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虹口區第三中心小學1960屆六（1）班畢業留念 攝於教學樓前 後排左起第一人為作者
－－作者：张祖淦
人一上了年紀就容易懷舊，我當然也不能免俗，腦海中常常會浮現出青少年時期的點點滴滴，數十年前的情景歷歷在目，甚至有時會在睡夢中回到過去的時光。我的家在上海市虹口區（原先稱為北四川路區）山陰路，從懵懂稚兒到長大成人，我就一直生活在那裏。小時候剛能認字時看見過當時路邊的水泥路牌，上面寫的是“施高塔路”，而經常去的溧陽路那時叫“狄司威路”。
這兩年，我的小學（山陰路上的虹口區第三中心小學）的幾位同窗不辭辛苦，歷盡周折，居然聯繫上了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同班同學，並且有過幾次難忘的相聚。儘管不少同學因遠在外地或異國未能趕回上海，然而每次聚會出席者少則十數位，多則達二十多人，這麼多半個世紀前的同學能再次重逢，實屬不易，也更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我們班的這些同學當時大多都住在山陰路，遍佈千愛里、四達里、恒盛里、恒豐里、大陸新邨、東照里、花園里、興業坊、191弄、文化別墅、青莊和303弄等各條弄堂。尤其令我們喜出望外的是，一位有心的同學一直妥善保存著攝於1960年的我們全班的畢業合影照片，並經過修整放大印製，分發給了我們每一個人。端詳著照片上半個多世紀前天真爛漫、歡快調皮又純潔無瑕的我們，大家都不禁一起回憶起我們的老師、談論當年的許多軼事、又加以善意的調侃，仿佛再次回到了童年，大家都露出開心的笑顏，全然忘記了自己已經年逾花甲。
我家住在山陰路大陸新邨192弄，這是1949年我父親從中央銀行轉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由單位分配的住房，同時有不少原先在各大銀行工作的職員也分配住在大陸新邨。看到有文章說大陸新邨共有60號，在此糾正一下，其實六條弄堂共有61個門牌號，在我家的後弄堂底還有個61號，它的外牆與整個弄堂一樣，也同樣是三層建築，但內部格局卻大不相同，大門也和其他門號開的方向不一致，卻不知當初建房時是怎麼形成如此格式。在網上看到一幅照片，可以清楚見到此情景，從畫面來看，攝影者恰好是在我家後門近旁拍攝的。
图：這是在網上看到的一幅照片，拍攝地點應為山陰路192弄後弄堂和208弄之間，左邊是192弄的連排屋宇，到弄底成一個J型轉角，那就是61號。前景的那座平房在我小時是居委圖書館，我們常去借書看，後來也曾用作居委的辦公室。不過從這張照片看，似乎成了什麼小店了。原本並沒有右側稍矮的灰色部分，是後來搭建的。
當年的山陰路是一條整潔、幽靜、頗具人文氣息的小馬路。山陰路的住家主人大多是知識階層，也有部分民族實業家。那時在路上相識的人見面都十分有禮貌地互相問候，說話輕聲細語，極少有人在馬路上放浪形骸、大聲喧嘩、更鮮見吵罵鬥毆，入耳的常常是悅耳動聽的鋼琴練習曲或是留聲機中流淌出來的優雅的古典音樂。
山陰路上有幾座深宅大院－－離大陸新邨不遠的292號，和191弄、209弄、275弄等弄堂底的幾個大院，還有我家前弄堂底的一個小木門裏面的一個大院（其實這個花園正門在相鄰的甜愛路上）。
這幾座花園住宅曾先後居住過上海警備區和東海艦隊的多位將軍，有劉浩天、陶勇、饒子健、饒守坤、高志榮等，當然這是聽年長的鄰居說的。起義將領劉昌義（影片《戰上海》中國軍將軍劉義的原型）那時也住在大陸新邨，好像是30幾號，讀小學時他的公子還和我們一起玩耍過。而“文革”後期，著名編輯、出版家、文學家趙家璧先生也搬來大陸新邨，並和我家緊鄰，我母親退休後曾協助居委工作過一段時間，曾多次去他家，由此相熟。
