头胳应赵三，又没有办法把他撵出去。赵三想搬出去，又没有钱买房。他最急迫的是想马上整到一笔钱，于是，他想到了放排的活计。
他放过排，在西江、东江都放过。所谓放排，就是在原始森林里伐好木，然后扎成排木，顺江而下，流驻在木材收购站，卖掉结帐。一张排下来，去掉成本，有几千元的收入。许荣当政时候，他力图组织一个班子，拉出去放排。他不知道，里城人根本就干不了这种活计，也不想干这种活计，太冒险。经过队委会讨论，否决了赵三的提议，选择了许荣的方案，到拉哈装轱辘码子。
放排不成，他决定自己盖房。他善于精打细算：他对田家沟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忙活一冬天，在山里砍了檩木和椽子，在西大甸子切割了数千块垡头，准备停当之后，自己杀了一口猪，要求三队社员帮了他两天工，房子就立码盖起来了。他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赵三干起活来很煞楞，每个动作都很干练，尤其是在森林里的活计，如鱼得水。对于各种树木的认识，如数家珍。桦树、柞树、杨树、松树，如何下斧头，诀窍颇多。一会，一车树木就装好了。绞车的时候，他把绞锥往里一插，他一个人把一车树木绑的瓷瓷实实。里城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房子盖好了，他把老婆接了出去，自己也不想在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去到莫旗镇打工，据说当了车老板，以后再也没有回太平庄。
赵四跟着老赵头一块过。
赵四既不傲性，也不野性，有一点儿鳖性。他在生产队干活，蔫不出溜儿，不言不语，从不伸头儿。收割小麦、谷子，他总是第一个完成份额，然后坐在地头，一边看着别人干活，一边抽烟斗，谁的忙也不帮。他的烟斗做的很标致，是用柞木的老噶哒根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因此花纹特别好看；烟嘴上的箍，是用子弹壳镶上去的，显得很别致。他一边吸烟，一边吐着一圈一圈的烟雾，得意洋洋。不知为什么，他对陈光平特别有好感，其余的人一概蔑视，尤其是象白小茹、苏舒荫式的人物，认为是“杀吃的货”！
他在太平庄有三绝：一是扣鱼的鱼罩子做的特别好。一到夏天，大雨滂沱，水库的水涨出许多，倒流入上游的小西河；小西河水满后，漫出河床，延伸到大甸子；水库的鲶鱼朔流而上，冲进小西河，漫布在大甸子上。老人、孩子都拿着鱼罩子扣鱼。赵四的鱼罩子是用柳条子扎成的，又轻又结实，他抓的鱼，重达十几斤，可以装好几麻袋。鲶鱼在锅里清蒸，熟了以后，上面一层油，又鲜又香。二是他下套子真有两下子。他用铁丝拧的套子，埋在雪地里，既可以套兔子，也可以套狐狸。三是他会药野鸡。也不知道他从何处淘换出的一种氰化物，是一种剧毒药物。他把黄豆用针掏一个小眼儿，填入药物封口。头天晚上，他撒在野鸡出没的地方，次日清晨，他一次可以拾起十几只野鸡。
我在去永安的路上，看到过野鸡，比家鸡大一倍；有黑的，象澳洲黑一样的；有花的，象芦花鸡一样，都是母鸡。公野鸡特别漂亮，尾巴特别长。
过了两年，赵四结婚了。媳妇是江东的，十六七岁，长的特别漂亮，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老丈人叫老何头，也在三队落了户，并盖了房。
从那一年起，三队出现一种陋习；谁家娶了媳妇，就可以把老丈人带到三队入队，成为三队的正式社员，只要交队里两百块钱的入股费即可。李汉林的大儿子李海娶了媳妇，也把老丈人从里城接了回来。
陈光平与赵四常来常往。有一天晌午，陈光平蔫不出溜走到赵四家，趴窗户一看，回来直“咯咯”地笑。我问他笑什么？他回答：“四嫂子正在摆弄赵四的牛子呢！”
三十年以后，我又见到赵四。赵四第一句话就说：“老陈光平怎样？”
听老乡讲，赵四自从解散生产队以后，一直吃救济粮。
十三、高子俭和高子勤
高子俭是个鳏夫，不到四十就丧妻了，领着两个儿子过。一个儿子在后屯上小学，一个儿子在前屯上中学。他一出工，家里就没有人了，所以他养了一条大黄狗看家。这条狗凶猛的出奇，只要有人在他家门口逗留一下，它马上就扑过来，向你狂吠；如果你再靠近一步，他就毫不犹豫地撕咬你。为了不伤着人，高子俭给大黄狗的脖子栓上一个牛样子，避免它出口伤人。尽管如此，谁也别想随便靠近高子俭家的门脸儿。他家就在我们的房后，所以一有狗吠，就知道他家来了生人。
因为没有老伴，缝缝补补的事情，就没有人去做，所以高子俭穿戴就很特别。他无论做什么活计，都要戴上围裙和套袖，给人以错觉，以为他是个打铁的工匠，其实他是为了防止衣服破了没有人来缝补。
我到过他的家里，他除了有两个简陋的木柜以外，几乎家徒四壁。灶台上也冷冷清清，看起来，他家的伙食也十分简单。他家的油灯的灯捻尤其特别短小，即使点上油灯，屋里也显得特别黑暗，孤灯寡影之下，更感到一种凄凉。看的出来，家里没有女人主政，他日子过的十分狼狈。
他说话办事，初与他接触，总是委婉低调，退让三分，令人感到他诚恳，心怀若谷。他能够把事情的原委，说的娓娓动听，让你宾服。他是建平人，总希望建平人掌权；如果建平人不掌权，那么退而求其次，也希望陵原人掌权。但是，绝不能容忍一个外来户主政，尤其是不能让赵四的老丈人老何头执政。这是他的原则。虽然他有这些想法，但他绝不自己出头来申述自己的想法，而是鼓动别人带头闹事，自己坐享其成。他唆使知青来做当头炮，自己躲在后面。这也许是古人所说的“乡愿”。
当他的愿望终于达到了目的，并且看到知青也不足以形成一股势力时，他会反过来责难知青。他责难知青，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不直接攻击你，而是知故而言他，弄的你摸不着他的头脑。
有一次，我与他一块上山里打玻璃棵子。所谓玻璃棵子，就是柞树林的次生林；当柞树被大火烧过后，主干已死，它的根部滋出新芽，数年之后长成的新林，这种新林就叫玻璃棵子。砍伐新林不用斧刃砍，而用斧背砸，砸它的根部。他对我有意见，有看法，他绝不直说。他拿打棵子说事。他也不直接告诉你如何去打棵子，他只象征性地比画两下子，让你自己去揣摩。这样，我当然打的数量就比他少了。装车的时候，他很轻蔑地说：“哼！不行吧？不行就是不行！”他点到为止，不再说更难听的话，不像赵四甩出的话：“杀吃的货！”
我是我们青年点最后撤走的人。平时活计忙，来不及洗自己的衣服。我把淹酸菜的大缸放在院子里，打上水。每当衣服藏了，便在大缸里将衣服一涮，就拿出来晾上。我临走的那天晚上，高子俭趁我不备，居然把我们的大缸扛走了。这件事增加了我对他的恶感。
高子勤是高子俭的大哥。他可是一位敦厚、老实人。他脸色红彤彤的，胖乎乎的，一副忠厚善良模样。他从里城来的最晚，所以住在最西头的一间草房。他的两位老人同他一起过。他有一男三女，一家七口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他有一个女儿，十一、二岁，是全太平庄最美最美的美人。她面目上的五官轮廓线，象是美术大师雕刻出来的样子。每天早晨，她坐在她家的门口，用眸子凝视着远方；她的眼睛特别亮，象是期盼着什么，也许她还怀念里城的小朋友。每天我们劳力出工，走过她家门口，总要多看她两眼。
高子勤家的门口就是场院，冬天打场的时候，我几乎天天和高子勤在一起干活。他常告诫我：“庄稼院里的活儿，永远学不完！”的确，筛筛子，簸簸萁，处处有学问。筛筛子要用巧劲，簸簸萁更要用巧劲。讲究使巧劲的人，很快就把塥垴甩出去，用笨力气的人，永远吃带秕子的粮食。他教我们用木锨扬场，手把手地教，直到你学会为止。他说：“会扬场的扬圆圆场，不会扬场的是王八场。”这不完全是骂人的话。如果不掌握手劲和风向，谷堆会出现许多坡楞，象王八一样不好看，最后，还要专门有人给撮堆。
我常想，为什么兄弟二人性格如此迥异？这大概和是否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关。家庭幸福，个人的性格就不会扭曲。
十四、富农子弟魏世杰和辅姜
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是人民民主专政对象，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在十年浩劫当中如何，在北京的青年学生眼里，一般是很不清楚的，他们的子弟如何生活，就更不得而知。即使你本人是五类份子子弟，也仅仅了解的是自己的情况，对于一般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情况，不可能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尤其是城里的学生，他绝不可能知道农村地富子女的生活状况。
按着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个社会递进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譬如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是否要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抑或是议会道路，早年的马克思和晚年的恩格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恩格斯与第二国际领袖认为走议会道路是完全行得通的，并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列宁和斯大林不然，他们是通过残酷的所谓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并对一切富人施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对待地主富农或是肉体消灭，或是驱赶出境。而中国革命走的是斯大林的套路。中国的土改是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的，他们不仅从地主富农手里剥夺了土地，而且对他们实行了人格的侮辱，进而波及到他们的子女。
我们刚到太平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大队贫协主席的儿子李连清的领导下，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六个小队进行文化宣传。李辂能编会唱，其中《老两口学毛选》脍炙人口，给乡亲们留下深刻印象。每每文艺节目结束后，都要呼喊打倒地主份子张某某、李某某。我看到四队杜老五听到打倒杜某某的时候，杜老五条件反射，脸色立刻发白，精神局促起来。我无文艺特长，是凑份子进入宣传队的，但喊口号喊的十分响亮，也给他留下印象。传说他就是地主份子。