說起《戰上海》，不能不提當年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它的原址就在復興中學過去一點，四川北路和東江灣路相交的轉角處，一座灰色的弧形建築，當時拍攝影片時此處就是外景地之一。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成了上海無線電八廠的廠房，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曾因公出差去過一次，裏面滿是機器、工作臺、零配件、半成品、電器產品和各類包裝箱，十分雜亂，已經完全沒有了電影畫面中的陰森和威嚴。
山陰路上有不少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如魯迅、茅盾（大陸新邨）、日本人內山完造（千愛里）、瞿秋白（東照里）、沈鈞儒、胡愈之（恒盛里）等人，不過除了魯迅在大陸新邨9號的故居以外，其他的似乎已經被漸漸遺忘了。
那時的山陰路上除了有少量部隊的軍車，基本沒什麼汽車開過，更不通公交車，所以顯得安逸、靜謐。而最熱鬧的時候就數過年時節，一輛軍用大卡車，車廂裏是一個軍樂隊，穿著華麗的軍禮服，手持鋥亮的銅管樂器，吹奏著雄壯的樂曲在馬路上緩緩駛過，那是去給首長拜年。這種熱鬧場面小孩子當然不會錯過，總有一幫孩子追著卡車跑，直到卡車駛進大院才意猶未盡地慢慢走回來。
兒時經常看見馬路上有白俄男子推著一輛似乎是金屬打造的漂亮的手推車，隨著他緩慢地搖著一個手柄，從車上的某個地方就放出十分動聽的異國音樂，那是在賣“沙拉麵包”；還有挑擔賣豆腐腦的小販，拉長聲音叫一聲“喔——”，餘音繞梁，很長時間不絕於耳，聲音雖單調，卻也還耐聽；更有賣青果的，用能與帕瓦羅蒂相媲美的男高音唱道：“檀香——橄—欖——，賣——橄欖——。”聲調高亢激昂之極，不過那要用滬語唱出來才有韻味，否則就顯得不倫不類；還有其他各種小吃的叫賣聲……碰到運氣好的時候，大人會讓我們嘗嘗新鮮，而青果卻是常買來吃的，因為爸媽說青果清火有奇效。
山陰路為居住區域，商店很少，記得僅有興業坊到東照里弄口一帶有米店、油醬店、大同南貨店，四達里弄口的一家雜貨店（店名記不得了）和煤球店以及副食品合作社以及四川北路口的銀行、理髮店和水果店，此外，就是少數幾爿私人開的小煙紙店（上海人稱做夫妻老婆店）。聞名遐邇的內山書店位於山陰路甜愛路口，因它與魯迅的深厚淵源而著名，我上學時它叫讀者書店。住在山陰路生活十分便利，一則吉祥路就是小菜場，又有副食品合作社，各類葷素食品一應俱全，十分熱鬧；二則步行三兩分鐘就可走上四川北路鬧市，買什麼都很方便，是名副其實的鬧中取靜。可是從1960年前後幾年開始，生活卻不那麼方便了，尤其在那幾年的困難時期，買什麼都須憑票，幾乎包括一切生活必需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煙酒等也毫不例外。