过了两年，我学会抽烟，并决定自己栽种旱烟。一打听，全屯的烟秧子以杜老五为最佳，我前去他家购买。一想过去曾经喊过打倒他的口号，真是不好意思。一进他门，他给我领近窗前，只看到一个瓦盆上蒙着一块布，揭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烟秧子尽在眼前，清一色的翠绿，生气盎然，不愧是育秧子的能手。我说买两块钱的，他拿一把刀片从中一割，切了一块，递给了我。回家一数，恰好是百十颗。二分钱一棵。我趁雨天栽上。那一年，我的旱烟长的最好，那是著名的虎魄香品种，成色甚佳，而且味道上成，抽起来极为上瘾。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所谓地主，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即他的经营能力，一定比一般贫苦农民强。我喊打倒人家，又向人家讨教烟种，两者联系起来，一直是我的心病。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无地自容。
三队唯一富农子弟是魏世杰和辅姜。我是从赵三嘴里得知这两位的政治身份的，其他人从不扯这个问题。每当人们议论魏世杰时，都说他活计好，能干，没有一个人甩闲话的。魏世杰不仅为人低调，可以说是无论何时何地，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干自己的活儿；大小会他都参加，但从不发言。他一是听喝，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群众，他都顺而从之，绝不挑刺儿；二是把活计干得好，好得让你无懈可击。十数年如一日。
他与我同岁，住在大老郭界柄儿。他与辅姜同母亲一起过。他二十出头，身板不是很硬朗，但有一股巧劲。他留着分头，脸白皙且有些雀斑。他衣着很整齐，即使天气暑热，他也从不解开怀，风纪扣系的紧紧的。我和他混熟了，他也不多语；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和他开开玩笑，他也同你一起笑而不语。
有一次，我与他一起趟地：我赶牲口，他扶犁杖。已经快夏至了，还没歇头气儿，老爷儿就晒在脸上，火辣辣的。小咬儿一个劲儿往头茬子里钻。瞎虻不断地在老牛屁股头前盘旋，伺机将自己的吸管插进牛背上吸血。老牛用自己的尾巴，不断地来回抽打着，驱赶着蚊蝇和瞎虻。此时玉米已经长到半人高，玉米叶子把人的胳膊剌的一道子一道子的，难受至极；老牛的稀屎经尾巴一甩，糊的满身都是，汗水、粪水浇在胳膊上，脸上，交织在一起，那滋味可真不好形容。这时，魏世杰用手指着老牛脊梁上的几个脓包说：“你看！这些脓包是瞎虻下的卵，它一方面用吸盘吸吮牛的血，一方面又把卵产在牛的肌体里，用不了几天，就从这些脓包里爬出蛆虫，然后再变成瞎虻。”
“牛这种物种真是不幸！”我十分感叹。
“牛辛苦一辈子，最后落得一个杀头，让人宰割！”他感慨地说：“佛教讲轮回，我下辈子托生，也不能托生个老牛！”他激动地说着，继续扶着犁杖往前走。
魏世杰说话从不激动，但他这句话我记了多年。他不信佛，也未必信仰来世之说。他不过是根据自己的身世有感而发而已。他出身这样的家庭，就决定他一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他在公众场合没有发言权，他不能跟别人争吵，他必须老老实实干活，不准乱说乱动。一句话，就象他前面那头老牛一样。他心中的怒火，也不过化作一句话：“下辈子不再做牛做马！”
后来我常想，打倒一个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何必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何必牵涉他们的子女？不是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嘛！”
老辅姜是魏世杰的弟弟，比他小七八岁，是个半拉子，天天出工。他长的很特别，黄头发，红脸蛋，年纪不大，皱纹不少，象个小老头儿。不知道他是因为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别的因素，他干活总是缺心计，人家都说他憨。他长期是半拉子，到了很大了，还没有娶上亲，现在在东向阳小学打更。
他们的母亲我只见过一面。她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女人，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身着黑色裤褂，一副有文化的样子，透露出干练的气质。一进门，就让我脱鞋上炕，热情至极。她一口里城话，爽朗干脆。
他们家有一条大黄狗，从不吠人，张口就咬，一副狰狞的样子，人见人怕。那年冬天，我去他家，魏世杰一边看着狗，一边挑着门帘请我进屋，那大黄狗抽不冷子咬了我一口，幸亏我穿的是毡喀哒，只咬了两个窟窿眼儿，否则不堪设想。从此，再也不敢去他家。
十五、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
太平庄的无霜期只有100天。一到中秋，天气渐凉，出工时渐渐要披上夹袄，一早一晚，已经觉得冷飕飕的。但一般庄稼还在太阳底下缓慢地生长、成熟。一到白露，天气骤然发生聚变，霜杀庄稼，一切地面上的大庄稼全部冻死，无一例外。只有白菜、萝卜等大叶菜，还在生气盎然地生长。
白露以后，就是秋收大忙季节，黄豆、谷子，都要及时收割。黄豆最好在一早一晚收割，那时豆荚蒙有一层霜露珠儿，湿漉漉的，虽然使它的根茎增加了韧性，不易割断，但此时收损失最小。一旦太阳出来，豆秧经过暴晒，豆荚就会开裂，豆子就暴在地里。
收割黄豆，一是要练手工，二是要练腰工。所谓手工，是看你的手，经过一夏天的劳作，是否变的粗糙；如果你的手长满老茧，象一双铁掌一样，那就走运多了。你割起豆丛，不仅抓的牢，而且抓的多，必然割的快。如果你的手很稚嫩，可就麻烦了：不戴手套，手被扎的到处是血；你戴手套，不仅割的慢，而且割的邋遢，丢失很多豆荚。所谓腰工，就是要猫着腰干活，一条垄有两里地长，一哈腰，一撅腚，就要挺一两个小时。你要是作为一个整劳力，就必须创过这两关。否则，你别想在生产队占住脚。
割豆子，也有割豆子的乐趣。那就是在歇气的时候，可以烧豆子、烧苞米吃。白露以后，黄豆、苞米都已经上成了。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抓起一把野草和带秧的豆荚、苞米，在垄沟旁一点火，那才叫真爽啊！熊熊的烈火，三尺多高，把你胸前烤的暖烘烘、懒洋洋的，你一边烤火，一边嚼苞米、豆子，一边仔细品尝那新鲜粮食的滋味，那个香甜啊！绝对不亚于城里的甜点心。这时候，你千万还得披上薄棉袄，白露的寒气，瓦凉瓦凉的袭人，一不小心，就会作下病。人们围着篝火，不管男女老少都在呻吟那首诗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
这诗句不知是哪位大爷写的，写的多好啊！对仗严谨工整，把人们烤火的情景刻画的逼真。白露以后的天空特别晴朗，瓦蓝瓦蓝天穹，给你无限的遐想。大雁列着整齐的队伍，飞向东南方。整个大地都变黄了，金灿灿的谷地，被朔风一吹，象黄河一样滚滚波动。远处山岗的麦地，被犁杖翻起一垄一垄的黑土，象是给山神爷梳理着一缕缕头发。翻起的泥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把麦地翻起来，老乡称为晒冈子，为的是明年作扣茬土豆使用。
当地农民边吃边唠，有说有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在一片秋凉之中，知青有一种特殊的伤秋悲凉：“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诗来常说愁。如今尝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离家出走，渐行渐远，终不见回头路。遥想京城内的纷乱喧嚣，又怅然良久，失神若木。给家人写信，常提笔忘字。说愁，岂不愁上加愁？不如把那首无头无尾的诗句，填满备用，聊以自娱。题曰：偶成。
昨日秋风起，今晨满地霜。一夜分两睹，绿野变苍黄。天高无穷底，冻雨化作浆。大雁东南去，鹂鸟筑巢忙。披棉挟镰走，敛谷蜕衣裳。少老齐上阵，稻黍刈割忙。歇息有事做，笼火造干粮。温爆粘苞米，充饥补断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白露思亲故，黑土画新梁。慢忆无寻处，著字有儿郎。抬头仰天瞅，一瞬两茫茫。儿行千里路，惦念是爹娘。心有恼遭处，遥看东南方。
十六、是谁把白小茹推入到万丈深渊？
白小茹是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眼下她还在农村劳动，而她的身份目前连农民都不如。
在两千八百多名插队到莫旗的北京知青当中，有谁比白小茹更悲？在两千八百多万全国的知识青年里，有谁比白小茹更惨？迄今为止，白小茹已经在农村生活了41年，她如今的身份，既不属于知青，也不属于农民，而是盲流：她的户口在泰来，人在西瓦尔图；她没有土地，更没有房屋。她以年薪2000元（据说现在5000了）的报酬，给新时期出现的吴姓富农放羊。她有三个女儿，嫁出一个，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念中学。为了供孩子上学，她好长时间没有吃过油腥儿。米汤熬土豆加上一点盐巴是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她是新时期的白毛女、祥林嫂。翁定国患癌症后，自己出资，请她到北京来一趟，了解她的情况。她竞连更换的内裤都没有一条。她在定国家洗过澡，换上马春生的旧内裤，等洗澡水放走后，留在下水道口的竟是一小撮红彤彤的虱子。当人们锦衣还乡、荣归故里，探望所谓第二故乡时，有谁还想到这位悲剧人物？
是谁把白小茹推入到万丈深渊？
人的命运，就是人与环境的博弈。环境固然恶劣，但首先个人应当坚守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女孩子。要把住自己的嘴。往往是嘴馋，最终害了自己。1969年，白小茹从北京返回莫旗，许多同学托她带衣物食品，总值约200百元，她竟将其挥霍一干二尽。亏空怎么办？这时候，能说会道的社员许荣的老婆子，用甜言蜜语钻进白小茹的心窝里。先是安慰她，接着又给她几个大个咸鹅蛋，白小茹被感动了。许荣的老婆子进一步表示，如果白小茹嫁给许荣的小舅子，自己愿意填补这个亏空。白小茹同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今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后果。应当说，首先怨她自己跳进火坑里。
白小茹自从嫁给许荣的小舅子，便把户口迁移到丈夫家泰来县。1998年一场大水，冲毁了她家的房屋。由此，她又返回了莫旗。她以为自己还是知青，太平庄大队会分给她土地。她错了，完全错了。
万般无奈，她只好给人家放羊。
在1979年返城大潮时，她不是没有机会。她可以象一般知青那样，结束那不幸的婚姻而离异，带着一个女儿回京；她没有那样做，是为了维持一个完整的家。
1990年，根据北京相关政策，她可以连她丈夫一并返城，此时，她已经没家可回了。她原住在灯市西口遂安博胡同，此时该地区已经夷为平地，原住的两间小平房不见踪影。政府配给的一个两居室，已经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所有。当然，如果只有白小茹一人带一女儿，其兄也可容纳一时；但一家四口人连同其兄六口人，挤在一起，难免发生口角。白小茹一家在其兄暂住、打临时工，住上数月，便不欢而散。她只好又返莫旗放羊。
话说回来，是谁把白小茹推入到万丈深渊？
白小茹原是灯市口女中69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是小学水平，又赶上了文革。中学文革，最倒霉的是出身所谓黑五类的孩子。不幸的是，这位十五岁的白小茹恰恰是黑五类后裔，其命运一言难尽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最初暗恋学校中的军代表，据她说，因自己出身不佳，怕牵连人家，最终还是嫁给了贫下中农。如此这般，你还能埋怨她涉世不深吗？
莫旗的老知青，在应上学的时候，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该工作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多数人都提前下岗；混的不错的，也不过是个小职员罢了。他们不过是果戈理笔下的书记员而已。我真不理解，到了五六十岁的人，还有“青春无悔”的感觉。让你和白小茹换换位置如何？
是谁把白小茹推入到万丈深渊？
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是那个党，还是那个国家？是政治制度问题，还是社会体制问题？你总不能认为这是万恶的旧社会造出来的吧？你也不能完全怪老许婆子吧！你也不能完全怪白小茹年幼无知吧？
你想想看。
十七、孙叔英的故事
孙叔英是灯市口女中1966年初中毕业生。我们是在莫旗与刘桂梅、马春生、李荣淑、陈玲玲临时认识、临时安排在一起的。对于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次下乡，也许同往常下乡劳动差不了多少，时间可能是长一些罢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插就是十几年。
坦率地说，这些女生如果长得真是漂亮的话，或许男生们一定有所动心，努力讨好她们，接近她们，最终把她们搞到手；不必说“窈窕淑女，君子好俅”那样彼此客气话。但她们相貌平平，气质平平，格调也平平。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男同学就比女同学高，大家都平平，彼此也平平；平平，也就意味着淡漠，漠不关心，但也绝对到不了冷酷的地步，同是天涯沦落人嘛。还有一点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大家出身彼此都不好，在文革中受了一肚子气，相对而言，彼此就从淡漠到冷漠了。
说起孙叔英，她的相貌在平平之中，更加平平。她胖胖的脸蛋，厚厚的嘴唇，梳着两条短辫，看起来像个村姑，但她绝对不是一位村姑；非常不幸，是地主的女儿。她身体健壮，发育的很好，腰板很直，有丰满的胸，臀部很大。臀部很大，在她人生道路上显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学生出身的人，很难理解的事情；以后我们在慢慢通过与老乡们的询问、交流，才知道臀部很大的女人，能生育出大胖小子。在农村找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姑娘屁股的大小；大，意味着生男孩儿，有了男孩儿，家庭才有了根，当不当绝户还是次要的，只有男子，才真正在农村顶门立户，把一个家撑起来。女儿被认为是换酒喝的物件而已。
也许正是因为孙叔英屁股大，害了她一生。
我们刚去参加生产劳动，就遇到收割谷子。收割谷子和收割小麦不一样。小麦一尺多长，径细，收割起来，只是忙活而已，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们是多次收割过麦子，有这方面的经验。谷子三尺多长，径粗，收割起来，全凭一把力气；我们从未干过此活。女生就更麻烦了，在收割时候，绝大多数女生被农民的收割手们甩在远远的后面。
这里的男人也有一种偏见，帮忙爱帮漂亮女孩儿，这对于长相平平的孙叔英来说，又是一次沉重打击。她在收割谷子时候，总是最后一个。每每最后成为一个落后者。直到最后收尾时刻，所有的人都完成了自己收割的份额之后，才去帮她割去残余的谷子，这使孙叔英暗自伤心，自忖不如人意，以至于对自己的前途灰心丧气，自感未来渺茫。
奸诈的李振远，把孙叔英的窘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李振远是李永贵的儿子，周明岐的女婿，全屯第一的好劳动力，三队第一车老板。他有一把使不完的力气，也有一种用不完的心计。他与陵原县的大老郭是好朋友，他决心把孙叔英撮合给大老郭。
大老郭，人，当然也不错，三队一等劳动力，有力气，有文化，上过三年初小，两年高小，属于高学历。他个子不高，是三粗人物：脑袋粗、脖子粗、腰粗；又有三短：脸短、手臂短、脚丫子短；再有三黑：脸黑，手黑，脚丫子黑。一句话，是五短身材，像一口黑幽幽的大粗缸。
到莫旗第一年，女生只有白小茹和孙叔英没有回京，知青点宿舍特别冷，屋子里尽是霜和雪。李振远媳妇儿借机邀请孙叔英到自己家取暖，你一来我一往，彼此混熟了。李振远趁机发难，把话摊开了，做了媒人。他给孙叔英分析了彼此利弊：第一，大老郭是一等劳力；第二，有房子，有园子，他的房子是新盖的，有南北炕，非常宽敞，可住两家人；第三，无亲无故，嫁给他，自己就是他家的女主人。
孙叔英踌躇一番，一想也对，望远看，自己是地主女儿，政治上没前途；往近看，自己体力不支，衣食无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千百年如此。到如今，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一个月之后，孙叔英突然向我们青年点提出，把自己的口粮分出来，另过，出去结婚了。我们青年无不鄂然；老乡们也膛目结舌：这也忒快了点儿了！只有李子发颇不以为然，他悻悻地发议论：“拧不到一块儿去！等着瞧吧！”
一年之后，孙叔英果然给大老郭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孙叔英美美地抱着自己的娃儿，在自己的房前房后给孩子晒太阳，邻居们看了也十分欢喜！那孩子白白胖胖，五短身材，真是大老郭一个活脱儿！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很顺当，名为郭钢！你说这名字，叫啥不好，非要叫一口缸不可，这等于老郭家又添了一口缸！
孩子一天天长大，孙叔英也不能总被孩子拴着；家里家外，总得有人张罗着。于是大老郭就把自己的老爹从里城接来，给自己看家，腾出手来让孙叔英干些杂役。郭老爷子是个鳏夫，一个老光棍儿，但身体很硬朗，脸红仆仆的，像是刚喝过酒；腰板挺的直直的，走路飕飕的，真不像快五十岁的人，如果不是头秃了一点，简直像帅哥！
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孙子，大老郭就可以出满勤，多挣些工分；孙叔英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房前屋后栽烟秧子，种些蔬菜，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一家人各就各位，齐心合力，日子过的蛮快活的。
俗话说，流言蜚语的吐沫腥子，都可以淹死人。不久，屯子忽然有人传言：郭老爷子和孙叔英有一腿。大家都蒙了。最初，大老郭绝对不信：自己老爹能跟自己的媳妇裹在一起嘛！但是一传十，十传百，闹的全屯子都沸沸扬扬，大老郭终于顶不住了，他要抽不冷子回家看一看究竟。
一次，他扶着老牛犁杖，在山上趟地，走着走着，他突然把犁杖往地里一摔，拔脚往家里跑，心里是七上八下。他跑到家里，从门缝里究竟看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回来时，什么也不说。就这样，一连十几天，天天如此。三队社员开始纳闷了：大老郭怎么神神叨叨的了？屯子里的人的议论，就更加沸沸扬扬了，说什么的都有。
不久，孙叔英也琢磨出味儿了。为了辟嫌，她把自己的母亲从北京接来，一块住。老太太是个寡妇，但身板也很硬朗，个头高高的，一头银发，走起路，说起话，神采奕奕。
老太太来了，给孙叔英一家带来欢乐，但是睡在哪里，便成了问题。如果睡在南炕，大老郭和孙叔英过夫妻生活，就不方便；如果睡在北炕，一个老鳏夫和一个老寡妇睡在一起，闲话就多起来。
要以当地人的观点来看，两位老人干脆一结婚，两全其美，亲上加亲，一切百了。可是北京的老太太，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最后，大老郭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两位老人都睡北炕，中间放置一个炕桌，再挂上一幅幔帘。