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人們肯定都有一個共同的體驗，那就是餓。因為大米（就是晚稻米，粳米，上海人通常叫做大米）限量供應，每人每月只有三市斤，其餘是籼米，即早稻米，色黃又十分粗糙，而且混雜了許多糠殼、稗子和小石子，此外還要搭配麵粉、包穀份、山芋等等。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年月經常吃面餅、面疙瘩、甚至麵糊糊，因為買任何點心也都要憑十分珍貴的“就餐券”和“糕點券”。由於少油水，容易感到饑餓，有限的糧食定量額度就常常會捉襟見肘。那時我在學校吃午飯，有一次竟然一頓吃了二兩爛糊面再加上24只一兩的饅頭，過後也不明白是怎麼吃下去的。按政策我父母還可定期購買一些黃豆、白砂糖等，相比有些人家要稍好些。人吃不飽，蔬菜也會長不好，那時從菜場買回來的捲心菜的外皮的“尊容”深深印在我腦子裏，顏色墨綠，又硬又老，可那也是計劃定量供應的，絕不是你想買就可以買到。稍有點意思的就是買計劃供應的山芋，憑購糧證一斤糧食定量可以買數斤山芋。各家各戶老少齊出動，根據有關部門的告示前往指定地點，手提肩背，熱鬧非凡，孩子們有空閒也會興致勃勃地加入這個隊伍，畢竟山芋也可以解饞和填飽肚子，至於它的營養價值，那時沒人會想得到。這種情況持續了較長時間，後來才逐漸好轉。
取道274弄或文化別墅（那時文化別墅弄底有一扇小門可以走通，後來不知何時被一堵牆封死了），走出去就是甜愛支路，數十米外即到虹口公園正門。這裏有73路公共汽車起點站，後來改為18路無軌電車，而在四川北路復興中學對面，那時是1路有軌電車起點站，改為21路無軌電車後，起點站延遷至虹口公園。年幼時會結伴跑到復興中學附近看1路電車“噹噹噹”地掉頭，因為那裏沒有環形軌道，到站後要往回開只能在一個岔道上掉頭並換一頭掛後面的車廂，所以有軌電車車頭兩端均可以駕駛。年紀小好奇，還看得津津有味。
图：兒時劇照 攝於外灘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大禮堂 位於中間的是筆者
我學齡前就讀於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幼稚園，就在山陰路甜愛路口的一幢花園式房屋內。對於幼稚園的生活，我現在僅僅記得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姓鄧的女士，她既嚴厲又很親切，對我們十分關愛，我們都稱她“鄧先生”；另外就是記得那裏的午餐十分可口，尤其是熏青魚，太好吃。在幼稚園我們還經常排練節目去外灘24號人行上海分行禮堂演出，至今我還留有一張演出的劇照，一同登臺的小朋友大多仍叫得出名字。
192弄是大陸新邨最末一條弄堂，共有11個門牌（51－61號）。我家住的是底樓，樓上樓下及隔壁的鄰居關係都很融洽，大人們互相間的稱呼原來是“某先生”、“某太太”，不知什麼時候慢慢改成了“某家姆媽”、“某家伯伯”、“某家阿婆”…… 我們小孩子卻不管那麼多規矩，大多呼以小名，甚至取綽號，不過大家都不以為忤，嘻嘻哈哈，鬧作一團。
我家後弄堂和文化別墅（其實應該是曙光邨，文化別墅的樓宇在曙光村的後面）之間原來有一堵高牆，弄口各有大鐵門，所以後弄堂很逼仄。後來那堵牆被拆掉，兩條弄堂並為一條，就顯得寬敞多了，如此一來我家後門就正對曙光邨住戶的前門。1號住的一戶主人1949年前是在某洋行做買辦的，現在應該叫職業經理人；2號住的就是人稱“周百萬”的一家，這兩家因為有男孩子和我年齡相仿，小時曾一起玩耍。據我所知“周百萬”大名周福慶，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奮鬥開了一爿“福慶機器廠”，是一位民族實業家。