这折中办法挺好，没过几天，谣言还是传出来了：说郭老爷子和北京的老太太，迈过炕桌，又有一腿。
这一下子可把北京的老太太气炸了肺，老太太心想，我虽然在北京，当作地主婆子，被红卫兵抄家，扫地出门，但是，还没有人说我乱搞破鞋呀，怎么一到这里，便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老太太要和大老郭说道说道。
龟头龟脑的大老郭，气的脖子更粗了，十分恼火：这边是爹，那边是丈母娘，怎么摆也摆不平。最后还是委屈了自己的爹，把爹打发回了里城。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乡政府耳朵里。乡政府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个地主份子，把贫下中农赶的“出走了”，这还了得？是典型的阶级报复。于是便派人调查此事。
老太太也着了急，自己没有文化，在贫下中农的窝子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她明显处于劣势，于是她着急忙慌地把不远万里的儿子，从青海找来，帮助自己处理此事。儿子孙某人是省监狱管理人员，懂政策，识大体，法律意识也很强，我把孙叔英的情况介绍完毕，孙某立刻做出决断：一、与大老郭离婚；二、携妹妹到青海另谋生路。
离婚的手续在乡政府很快就办完了，但是孩子的去留成了问题。按婚姻法的条文规定，孩子在乳哺期间，理应由母亲抚养，但乡政府认为，留给孙叔英抚养，无疑等于扩大了地主阶级的阶级队伍，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最后郭纲判给了大老郭。大老郭带着自己的儿子，也回了里城。
多少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子发那句名言，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是多么有远见啊。
大老郭回到里城，就疯疯癫癫，更加神神叨叨的了，以后再也没成亲。他的儿子郭纲，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性格受到严重扭曲，与别的小朋友相比，显得龟头龟脑，不思进取；如今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不知是什么样子的人。
回北京之后，我们找过孙叔英，据邻居说，她早就不在这里住了。她也许还在青海，在那里结了婚，安了家。
每当夜里，想起早年往事的时候，就常常想起孙叔英。我想，如果当年我们彼此不是那么冷漠的态度相处，把“拧不到一起”的道理，给她讲清楚，也许她会和我们一块儿回北京的。想到这里，心里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楚。
十八、刘振东和他的一家人
老鳏夫刘振东与刘福荣仅一墙之隔，所不同的是他家的房子与众不同，它以山墙开门开窗，为正；两侧封死为墙，人称马架。刘振东什么时候丧妻，已不可考，他自己带着小四儿、小五儿在三队落户，老大与小六儿在里城生活。
刘振东已经五十多岁了，背已经驼的很厉害了，但饭量不减当年。他驴面，大嘴叉，说话一笑，露出满嘴槽牙。他嘴叉有多大，饭量有多大，可以举例说明：农村有一种盔子碗，可以盛两斤半的苞米茬子粥；他可以将粥盛满，一手叉腰，一手托着粥碗底儿喝，顺时针一转，用嘴一抿，半碗粥下肚了；逆时针一转，一抿嘴，碗底儿朝天了。这是说他吃饭的量。
他吃饭还有一定的质。他一顿饭可吃15个粘豆包儿，不带吐酸水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我克服了一个错误观念。我在1966年，听一个解放军小战士讲忆苦思甜的故事，说是他父亲给地主扛活，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儿。我当时信以为真。刘振东是真正给地主扛过活的人，我就此请教于他。他说：非也！我给地主割小麦时，天天是烙饼炒鸡蛋，猪肉炖粉条子，可劲造！
你细想，扛活的吃饱喝足，才能有力气干活，多干一点儿，少糟践一点儿，全齐了。地主连这点儿小帐都算不清，能成地主吗？那解放军小战士纯属瞎忽悠，蒙我们年轻学生！
我与刘振东一起干活，五十多岁的人，发现他绝不亚于一个壮劳力。
他的两个儿子同他一起过。小四儿放猪，小五儿跟大帮儿干活。小四儿十四五岁，性憨，却长的眉清目秀，娃娃脸儿，红彤彤的，煞是好看。每天早晨，他从东街喊到西街：“收猪喽！”“收猪喽！”那准是他的声音。放猪这活计，是孬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稀的干。这种活计永远是半拉子干的，每年2800工分。
小四儿性憨，憨到什么程度？我制造了一个恶作剧：我以马春生的名誉写了一封情书给他。从此以后，他见了马春生，小脸儿憋的通红，哽吟地说不出话来。我常偷着乐：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小五儿比小四儿小一岁，性情泼辣，嘴能甜惑人儿，一张嘴，他先丢给你一颗伊拉克蜜枣吃，让你听了他的话，觉得甜丝丝的，有滋有味儿，招人待见。队里也抬举他，每次出民工，都派他去。一年下来，他也不少挣。
人伸出五指，有长有短；刘振东身边的两个儿子，有敏有憨，本是正常的事儿。但刘振东犯了一个长幼倒置的错误：他先给小五儿提了亲，说上媳妇儿。这一下子麻烦了：小四儿恼火了，一赌气，回了里城。
小五儿有了媳妇儿，自己单过；刘振东觉得孤单，就从里城把老大叫到身边。没想到老大五尺高的大个子，性格却如同面瓜，三脚踢不出一个闷屁来。他说话办事，自己往往捏拿不准，让别人跟着他着急上火。刘振东也觉得扫兴，于是，又把自己的老儿子小六儿从里城接了过来。小六儿还是上学的孩子，来到大荒片子，辞了学，成了半拉子。小六儿不仅憨，还有一点儿嗫，说话办事有一点儿雏儿。你绝不能跟他开玩笑，你一开，他就当真！
刘振东身边这一大一小，真够他操心的。要想给老大这种面瓜说上媳妇儿，要多难，有多难；再看这小儿子，何时才能长大成人？有了这批孩子，马夹板儿就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不拉，也得拉！
刘振东也算想的开的人，五十开外的人了，能和自己较劲吗？你们有多大能耐使多大能耐，与我何干？他一赌气，也回里城了。
老大和小六儿的命运如何，不得其解。小五儿在太平庄混的不错。他精明强悍，日子过的红火。李汉林的大儿子李海到尼尔基二中教书去了。李河在西瓦尔图办了一个面粉加工厂，干赔了，李河只好搬到河西住了，把房子腾给了小五儿。前文说过，李汉林的家园是全屯最好的房子，房子盖的好，园子伺候的好，风水也佳；今日世事乾坤多变，个人命运也瞬间变沧桑，小五儿是它的真正主人了。
如今事过境迁，他们的新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下回也用不着我来分解了。
十九、会计张宾和他的老婆
张宾是三队学历最高的专家，他断断续续读过三年初小、两年高小、一年初中。不知是什么原因，犯了什么错误，他一怒之下，离开里城，来到太平庄。他的算术的学术水平能达到什么程度，很难用一般学历加以衡量。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范式大代数，或什么是《九章算术》，但哪块地是多少亩多少分，三角地如何计算，裤裆地如何计算；自留地怎么分才合理；谷仓如何设计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投犁杖如何下墨线；生产队的工分如何向大队摊派；这些琐碎的事情，他都能给你说道说道，而且大致不离谱。用句学术行话来说，他有实用理性哲学的思维。他这个会计没有具体的帐本，生产队的帐目全在他脑袋里。
他家的日子过的很殷实，自然和他有一个贤内助有关。他的老婆泼辣，能干，但他是大脑，老婆是机器。大脑指挥机器，他们的结合是数控机床。
太平庄的无霜期是100天，但无霜期不管有多么短，有一种农作物是必须要种的，那就是谷子。种谷子主要是为了用作马饲料。谷草是农村不可缺少的物资。由于无霜期太短，多数年头的谷穗不上成，谷秕子特别多。这谷秕子人不能吃，猪也不爱吃。但是如果把谷秕子放到碾道上拈碎，加上糠，老母猪就特别爱吃。一般农户分到谷秕子，懒婆娘就直接把它喂鸭子或鹅算了，也省心了。但是张宾婆子不是。她是勤快人。她将人家不要的秕子统统收回，自己上碾道加工。她养了两头老母猪，一天糊两锅猪食，用的就是谷秕子，再加上一点糠，那老母猪吧嗒吧嗒嘴，一口气能喝上半槽子。老张婆子一晌午可揪两麻袋野菜，猪吃了富含维生素的野菜，那猪奶哗哗的流淌。那两头母猪也真给她长脸，平均每年给她下三窝猪羔子。每窝十至十二只，每只出窝按14块钱计算，一年下来，她自己就有四五百元的现金收入。人们都说，养老母猪就是自己家里开的小银行，一年四季，随时都有零钱花。如果再将他家的口粮和自留地的收入加在一起，他家的实际生活水平，快顶上一个当时的副教授了。
张宾是知识分子，因此是一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人。在知青没有来到太平庄之前，他几乎是唯一的高知。他很自负，也很清高。他平常很少干重体力劳动，他希望成为三队一个专职会计。自从我们知青来到这里，他的那些想法似乎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生产队在给会计评工分时，他申报的是1500分，这意味着每年他用150天的时间算帐。请问：一个只有30个劳动力的生产队，哪有那么多的帐可算的？在知青的鼓动下，社员只给他800分的补助工分。他心中恼燥的很。不过，他也很会对付知青，并且下了狠招。知青的想法是，每个人除了把口粮钱扣除后，余下的工钱最好变成现金兑现，以便作回家探亲的盘缠路费或一年的零花钱。但是他给生产队出了许多馊主意，要了知青的命：一是年年扩大生产投资，例如开荒地、建立铁匠坊、粉坊，买生产资料，使得生产队没有现金可以随时提用；二是重积累，压分配。压日值分值。我们生产队日值长期是在一元二、三徘徊，自从知青来到之后，变成了一元以下。这样，一年到头，知青等于白干。偶尔知青花钱，还要向生产队打白条子借钱花。张宾的诡计可谓阴险至极。
张宾之后是大老郭。大老郭当会计，也继承了张宾的衣钵，继续采取这种策略。大老郭之后还是张宾。如此看来，必须由知青夺会计的权，才真正体现知青的利益。但是这谈何容易！知青既没有对生产队有长期的打算和规划，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只好听任会计们的摆布。这也是知青们的命！
张宾的老婆要说能干，那是真能干，除了喂两头老母猪之外，她把自留地伺候的连一棵草都没有。她开朗、乐观，总爱冽着大嘴笑，对谁都一样。她对自己的外观形象不大注意。她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脸被太阳晒的通红，穿衣服邋里邋遢，从远处看，活象赤发鬼刘塘。
她有两个儿子，大的在西瓦尔图上中学，聪明但好赌博；小的在后屯念小学，不仅调皮捣蛋，而且长的十分奇怪：他的脑袋两旁短，前后长，像个扁冬瓜，由于扁的出奇，同学们称他为：“扁卵子”。他的头部为何呈扁形，社员们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说法：一是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说法：寤生，即胎儿时脚先出来，被母亲夹了一下。另一种说法，是被接生婆用钳子夹的结果。究竟如何，已经不可考了。
二十、四野老战士李永春
前太平庄有不少四野的老战士，如李永春、尚国有、毛楞，都在解放战争时期参过军，并且随军南下过。因为没有文化，不能升级提干，所以到了和平时期，只好回家务农，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在军队干过，属于见过世面的人，一般知识面较普通农民为宽泛，能说会道，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因在部队或负过伤，或转战南北，积劳成疾，体格多少比一般农民稍差一些。李永春即属于这类人。
鳏夫李永春是陵原人，四十出头，是李子发的小舅子。半拉子们一般都管他叫老舅，年长的人，称他为老哥。在里城时，他就丧妻多年，无儿无女，一个人单过。也许过于寂寞，后来决定投奔姐夫李子发，来到太平庄，落了户。他是四野老战士，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首长是江拥辉。他在部队当司号员。我看他也没扛过枪，真正打过仗，因为他一只眼是斜楞着，绝对瞄不了准儿。
我们知青和他混熟了，也顺势称他为老舅，他立刻纠正我们：“不沾亲带故，不能随便叫舅。”后来我们逐渐明白过味儿来，称舅，必然娶对方的姐姐；没有这层关系，绝不能称舅；否则，就是骂人的话，也就是说：“我操了你姐姐！”
我们知识青年刚一到农村，谁都不愿做饭。原来做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在北京，谁也没用过三尺直径的大柴锅做饭，也不会掌握烧柴火的火候。其次，烧十几个人的饭，众口难调，说什么的都有。最后，所谓烧饭，就是糊一锅苞米茬子大云豆，或捞小米饭，你没有做过这农家饭，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怎么办？和李汉林队长商量之后，决定由生产队出人，崭时替知青做一阵子饭。于是，就派李永春了。
那时，还属于文革初期，政治占第一位。李永春来到青年点，首先自报家门：第一是贫下中农出身；第二是退伍的四野战士，并把部队首长、番号、职务叙述一番；第三还没有家眷，跑腿子一个。大家听了之后，立刻感到政治上放心，技术上放心，这第三条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时半会儿搞不清，大概是表示自己没有什么牵挂吧。
李永春做的饭的确很好吃。一是粮食全部是新鲜的，当年的；二是火候确实掌握的很到位。苞米茬子一定要先开锅，然后下米，等熬到一定火候，再下饭豆。这饭豆又称作大云豆，有花生米大小，色粉白相间，开锅烂。水要放的适中，多了成稀饭，少了太稠，成干饭了也不好吃。米、豆下好之后，开锅后要文火焖。火大了糊底，火小了，等于泡熟了，水了吧唧，香味出不来。
他做的稷子米饭，也非常好吃。稷子是春夏开荒时，在生荒地播种的谷物，有三个月就成熟了。稷子米粒比大米小，比小米大，煮出来的饭，肉头、筋斗，有咬头，还有一股清香味儿。在北京几乎没有吃过这种饭。
他做的小米饭是绝对的不好吃。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米是有，但米的质量并不高，米不上成；这和太平庄谷种的品种有关系，也和这里的无霜期太短，有直接关系。太平庄的小米饭，不管是谁家的，都不好吃。由于米不上成，煮出的饭不仅不香，而且吃在嘴里，感觉是粗粗喇喇的，象是吃一嘴鱼子。
男生还好，只要饿了，什么都能咽下，反正闭着眼，往嘴里填。女生就不一样了，本来饭量就不大，一见小米饭，胃里就直冒酸水儿。再加上吃饭没有小炒儿，这小米饭团儿裹在嘴里，直打滚儿，就是咽不下去。女生是吃一半儿，扔一半儿，丢进泔水缸里。
恰好，大队长周明岐已经给我们抓了一头肥猪备养，其名曰：“花子”。“花子”是黑白花，肉猪，属于乌克兰品种，已经有一百三四十斤了。它在社员家是吃糠咽菜喝泔水，在我们青年点儿，是我们吃什么，它吃什么，吃完了就睡。没过几个月，便把它摧肥了，双脊猪，走起路来，嘎悠嘎悠的，笨拙的很；杀了之后，有四指膘。老乡们听说我们的猪杀了，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抢购：因为这是用纯粮食揣出来的猪肉啊！香啊！我们知青点只留了三四十斤，慢慢地吃吧。
话说，自从李永春给我们知识青年做饭，大家全部出工干活。家里就剩下李永春看家了。不过半个月，翁定国的箱子发现被人橇开了，丢失了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老虎牌的。定国没有声张，只跟我嘟囔一下。我对他说：“人家是四野老战士，又是贫下中农，不会干这种下作事情的！”我安慰他。
又过了半个多月，定国的箱子又被撬开了，丢了一把袖珍瑞士多用刀。定国也没有声张，只是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到了年根儿，放在下屋仓库的那块猪肉，居然在夜里丢失了。这真使我们着急。因为每顿饭，都要片下一小块肥肉，耗油来炒菜啊！
赵三儿从我们门前走过来，前前后后巡视一遍，又到下屋观望一番，很自信地说：“这块肉是让狗叼了去了！”
我说：“夜里库房是上了锁的！”赵三儿马上回答说：“这只狗会开锁！”
经过大家伙讨论，反正我们都已经学会糊苞米茬子了，定国提议由我们青年自己做饭。从这以后，我们借故辞掉李永春。
到了深秋拉地的时候，我与李永春在一起拉谷子。我用洋叉往牛车上挑谷个子，李永春在车上码个子。李永春一猫腰，露出裤腰带上亮灿灿的一串钥匙，其中有一把袖珍刀，是否有定国的那把，不敢说。
我与李永春一块干活的时候，他照样和蔼可亲，处处照顾你，体贴你，一付长者姿态。
二十一、大铁匠和二铁匠
许瞎子当政的时候，为了使生产队增加收入，提议在三队建立一个铁匠炉。这个提议通过后，立即在生产队队部接出一间房舍，与我们知青点相比邻。然后从里城接来两位于姓师傅领衔，统帅这个小作坊。
这两位于姓师傅是哥俩儿。大铁匠是哥哥，矮矮的、胖胖的，团圆脸儿，大肚皮，一笑一迷糊眼，象个弥勒佛；他说话嘴直跑风，因为有一颗牙齿掉了，一直没有镶上，所以说话总兜不住气。二铁匠是弟弟，高高的、瘦瘦的，长方脸儿，象如今的电影演员刘佩奇。大铁匠抡锤，二铁匠掌钳。二铁匠还带来自己的儿子小于子跟着学徒。为了给铁匠打下手，知青大强也练起了这个把式：打锤。
铁匠炉的工作主要是给牲口挂马掌。在莫旗这噶哒地儿，马车走的路多半是山石路。人走路要穿鞋，同样道理，马走路要挂掌。马掌一般一年一换。不及时挂掌，就伤了马蹄子，马也拉不好套。
生产队算了一笔帐：南到长山堡，北到中心村，方圆三十里地，各个生产队加起来有千十匹马。这些马匹每年换两次马掌，一次十二元钱。一年下来就是五千多元。仅这一项收入，就能使日值的分值增加到一元钱。除此之外，铁匠炉还可以打一些小农具卖钱，如镰刀、锄头等等。铁匠炉里的师傅日工是14分，徒弟是12分。
中国的冶铁技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到了西汉，铁范铸造、铸铁柔化、和块炼铁渗碳成钢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据我观察，我们三队的铁匠炉，不过是继承了极为古老的传统工艺而已，没有任何创新。铁匠炉作坊的主要设备就是一个竖炉和一具风箱。主要原料就是各种型号的铁条。先把炉火生起，把铁条加热到一定程度，然后在砧子上锻打。锻打的时候，是一人掌钳，两人抡锤。锻打的目的是把碳分子挤出去，成为钢质的物质；掌钳的人是技师，他掌握着火候和器形的角度，抡锤的不仅是卖力气，还要瞧准器物的角度，服从掌钳人的调度；有节奏的敲打出：“叮叮当、叮叮当”的声音来。
通常打刃具的时候，一般采取嵌钢技术或包钢技术，也就是说，要经过选料、下料、开坯、锻接、成形、冷锤平整、戗磨、淬火、调直、抛光等诸多工序。选料是要有长期锻铁的经验才成，要把不同来源、不同性能的钢材区别出来；掌握火候非常重要，不能过火，也不能欠火；打锻的次数当然愈多愈好，这是要看打锤人的体质了。
一开始，铁匠炉刚开张，生意还是不错，北边生产队的马匹，多半都到太平庄来挂掌。生意多了，收入多了，利润大了，铁匠的腰板也就硬起来：提出14分太少了，应当长到16分。可是，市场是说不准的，别的屯子也有开设铁匠作坊的；竞争一多，生意立刻就清冷了。挂掌的一少，群众对铁匠的高工分就有意见。铁匠的工分从低到高可以，从高到低，就麻烦了。因为铁匠的工作没有硬性指标，你不好用数量和质量约束他，只要你一减他的工分，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叮叮当、叮叮当”敲给你听，就是不出活儿。你干生气，没脾气！这就叫农民斗不过手艺人。
你说是手艺人，其实还是跑不出农民的圈子。从生活习惯到知识水平，还都是农民的那一套。有一年，大铁匠夏天吃了藏东西，跑肚子拉稀，一天到谷仓后面大便好几次，结完手，用旁边的土了喀一抹，提起裤子就往回跑。又有一年，我回北京之前，大铁匠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委托我办。这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眼镜盒，取出来一副断了腿的眼镜，郑重地对我说：“我有一付水晶眼镜，用了多年，已经断了腿儿。在里城，我信不过修理眼镜的师傅，担心他们会把我的水晶片儿，换成普通玻璃片儿，所以一直没有配上合适的眼镜腿儿。”说着，他对着眼镜的镜片，哈了一口气，迎着阳光举着它，雌着牙，面对镜片，神秘地说：“你看！在阳光下，这镜片可以打出三个牙花子来！”