大陸新邨的六排房屋建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儘管年代久遠，但與山陰路上的絕大多數里弄一樣，建築品質十分好，雖然從斑駁的外表看，歷經數十年風霜雨雪顯得很舊以至有些破敗，但房屋結構還是十分牢固，甚至看不出一點現在新建社區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沉降。大陸新邨很早就通有煤氣，我家剛搬進去時家裏廚房一角就有一台鍋爐，建在一個二尺見方的水泥平臺上，還連接著粗細不一的管子，但那時已不能使用，因為煤氣當時不通，過了幾年才接通了煤氣，可是鍋爐早已拆除。此外大陸新邨每層樓都有抽水馬桶，這在距今八、九十年前的上海灘也是不多見的。底樓和三樓是“小衛生”，二樓則是帶有浴缸的“大衛生”，因為原本設計三層僅由一家人居住，由於人多房少才分住三戶人家甚至還有四戶同住的。
我家住的是底樓，前面有一個小院子，大概有十個平方米。院子一小半是通前院大門的水泥走道，另一多半是泥土，靠牆根原先就種有一棵冬青樹，高出院牆很多，四季常綠。而餘下來的，基本上就成了我的“一畝三分地”。我曾在這裏種過各種花草，喂過雞，養過兔，也種過絲瓜和雞毛菜等蔬菜。絲瓜籽種下後只要拉一段繩索，讓它爬藤，自然會發育成長、開花結果，種牽牛花也是一樣，只不過絲瓜更具經濟價值，尤其在那食品短缺的年代。種雞毛菜蠻有意思，買些菜籽撒入泥土，澆點水，然後每天去觀察，可以發現從萌出嫩芽開始，每天都在長高，尤其是在下雨天，長得飛快，用不了幾天，長到三五寸長，就可以收穫了，嫩綠嫩綠的，十分惹人喜愛，手捧青翠欲滴的小青菜時心裏總是充滿了成就感。
這個小院子，還差點成了“煉鋼廠”。那是在“趕超英美”的“大躍進”時代，為了完成年產1070萬噸鋼，全民動員，人人煉鐵煉鋼。我家院子的鐵門和圍牆上沿的裝飾鐵柵都被拆走當作煉鋼原料，當然其他各家各戶也是如此，包括弄堂口的大鐵門。受這樣的形勢感染，什麼都不懂的我們小學生也躍躍欲試，我同班的幾個同學和我一起商量也搞一台“反射爐”來“煉鋼”。因為我家有個小院子，所以就把這兒當作工地，我們分頭找來一些磚塊和數塊耐火磚，就地取院子裏的泥土，居然砌起了一台“反射爐”，在爐膛裏放進幾塊廢鐵，然後就象生煤爐一樣用廢紙作火媒，再加些廢木頭和煤球，沒有鼓風機，就用蒲扇拼命煽風，頓時濃煙滾滾，嗆得我們眼淚鼻涕直流，儘管我們幾個輪流搧風，個個搧得手臂酸麻，可是爐膛裏的火就是燃不起來，搞了一整天，最後以完全失敗告終。
受父母影響，我們兄弟都十分喜愛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家裏有一台“哥倫比亞”公司產的手搖唱機，還有許多膠木唱片，內容都是古典音樂，有貝多芬等音樂巨匠的交響樂，也有世界著名作曲家的小夜曲、幽默曲、歌劇序曲、進行曲等等。一有空閒，我們便會放唱片，頓時或優雅，或雄壯，或抒情，或明快的樂曲充滿了整個家，擴散到半條弄堂。弄堂裏有一家許姓近鄰，主人是醫生，他家也有不少好唱片，也酷愛音樂。我們有時會和他家的孩子交換欣賞唱片，我家有貝多芬的《田園》，而許家有《命運》，其他的輕音樂我們也會互通有無。我所受的音樂啟蒙就是在幼兒時期開始的，年齡很小時就知道了貝多芬、莫札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響徹世界的名字，漸漸體會交響樂所表達的意境，也漸漸熟悉了管弦樂隊各種樂器的音色及每個聲部的位置和表現力，還省下零用錢多次買票去上海音樂廳現場欣賞各類音樂會，真是很大的享受。聽了從許家借來的穆索爾斯基的《荒山之夜》，給我印象很深，聽著這首樂曲特有的旋律，眼前仿佛就是入夜時分，陸續出現了眾多鬼魂，它們在墓地唱歌跳舞、飲酒作樂、整夜恣意狂歡，直到黎明時教堂鐘聲響起才全體回巢，一切又恢復平靜，簡直就像是看了一幕活劇。《田園》的鄉村意境更像“寫意”，相比之下《荒山之夜》就有“寫實”的味道了，好的音樂真是魅力無窮，當然百聽不厭。我們兄弟三人有時也會舉行小型家庭音樂會，手風琴、小提琴、口琴就組成樂隊，演奏一些熟悉的曲子，還蠻像回事，常常吸引鄰居的孩子趴在前院圍牆上“觀摩”。
回憶起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自以為比現在的孩子要快樂幸福得多了。那時雖然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psp遊戲機、沒有ipad……甚至在一般家庭連收音機都十分少見。但那時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作業、沒有那麼多的考試、沒有那麼多的競賽、沒有那麼多的培訓班……然而，我們有比現在孩子多得多的自由空間，有充裕的玩耍時間，還有豐富多彩的孩提遊戲，那可是“真人版”的哦！既豐富了課餘生活，又增進了夥伴之間的友誼，還鍛煉了身體。有時和外孫女講起這些，她都會羡慕得一塌糊塗。
我們那時候作業量很少，和現在的孩子相比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小學放學後有作業小組，就是放學後到一位同學家一起做作業，二、三十分鐘就可完成，然後就是玩，上中學作業量也不大，所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很多，可以玩得盡興。上海的弄堂就是孩子們玩耍的天地，當年上海弄堂遊戲也是種類繁多。除了少數專屬女孩的譬如跳橡皮筋外，大多遊戲我都玩過：打彈子、飛（或刮）香煙牌子、頂橄欖核、跳房子、打菱角，抽賤骨頭、滾鐵環、鬥雞、鬥田雞（用紙折成青蛙狀，兩人相對在桌子上對吹，以先翻身者為輸），丟麻將結子……後弄堂圍牆未拆前，我們會貼著牆根練倒立，也會在地上畫一張“乒乓球台”打乒乓，棋牌類那更是經常玩。遇到周日或節假日，孩子眾多，就會一起玩“官兵捉強盜”，經常會為誰做“官兵”誰做“強盜”爭得面紅耳赤。
前弄堂對過的191弄也是我們常去玩的場所，那裏只有四、五個門牌，都是帶花園的獨棟別墅，可那時大多並非僅住一家一戶。兒時我們都稱191弄為“農林部”，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大概是裏面本來有個相關單位？不過記得那裏原先倒是有一個醫療儀器廠，生產玻璃溫度計的，我還去揀過扔在廠門口的廢次品玩。弄內1號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而且有一片不錯的草坪，我們常去那裏踢小足球。草坪上當然沒有中線，也沒有中圈、禁區甚至沒有邊線，然而我們都樂此不疲，把衣服一脫堆成兩堆就是球門，男孩子都喜歡這項運動，感到十分快樂，既鍛煉了身體，也從中學到了足球知識和規則。我們兄弟也參加進去，並和其他孩子一起切磋球技。有時候會有其他弄堂的孩子來約我們比賽，勝負我已經記不清了，但踢球從沒人耍賴。那時中小學校幾乎都有足球隊，可現在應試教育環境下，上海的學校足球隊已基本絕跡了，無怪乎中國足球水準連許多小國都比不過，沒有基礎，何來大廈？