我到北京之后，专门到隆福寺一家有信义的店铺去换眼镜腿儿。一个上年纪的老师傅接待了我。我把大铁匠的话学了一遍，老师傅“噗嗤”一笑，顺手将自己的工具镜套在左眼上，一摆手，说：“就是普通镜片！”他手头没有合适的镜腿儿，当着我的面儿，给我配上一付新镜框儿，只要了很少的钱。
回到太平庄后，大铁匠看了我给他配的新镜框儿，很是不高兴。他当着我的面儿，对着新镜框儿的镜片，哈了一口气，迎着阳光举着它，雌着牙，丧气地说：“你看！现在只能在镜面上打出一个牙花子了！”
如此说来，你很难同这些农民真正办成事、打交道。
二铁匠的儿子同他的老爹闹意见，从家里搬出来，和我商量，要住我们青年点的东屋。那时，东屋的女生已经走光，反正已是闲着，住就住吧。这一下可就坏了。他不仅一家子搬进来，而且把鸡、鸭、鹅也搬到我们这屋里来。这些畜生不仅天天乱叫，而且在屋里拉屎撒尿。更可怕的是小于子与媳妇天天打架，一打架，媳妇就哭，一哭，就哭大半夜。夜里头我睡不着觉，起来安抚她，劝慰她，那媳妇反而哭的更厉害了，她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哭，简直你拿这女人没办法。
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去上大学，临走的时候，我嘱咐小于子，把我们青年点的房子看好，以后我们回来，还是要住的。
工农兵上大学，是所谓社来社去。不久，我又回到太平庄。小于子见了我，不提当年借用我们房子的事情。好象这房子就是他自己的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老爹也接到这里来住，一家子还真是和和睦睦。你和他谈房子的产权问题，他吱支吾吾，和你打哈哈。
这些手艺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发了财，住我们青年点的房子，从不提房产问题，给我的印象就是寡廉鲜耻。你生活在一个无耻之邦里，没办法。
当地刘喜勤还有另一套理论：你们知青来到我们太平庄，就是抢我们的饭碗。
二十二、洞察细微的李子发
老鳏夫李子发五十多岁，陵原人。他一家子住在西头南边的三间房里。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李树银已经结婚了，是一个整劳力，还是同自己一起过，没有分家。二儿子李树民十五六岁，还属于半拉子。姑娘准备嫁给李贵，还没有过门儿。小四儿还在上学。老鳏夫会享福，早已不出工在生产队了，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做饭，打打杂，干点儿零碎活儿。
每天早晨，他把孩子们打发走了，自己吃饱喝足，就披上外衣，戴着棕色毡帽，卷上一颗旱烟，遛遛哒哒走到这里，看看；遛遛哒哒走到那里，看看。他似乎踅摸着什么东西。有时他在社院里，在长板凳上用刨子推什么家什；他眯着眼，吊着线，真象一个合格的木匠。他腰板很直，大个子，走起路来慢条斯理，神态自若。他新盖的房子，有些屋内的家用杂物还没备齐，比如挂帐子的帐杆儿，门把儿什么的，他一点一滴地攒和着干。
李子发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绝不随大流儿，他有自己的的判断，这种判断有时候还属于真知灼见。他平日寡言少语，很少对各种事物发表评论。一旦他发表议论，那一定是言简意赅，如水银泻地，铁板钉丁，又准又稳。
我所知道的确切证据就有三条：一、以他的阅历，他在全体社员当中最早就知道，我们这批知青早晚都得走掉，留不下。他的这一观点，就连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不是很明确的，可见他早有先见之明。由此他得出自己的判断：孙叔英与大老郭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老许婆子把白小茹许配给自己的弟弟一事，也嗤之以鼻。他尤其对李振远给大老郭的婚姻牵针引线大为不满，他认为李振远表面上是为了大老郭的福份着想，其实是害了大老郭。事实证明，大老郭由一个顶天立地的壮劳力，最后变成了疯疯颠颠，无所事事的人，与知青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假如他娶了一个农家妇女，或许日子不至于过的如此悲惨。李子发分析的很清楚：城里人和庄稼人是两股道的车，拧不到一块儿去。一开始，孙叔英没有朝大老郭要财礼，仿佛是占了便宜，但最终还是大老郭吃亏。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看的非常准确。在赵金山不当队长的时候，他着力推举李汉林作队长。他家有三个劳动力，他动员自己的儿子、女儿、亲戚、朋友、知己联系在一起，以大局为重，一块儿窜兑李汉林，说服李汉林，最终使李汉林当了两年队长，使生产队的物质基础得到夯实，劳动的队伍得到很好的派兑。三、他是我所知道最早看破周明岐是一位“喝酒大队长”。当然也并不排除有些人比他更早；但他看出来，就敢于说出来。有些人明明知道，就是不说，不得罪贵人啊。
李子发对于我们青年人，也是有对说对，有错说错，绝不含糊。我们刚到太平庄，没过几天，就到了中秋节。在屯边有一块麻地，麻地边上有一块萝卜地，那萝卜长的有脆又甜，我尝了一个，比北京的心里美还好吃，于是挖出一筐来，挑回家。李子发看到后，立即报告李汉林队长，并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由此看出他对集体的财富，是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的。他并不在乎我们学问有多大，本事有多高，更不在乎我们知青还算是有一股势力的人群。我当时心里很不以为是，不就是那一筐萝卜嘛，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生产队制度角度上讲，如果人人如此，岂不乱了套！
说到对我们青年的爱护，他也真是体贴入微。他本来已经退伍了，但是一听说给知青打柴火，他主动给我们赶牛车。打柴火需要起大早上山。他披着老羊皮袄，戴着那褐色毡帽，冒着冷冽的寒风，吆喝着老牛，想起来，真让人敬佩。刚到太平庄的时候，大烟筒以东的山上，还有大片榛柴和梢条，这些柴火属于灌木，不能斧子砍。榛柴要用镰刀割，梢条要用脚踹。这梢条在夏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只是在冬天，我们才能辨别出它是一丛一丛的，一人多高，象大扫帚苗儿。它很脆，一踹就断了。李子发说：“这家伙最好烧火，一入进灶坑，有油性，烧起来，闷儿闷儿的着！”经他指点，我们懂得许多知识。
李子发对子女教育很得体。李树银、李树民在生产队，无论做什么活计，总是一板一眼，老老实实，不逾距。过头的话从不说，也不与人争胜。他的小四儿，后来当了村长，恐怕也是他教育的结果。
每当想起太平庄，我就想起这位老人。他的音容一直留在我心中。
二十三、太平庄的三种疾病
太平庄地处台地，东高西低。当地老乡说，地下有所谓“筋线”，也就是“水脉”，它是沿着山势走向分布的。在太平庄东边，有一具泉眼，春夏秋冬流淌着清泉水，即使十冬腊月，大地被冰雪封土，它也突突地从地下涌动，从不间歇。因此在台地南端与西瓦尔图后岗之间形成一个狭窄的湿地。一到夏天，泉水形成小河，蜿蜒地流向小西河。在小河两旁，长出没膝的野草，随风鼓动，如同麦浪滚滚。太平庄的社员就沿着湿地打下了三口井，人喝畜饮，就全靠这三口井。
这三口井的水究竟好喝，还是难喝，众说纷纭。有人说，我们知青门前的这口井是甜水井，可是我喝了多年，也尝不出甜的滋味来；也有人说，太平庄之所以有克山病，全是水若的祸，我也没有听说哪位妇女真得了克山病。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的：这屯子鳏夫多、寡妇少。四队我没有统计，三队从西头数：李子发、李永春、王兆财、刘福荣、老赵头、刘振东、高子俭，通通是鳏夫，而且再也娶不上妻；高子叶死了，他的老婆没有当一年寡妇，很快就找到了老爷们儿。如此看来，这大荒片子，妇女确实是稀缺之物。
如果说，三队确有克山病，大老金的老婆算一个。大老金住在东头井边第一家，家的门口就是一眼井，专门饮牲口使用的。大老金是复员军人，因为老婆有病，所以他从不出远门上工。打夜场时候，他是厨师，专门给大家做饭。也许是他老婆的病给他熬的，使得他说话都慢条斯理、有气无力，真不象三十多岁的样子。他的老婆金婆子，看样子年纪不大，一头黑发，留着两条小辫儿，猛看，象个大姑娘，大大的眼睛，双双的眼皮儿，煞白的脸蛋子；仔细看，可怕极了：她没有一点儿血色，脸白的象一块南豆腐，又嫩又喧，与对方说话，皮肉没有动静儿，不会作任何表情，据说有先天性心藏病。她每天的工作是带两个孩子、一头猪，烧火做饭、糊猪食。
医书上说，克山病病因不详，外来户、寒冷冒烟户、不卫生户、生活困难户，时有发生，外来户在病区居住三个月以上才可以发病，七个月以上可以死亡。这是黄家驷主编的内科学上的说法。依此说法，太平庄的老娘们，都有患上克山病的危险。金婆子之死，与做饭糊猪食，过多呼吸二氧化碳有关，大抵是可以证明的。
大骨节病也是太平庄一大祸害，据说和饮水有密切关系。黄家驷主编的内科学上的说法是：生存环境中缺少钙，而有过多锶和钡所致。其基本特征是身材矮小、短指、关节畸形，步态异常，呈典型的鸭步或跛行。黄大夫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这种病，一般坐地户才容易患有。四队的刘义、刘奎、刘臣家族，是典型的大骨节病，一是矮小，二是走路一瘸一拐的。伸出手来，由于手关节粗肿变大，手的五指无法并拢在一起；指、腕、肘、膝、踝等其他部位都有变粗、变弯曲的怪样子，有时还会发出骨节磨擦的声音来。刘臣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表人才，曾是四队队长。老远看，矮矮的个子，壮实的身板儿，白白的四方脸蛋，油黑油黑的小分头，人是充满了活力，人走过来，活象一辆坦克开过来一样。走近一看，原是五短身材，每个关节都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奇怪了，只要他走出太平庄，在外地呆上几个月，病情就会好转。你说太平庄这噶哒怪不怪！