那個年代腳踏車還是奢侈品，記得我們弄堂裏那時只有一家擁有一輛，可相鄰的甜愛路上有出租腳踏車的攤子。我們會一起去租車學騎，沒多久，基本上孩子10歲前都學會了騎車，有些7、8歲的，人還沒車把高，把一隻腳伸進三腳架也能騎得很好，自然也沒少摔跤。我們兄弟也是在很小的時候就會騎車了，個人擁有自己的自行車當然是多年以後的事，但學會騎車後一輩子都不會忘記。與山陰路為鄰的甜愛路也是一條難得的安靜清新的馬路，也極少有車輛通過，行人稀少，更沒有任何商店。馬路一邊是高高的圍牆，另一邊則為老上海常見的用細竹子編成、並刷上黑色瀝青的“牆籬笆”（滬語裏“牆”字念第一聲），加上茂密的行道樹，白天走在濃濃的樹蔭裏，別有一番感覺。夜晚在路燈光下，樹影婆娑，充滿幽靜而浪漫的情趣，據說是青年男女談戀愛的好去處，當時我們年幼，還不懂這些。
暑假裏我們常去虹口游泳池游泳，經常渾身曬得緋紅，火辣火辣的，不久就會脫一層皮，卻全然不在意，弄堂裏絕大多數孩子很小就都學會了游泳。放暑假時，我們會成群結隊去不太遠的江灣路附近的“聯義山莊”、“廣粵山莊”（均為大型墓地）玩耍，主要是捉蟋蟀。那時捉蟋蟀很容易，翻開亂石頭，用一張小的網迅速罩住，再小心翼翼轉移到手掌心，設法裝入專門用來裝蟋蟀的“竹管筒”，如果忘了帶，那就用紙片卷成圓筒代替，也管用，只是小心不要壓扁了。回家前再采一把“賺積須草”，這是滬語發音，就是把端部撕開後可弄成極細的絨毛狀，這是在鬥蟋蟀時用來引蟋蟀“開牙”的。那時男孩子幾乎都有蟋蟀，互相鬥著玩。當然有些成年人也玩，還有不少人會以此賭輸贏，聽說別處有“鬥俘虜”、 “鬥蟋蟀盆”、 “鬥月餅”，甚至還有賭錢的，我們小孩子當然不會玩這些，一則有家教規範，二則也沒有實力，只是鬥著玩，圖個心理滿足而已。
我們還會去江灣路那邊的“靶子山”，那裏能挖到不少子彈頭，都是打靶時鑽入靶山的。每次去都會有不少收穫。由此我們在很年幼時就能分辨出“小口徑”、“衝鋒槍”、“步槍”、“手槍”等子彈的不同。有時還能揀到子彈殼，由此居然還瞭解了子彈的構造，知道了“彈頭”、“彈殼”、“火藥”、“底火”“來福線”（後來知道專業術語叫“膛線”），那也算是軍事知識的啟蒙吧，反正男孩子都十分感興趣。此外，靶子山附近還有一種野生植物，結的果實像一顆顆珠子，中間還有一小孔，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應該叫什麼，就叫它“珠珠草”。我們會採集很多珠珠，帶回來用針線穿起來，就是一串不錯的手工藝品，女孩子拿來做項鏈、手鐲都不錯，還可以用多串做成門簾，阻擋蒼蠅蚊子很有效。
那時擁有一台收音機是很奢侈的，我自小就喜歡做一些小玩意，於是就自己製作礦石收音機，看有關的書，瞭解了基本知識，花幾分錢買來“礦石”，然後用廢舊的漆包線自己繞制線圈，接好電路，仔細調整觸針在礦石上的位置，調到最佳位置後，頓時耳機裏就放出了悅耳的廣播聲，頓時感到興奮極了。由此培養了我對電子技術的濃厚興趣，並陸續組裝過半導體收音機、電視機、電子鐘等，當然這大多是成人後的事了。
礦石機接收靈敏度很低，必須架設天線，可我家在底樓高度不夠，於是我就到三樓天臺，征得主人同意，從天臺的邊緣借助突出部分爬上房頂架天線。我爬過房頂好多次，在全民消滅麻雀的那場運動中我也爬上去過。後來長大了再到三樓天臺看到我爬房頂處，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那實在是太危險了，大陸新邨的樓層很高，天臺離地面足有十多米，攀爬處下面就是天井的水泥地，而能用作攀爬的突出部位又不夠牢靠，萬一不小心失手失足的話，肯定沒命，也不知當初怎麼會有那麼大膽子，後來懂事了想起來真後怕。
說到消滅麻雀，那是在1958年的事。全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要消滅“四害”，就是蒼蠅、蚊子、蟑螂和麻雀，理由是麻雀吃了大量的糧食。那幾天，人人都被發動起來了，大家手拿一切可以敲打出聲音的物件，有搪瓷臉盆、白鐵畚箕、鋼精鍋、廢鐵皮、鐵罐頭……也有吹哨子甚至大聲呼喚的，還有人不斷揮舞紅旗，到處樹立類似“稻草人”的東西。這種熱鬧場面，小孩子是不會錯過的，當然也跟著瞎起哄。各種聲響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鋪天蓋地，震耳欲聾，殊不知那可不是某一個區域在這麼搞，而是全國處處同時進行，可憐的小麻雀被驚嚇、被驅趕，逃又沒處逃，又不敢停下來歇息，於是很多麻雀筋疲力盡，體力不支終於掉了下來，成了人們的戰利品。我那時也興致勃勃，爬上房頂，揮舞旗幟，敲打響器。站在高處，更感覺到這場運動聲勢之浩大，也親眼見到不少麻雀紛紛落地，房頂上也有，據說全國共捕殺了數十億隻。可是麻雀幾乎絕跡，後來糧食卻減產了，這是因為害蟲沒有了它們的天敵——麻雀，可以肆無忌憚地啃食莊稼。現在回過頭來看，就是沒絲毫科學道理的一出鬧劇，違背大自然的規律行事，終將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
當時山陰路因為地勢較低，排水系統也不是很完善，記得那時只要下大雨，馬路就會積水，每年都有這種情況。孩子們畢竟不懂事，看見有水就會去趟水玩，有時還覺得不過癮，就跑到地勢更低的甜愛路去玩，尤其看見有自行車在水中馳過，車輪在水中劃出兩道波浪，還覺得很好看，根本不知道那水有多髒。有些年雨下得太大，在我上初中的有一年，山陰路積水越來越深，漸漸漫進了弄堂，又漸漸從我家後門漫上了過道、廚房，眼看將要進入房間了，我們兄弟幾個急忙用一塊木板攔在後門口，再拿廢布包上泥土沙石填滿縫隙，形成一道“堤壩”，然後拼命向外舀水，以降低裏面的水位。搞了好久，才沒讓房間進水。回想起來，那時感到好玩倒是多過對水漫進房間的擔心，畢竟童心猶在。後來隨著市政建設的發展改進，即使雨再大，山陰路也不會積水了，這樣的情景也僅僅保留在記憶之中。
隨著我們一天天長大，我的兩位兄長先後離開上海去外地念書，我也在校住讀，平日家裏只有父母親和小妹友蘇，稍嫌冷清但仍不失溫馨。我則每星期回家一次，週六下午回到山陰路的家，周日傍晚前再趕回學校。每每走過山陰路，覺得她還是那麼乾淨，還是那麼富有人文韻味，還是那麼文靜，還是那麼親切，甚至行走在“台硌路”－－吉祥路和四達路上，也沒覺得那麼硌腳。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山陰路也隨著在改變。
山陰路上原來的靜謐被喧囂所代替，路上的汽車越來越多，灰塵也越來越多，晚上睡夢裏都會被疾駛而過的汽車聲震醒；馬路上的人也越來越多，各種面貌的人們或情緒激昂地遊行，或鋪天蓋地張貼大字報，或面紅耳赤地進行大辯論，都說自己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包括大陸新邨在內的許多住戶被認為不配住在這裏而“掃地出門”，或是被認為不應該住較大的面積而被迫騰出部分住房，更多人搬進來成了新住戶。山陰路上濃厚的人文氣息也在漸漸消退，除了僅存的大陸新邨9號魯迅故居和吉祥路口的虹口區第三中心小學之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流行抄家，簡直隨時隨地都有。因為1945至1948年我的父母曾在臺北工作過，我家就被抄過兩次。儘管當時我在學校沒回家，沒有親眼看見我家被抄被劫，但過後回到家裏見到屋內雪白牆面上的黑墨標語，看著書櫃被貼上的慘白的封條，發現家裏的相冊、書籍、圖片等被撕毀、被丟棄、被拿走，再看著家人的無奈和無助，我完全可以想像出當時的情景。好幾大本珍貴的老照像簿、許多精美的臺灣風景名勝圖片、伴隨我們兄妹長大的一大摞古典音樂唱片……全部遭劫，直到多年後“落實政策”時，才歸還了僅剩的那本臺灣銀行紀念冊。我家後門對面的“周百萬”家被抄家多次，有一次他家被抄時我正巧在後門口，只聞噪聲喧天，幾輛卡車停在門口，“造反派”們不斷從屋內搬出大小箱子，往卡車上裝，直到再也堆放不下才停止。周家的損失可想而知，不知道後來是否有歸還。