第三种病是猪绦虫病。这种疾病是在人与猪之间循环的寄生虫传染病。这种寄生虫长的细长，长达两米至四米，呈链状，有四个吸盘，紧紧地盘踞在人的肠道里。人大便后，可以看出细细的线条虫，一节一节的。太平庄的猪是散养的，猪吃了人的大便，猪自己就寄养了猪绦虫，这种猪，不仅在太平庄，在整个莫旗，比比皆是，俗称豆猪。杀猪的时候，猪体内的绦虫卵子，象米粒子一样哗哗往下掉，令人毛骨悚然。乡政府刘贵的公子小刘就有猪绦虫病，他脸色黝黑黝黑的，脸上，胳膊，都有一个个疙瘩，我一看那疙瘩，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好象自己也会长这种东西。
刚到太平庄的时候，翁定国做饭，他买了一块老母猪肉，就是豆猪。据他说，经过高温消毒，可以灭掉绦虫。我听了真慎的慌。那刀、那案板如何消毒，都是问题。
不管怎么说，谢天谢地，这三种病，我们知青都没有得上。感谢上苍保佑！
二十四、太平庄的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
自从赵四与李汉林的儿子李海娶了媳妇，并以此为条件，可以把对方一家子落户到太平庄为代价，就开启了人口大输入的口子。谁家娶了儿媳妇，就可以把儿媳妇一家人带到太平庄；铁蛋的老丈人就是在这时候来到太平庄的。
那么已经娶过儿媳妇，或崭时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当权派，如何处理自己亲戚的入社问题呢？自从高子叶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就把自己的大舅哥大老潘与表小舅子大老王也先后搞进了社，又开启了凡是占亲带故，只要交上200元投资钱，就可以入社的口子。这就使得大批里城人，纷纷投奔而来；不仅如此，江东的人也纷纷过江，来到莫旗落户。小孟、老刘、老姜以及八秆子打不着的亲戚，只要交上钱即可。大铁匠还没有过门的女婿杨青，也可以入社。200元钱的价格是什么概念？那时上海牌手表是110元，永久牌自行车是120元。大学毕业生月收入是55元，一个中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7元钱。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一个劳动力一年的零花钱。
社员多了，就要开垦新地。这样自小西河以东，大烟筒山以西，十几里地的方圆，渐渐全部成为耕地。以此同时，那宽阔无比的大草甸子，从此消失了；大烟筒山以东的榛柴不见了。小河西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不见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不管怎样，这里的吃粮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烧柴，是每一户人家的大问题。太平庄以北，一到大雪封山，零下40度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每户必须在一冬天烧四、五气包车柴火，否则无法过冬。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据坐地户周明岐讲，在太平庄周围就有一搂粗的柞树林，五十年代，太平庄周围有一人高的榛柴。到了1968年，玻璃棵子已经稀疏了，但是榛柴还有，烧条还有。到了1970年，榛柴、烧条皆无。人们开始烧大扒搂儿。什么是扒搂儿？扒搂就是用现在人们绑沙发的那种粗的钢丝，编成大扫帚，有一丈长，四尺宽，设有背带，扛在肩上，在草原上搂草。这种工作只有强劳力才能干的了。搂得的草，论扑子，一扑子约十五斤。一个壮劳力，每天可以搂80扑子。搂草，必须连根拔才出数儿；连根拔，必须使出全身力气。因此雇人搂草，必须要有好嚼裹儿，一般主食是烙饼或粘豆包，菜是猪肉顿粉条子，好扛饿；要有酒喝，有酒喝才能解乏。我身强力壮，曾经干过这种活计，一天费好大力气，搂了十五扑子，就累的够戗！
一般社员是不干这种苦差事的，也只有从里城来，又没有落上户的人，才干这种苦力。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叫老管，一个叫老麻头。
老管是一个六尺高的大汉子，五大三粗，力大无穷。他红脸膛儿，喝过酒，脸就更红了。他创过记录，一天搂过100扑子。他是李汉林的远亲，管李汉林叫三叔，远到什么程度，大概是八秆子打不着的地步了，只好崭时当盲流。有一次，他替李汉林割谷子，我看他割地的样子，就象男人刮胡子一样轻快，神了！他的活计，在整个太平庄，人见人夸，没有过几年就入了社。
老麻头没有老管那么走运。他五十多岁，光头，脸上有些麻子，所以他的脸总显得粗粗拉拉的样子。他干活比老管还实诚，每个扑子都一般大小，实实在在的，分量不亏人。他顿顿有酒，一顿饭吃五张烙饼，每张半斤。人们争先恐后地请他为自己搂柴火，最终没有听说他入社，可能嫌他岁数太大了。
大约三百扑子是一气包车，两气包车可以烧一冬天。
山坡上的草，是太平庄最后的植被，大约过了两年，这最后的植被也被老管、老麻头搂光了。从西瓦尔图后岗抬眼一望，光秃秃的，寸草皆无。
30年过后，我又见到老管，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俨然以太平庄的主人自居。他对我说，太平庄有两大变化：一是生产队解散了，地分了，大家伙各干各的；二是黑土变黄了，成片的土地被洪水切成一道道沟壑。
我心想，还不就是你干的那些好事情！？把草连根拔起来，山成了不毛之地，一下雨必然水土流失！自己干的蠢事，自己还不知道！
太平庄已经没有草可以烧了，现在烧豆秸，长期下去，土地肥力一定递减；听说大杨树出了煤，以后可以烧煤取暖。如此看来，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空前升高，那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我们所见过的美丽山川，一去不复返了！呜呼悲哉！
二十五、种麻、沤麻、起麻、打套
太平庄年年要种一种作物，就是苘麻。苘麻俗称青麻，属于锦葵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太平庄种苘麻分两种，一种是在地头地脑种的，属于打籽用的，一般在白露以后才收割。为什么要在地头地脑播种？因为苘麻有一种特殊难闻的味道，牲口一闻，扭头就走，在地头种这种作物，是防止大生畜跑出来祸害庄稼，同时也是充分利用土地边角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在盛夏收割的，这是大面积播种的苘麻，为的是使苘麻泡在水里，在水温较高的时候，比较快地把枝叶腐烂掉，留下径杆儿。
这种植物短日性，喜光，耐低温，适应低洼水涝地，其径部韧皮纤维可以制作上乘绳索、麻袋，编制鱼网和造优质纸张。对于生产队来说，主要是用于打套。
太平庄三队的麻地是在屯边小山包脚下，它是长年的麻地，大约有半垧地。那儿土地肥沃，苘麻长的郁郁葱葱。从远处看，密密麻麻，一丈多高，象一片甘蔗林。
沤麻是要把成熟的苘麻打成捆，用草绳栓成串，缚在桩上，放入麻池。麻池一般开在小溪旁，约有三丈宽，四丈长，齐腰深，这样引水、放水都很方便。一般说来，苘麻的枝叶有半个多月，就沤掉了，到了秋分，就该起麻。那时节北大荒气候已经变凉，所以起麻一定要喝酒。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御寒方法。喝完酒，心里热乎乎的，就更不愿意往冷水里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干这种活计。酒已经下肚，不干也不成啊！因此高子叶副队长一般是自告奋勇，首先跳进麻池，其他人也先后脱光衣裳，跟着往下跳。麻池的水，经过半个多月对枝叶的浸泡，已经成为绿粥般的样子，粘在身上黏糊糊的，散发着一股恶臭气味；在水中生出一种麻跳蚤，缕缕行行，一蹦一跳，爬在皮肤上猛咬一气；傍晚时候，蚊子小咬儿也加入麻跳蚤的行列，一齐向人们进攻；人们一方面用力气将麻杆从水中捞起来，放到山坡上凉晒，一方面扑打蚊虫，大家彼此都成为绿泥人了。
从麻池出来，大家披上衣服，冻的哆哆嗦嗦。高子叶一声吼：“到粉坊去吃粉条子！”一帮人呼啸而去，直奔粉坊。人们在大粉缸里，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筷子往自己碗里挑。家境好的自备辣椒油，家境稍差的从自己家蒯上一勺大酱，外加一撮儿香菜，抓上一把朝天椒，涕里吐鲁往肚子里填。因为不要钱，也不记帐，白吃白喝，所以大家尽量塞；有些人撑的竟直不起腰来！由于趁热吃，又有辣椒油，不一会儿，便从额头冒出汗来。这种吃法倒有些道理。
成捆的麻杆儿，要竖立起来风干。深秋以后，便从小山包拉回家，平均分给各家各户。拔出的麻坯子，生产队要按人头份提成。余下的自己可以变卖给供销社，一斤麻坯子大约一元五角钱，恰好是一斤白酒的价钱。一个家庭妇女，在下黑天半宿的工夫，可以拔出一斤麻。
我们知青当然也按人头分给批量的麻杆儿。这种活儿，虽说是妇女干的，但对于知青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这里头既有一定的窍门儿，也非常费指甲；拔一会儿，把拇指搞的生疼，大伙拔了一两天，就不再干了，最后这批麻杆儿被我们入进灶坑烧火了。
太平庄的妇女拔麻真有一套，不到一两个月，就统统拔净了。她们把麻坯子拧成一团团的，接帮搭伙地去西瓦尔图供销社卖掉，换些零花钱。在供销社门口，我经常看到一些酒鬼，也捧着一团麻坯子，在门前转悠；供销社一开板儿，着急忙慌地在一头卖掉，在另一头买回酒来，躺在门口，端起酒瓶，仰脖子就喝起来，真是另一番景象。这些酒鬼，多半是老达子。
西瓦尔图的酒徒，喝酒一般不大讲究酒菜，一块豆腐，一根大葱，一只辣椒，就可以下酒，真斜了门了；啥也没有，干喝，也算一景儿！
我们生产队用麻坯子，主要是用来打套。主要工序是先将麻坯子纺成细线，然后将几股细线合成一股，再将这些一指多粗的绳子合并成直径3公分的粗绳，合股的时候是在绞车上进行，用力气生绞，其间不放入黏合剂，如鳔胶之类的东西。一根绳子直到连绞车都绞不动的时候为止。如是，这根绳子就算是成型了。这种工艺至少从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纺车、绞车等制绳工具在《农书》中，已经有图象说明。
大车上用的套绳、搭腰、肚带，牛秧子上的绳套，牲口用的拢头、缰绳，都需要粗细不同的绳子，因此种麻是生产队必须种的农作物。如今生产队解散了，农户已经用上四轮拖拉机，大生畜被淘汰了，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种麻、沤麻、起麻，搓麻绳了。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了。写下如上的文字，是让后代人记住这段历史。
二十六、李贵和范祥
我们刚到太平庄时，知青的宿舍还没有完全修整好，它是由生产队的粉坊改造成的宿舍，土炕还没有盘好；炕没盘好，一烧火就会四处冒烟，人是绝对受不了的。于是我们崭时分别住在老乡家中。我就住在李贵和范祥家。东北天气冷，所以有两家人分别住在同室南北炕的习惯。这是南方人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范祥住北炕，李贵住南炕。
李贵和范祥都是李汉林的亲戚。李贵管李汉林叫三叔，范祥管李汉林叫三舅。他们俩彼此平时称兄道弟；又都是光棍儿，东北人称之为“跑腿子”，并且都是投奔李汉林而来，所以还可以勉强凑合地住在一起。
李贵留小分头，抠抠眼，脸被风吹的红仆仆的，一笑，露出满嘴象石榴一般的黄板牙。他一张嘴，随人便说我岳父如何如何。其实他拖了好多年才完婚，为的是攒够足多的积蓄，如盖房、筹备包括财礼等各种钱财物。他不停地向任何人炫耀自己已经订婚的身份，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在农村，早婚本身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何况他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他的岳父是李子发。
李贵比范祥小两岁，但比范祥早定亲两年，因此李贵在范祥面前就更有优越感，范祥当然有自卑感。
范祥虽比李贵大两岁，但看起来却显老的多。他的脸总是灰蒙蒙的，加上一脸雀斑，没有血色，说话也没有底气，更象是三期肺痨。他与李贵在婚配时间上处于劣势，所以平时在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
当李贵、范祥和我混熟了以后，他们本来的面目逐渐显露出来。
在南北炕的山墙上，各自都有盖房时设计好的灯窝儿，是专门置放油灯的地方。李贵、范祥各自点自己的油灯。为了节省灯油，李贵不点自己的油灯，常常借范祥的灯光来照亮儿，过日子。一天，范祥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学着坐地户的气派训斥李贵：“为了攒钱取媳妇儿，连灯都舍不得点，恨不得拉泡屎抹过头吃了！”李贵反唇相讥：“你有本事你也订个婚！怕不是老丈人还在谁家的腿肚子里转筋呢！”“你小子二十多天没点自己的灯了！”“我擦黑儿照样过！”“擦黑过？别掉进B帮子里淹死！”“你敢骂人？”“我还敢打你哪！”
说着说着，范祥窜到南炕与李贵厮打起来。先是你一拳我一脚对打，然后两人抱在一起撕咬。李贵揪着范祥的头发不放，范祥扣着李贵的鼻子不撒手。我惊呆地看着他们，不知所措。不一会儿，便看见李贵的鼻子滴答滴答流出血来。李贵一摸自己的鼻子，血呼垃机的，立刻改变注意，顺手摸住范祥的罱子（睾丸）猛地一掐，范祥当即“啊吆”一声，缩在炕上，他的手也松开了。一场恶斗终于结束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这是年轻的贫下中农给我上的第一节课。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身上刺挠的很，尤其是咔巴挡，痒痒的不得了。陶开裤裆一看，竟是虱子！我决定离开他们，回到青年点去住。
大约又过了四、五年，李贵才真正结上了婚。这四、五年，可把李贵累稀了。不管什么重的活，他都抢着干，只要能挣更多的工分。有一次，他走在太平庄的大道上，风把他的布衫吹开，露出干瘪的胸膛，呵！他原来是平胸！晒的通红的皮肤，紧紧地包着胸骨；胸骨的每一条棱儿，都看的清清楚楚。但他还是终于结上婚。
他的媳妇儿，是李子发的第三个孩子，长的相当的丑；圆圆的脸，惨白惨白的，脸上的肉，像一堆面团儿，五官没有轮廓线；说话没有任何表情，声音咩咩的，你听不出她在说什么。她与李贵结婚没多久，李贵就死了，怎么死的，也不清楚。李贵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媳妇又改了嫁，嫁给了田家沟人。
李贵死了没多久，范祥也结了婚。结婚的那一天，生产队长李汉林为他大操大办，杀猪宰羊，摆了几十桌，全屯子的人都去了，热闹非凡。媳妇是江东那边娶过来的。送亲的人来了很多。范祥的媳妇坐在牛车上，伴娘扶着她，晃晃悠悠，慢条斯理地下了车，抬进了新房。
当天夜里，范祥媳妇在新房突然死了！送亲的人还没走，就散出风来，说范祥克妻，好好的媳妇当天就命丧黄泉；本屯的人认为是范祥上了江东人的当，娶了一个心藏病人。其中内情，谁也说不清楚。
范祥从此沉默寡言，出工时，和谁也不说话；什么话也不讲，木呐极了，一个人默默无闻地生活一阵子，也死了。
二十七、太平庄的文化生活
太平庄的农民有没有精神生活？如果说有，那你很难说出具体的内容；你若说没有，那他们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没有人愿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我看过许多知青写回忆文章，几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精神生活。
作为北大荒人，无论是坐地户，还是新来户，由于日夜的操劳，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没有余暇来学习；他们家徒四壁，多数是扛着一只嘴，来到大荒片，寄希顺着垄沟找豆包吃。他们大多数是文盲，为了温饱已经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男孩子能识文断字就可以了，将来能够成为壮劳力才是真的；至于女孩子，十一、二岁就做些简单的劳动，例如做饭，揪猪草；稍长，就属于半拉子，下地干活，到了十七、八就嫁人。物质的匮乏，也就决定了精神的贫困。
也许到了十冬腊月，人们才感到可以适当放松一些了。尤其是坐地户，一定是要“猫冬”。“猫冬”三件事：喝酒、打牌、杀猪过年。
对于大荒片子的男人，喝酒是最高级的享受。外面天寒地冻，屋里盘腿坐在热炕头，把酒温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肉，那是真正的享受！东北的热菜林林总总，最实惠的是蘑菇炖小鸡和酸菜炒肉片，这两道菜虽说是家常菜，但一家一个味儿。
推牌久是当地百姓的游戏习俗，不分男女，老少咸宜。牌久类似扑克牌，牌形较瘦较长，四人一局。赌博时，基数可以是一角钱，也可以是一元钱或十元钱。年根分红，大家手里都有些零花钱，谁都想赌一把。赌钱绝对是上隐的，解放前，有把房子、土地，老婆赌输掉的。解放后，虽然政府年年抓赌，但年年赌，可见陋习是根深蒂固的。
到了年关，总要杀猪。杀猪一方面是要解谗，打牙忌；另一方面是要耗猪油，把一年的猪油放进油坛子里备用。在普遍贫困的年代，没有人意识到三油甘脂问题，只觉得肚子寡的狠，缺油水。喂猪讲究的是喂出三指膘、四指膘，甚至一巴掌膘；那雪白的猪油，崴上一勺，放在酸菜汤里，立刻香味扑鼻。
杀猪的那一天，要把本族的父老乡亲请到家来，大吃一顿。血肠、炒血脖子肉片、暴炒腰花、清炖肥肠，这四大菜是必备的，可劲造！不占亲带故的，可以割一块肉去，用现金，也可以赊帐。
东北过年，一要在院子里点天灯。名曰天灯，其实就是在院子当中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椽子，将灯笼挂在顶端；家家户户如此，从山冈望下看，确实是万家灯火。灯火明亮，意味着来年的光明前途。二要在屋子窗前挂挂牵。挂牵是用彩色纸剪刻的图案，大小如课本一般，有五谷丰登的吉祥图案。供销社有现成的挂牵卖，但是人们还是喜欢自己剪刻的。挂牵，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在整个的一个正月里，人们是不干活的。白天，大人们打牌，推牌久，孩子们走街串巷放鞭炮，老娘们儿操持一家子年饭。一到下黑儿，人们可以享受听评书的娱乐，这大概是难得的文化生活。
莫旗有一位田姓瞎子，此人五十多岁，秃顶，微胖，说话吐字清楚，语言有感染力，是说书的材料。陪伴他的老伴是田瞎子的领路人，但她的眼神也不好，却替他引路、收钱、服侍他，相依维命。田瞎子在十几个乡巡回说书，每站说上七八天，每晚挣上三五块钱，生产队管饭。他说的书有《三侠剑》、《小五义》、《小八义》，自称出于张杰鑫传人。这些书自1953年就被政府划为禁书，但是人们还是喜欢，所以就在民间暗地里流传。人们为什么喜欢侠客，细想起来，有一定道理。凡是创关东的人，整天都在和土匪、山大王、绑票的、地痞流氓打交道，各个都是侠客，能不崇拜艾莲池、红衣女、夏侯伤元那样神奇无比的大侠？不过田瞎子不是单田芳，他是按着自己的套路说自己的书，时不时，来一点群众喜欢的花絮。
某年的一个正月里，田瞎子两口子来到太平庄，住在四队的队部里。董队长把队部的大炕，烧的暖暖呼呼，几十口子人坐在热炕上，听田瞎子煽呼的《三侠剑》，那真是一种享受。在黑夜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来一点儿粗口的！”又有一人附和：“来点儿粉段子！”田瞎子微微一笑，顺势讲起《胜英密林会侠女》。当大侠胜英把女侠拉进苞米地里那一段子，细细一说，坐在热炕的大姑娘、小媳妇羞得都默默底下了头，小伙子们可乐开了怀，起了兴儿。
董队长为了犒劳田瞎子，曲尽人散，半夜里，给田瞎子做了一顿夜宵，外加半斤老白干。温酒下肚，田瞎子一会儿就沉入梦乡。董队长起了性，趁此机会，脱了裤子，在黑灯瞎火的炕上，和田婆子干了那当子事。田婆子以为是和自己丈夫的，没有理会儿。
第二天清晨，田婆子觉得自己裤裆湿漉漉的，便问田瞎子，你把社员们说的起了性，你怎么也起了性？这一问，问的田瞎子莫名其妙。田婆子一听，一琢磨，这才感觉不是滋味儿，原来还是自己上了当，憋得老脸儿通红通红的；好在田瞎子什么也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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