那個時期，我眼中（當然也包括我心中）美麗的山陰路被蒙上了一層陰影，而我尚未等到撥開這層霧霾，就被統一分配到大西南山溝裏的大三線工廠去了。以後每次探親或出差回上海，走在山陰路上總覺得與我印象中有些異樣，然而來去匆匆，竟也沒有細細琢磨究竟不同在何處。易地多處工作，轉輾數十年，直到退休回到上海，方有暇再次仔細打量山陰路。當然我已經不住在山陰路了，而是安家在離山陰路甚遠的虹橋機場附近，但我還是會常去山陰路走走－－友蘇妹一家仍舊居住在大陸新邨，四達里還住著八姑外婆八姑外公二位耄耋老人，他們是看著我從幼兒漸漸長大成人的，那麼我有空總會去山陰路拜望二位長輩，看望友蘇妹一家，這些年我才有機會注意數十年來山陰路上發生的變化。
過去安詳靜謐的山陰路變得嘈雜，空氣也遠不如以前清新，這要歸功於人多和車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路上能夠開店的地方都開出了各式各樣的商店；路邊幾乎停滿了各式大小車輛，路上行人川流不息，車輛在狹窄的縫隙中蜿蜒前行，似乎欲與鬧市比肩。但是畢竟馬路狹窄而又短小，無法開出大商店，人們主要購物場所仍是四川北路商業街和附近的大賣場，本來鬧中取靜的優越性卻蕩然無存，難怪有人說在山陰路做生意的商販們抱怨生意不景氣，以至於說山陰路的住戶是“破落戶”，無非是責怪人們不照顧他們的生意而已，殊不知市場經濟下，何關“破落”與否？
和以前相比山陰路的面貌變得更雜亂了。原本就不寬敞的人行道上（包括有些弄堂裏）還增添了許多外觀和造型實在不敢恭維的水泥“花壇”，種了一些花草，人們行走時要繞道，人多時更常要側身而過，委實是不方便。聽說這也是基層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必須完成多少數量的“綠化面積”的任務而建起來的，全然不顧實際效果。其實路邊的行道樹再加上各家小院及陽臺上的花草，本就是一道亮麗的風景，何必搞這種效果適得其反的形式主義呢。
各條弄堂裏再也見不到有孩子們在玩耍，在運動，在遊戲，當然現在他們有更具技術含量的電視、電腦、手機、psp遊戲機、ipad或者其他現代玩具，可是傳統的弄堂文化卻絕跡了，鄰裏之間的和諧交往也減少了，孩子群中“小胖墩”卻增多了，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一眼見到的只是旁邊停泊的各式各樣的車輛，原本不寬敞的弄堂愈加狹窄。對此現象，近年來以至於上海的有關部門還要重建類似“新天地”、“田子坊”來“復原”老上海風貌，以及在報紙、電視等媒體上追憶滬上的傳統弄堂遊戲……
由於有識之士的呼籲、政府部門的努力，山陰路上原有的各條弄堂裏種類豐富、風格各異的優秀建築總算較完善地保留了下來，儘管如此，我覺得走在山陰路上的“味道”不同了，雖然增添了不少五顏六色的店招，增添了些許“花壇”，但終究缺少了山陰路原本所特具的“書卷氣”，已經和上海許許多多的馬路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了。
我更喜愛那時的山陰路－－薰陶我度過幼年、童年、少年的美好時光並陪伴我長大成人的山陰路，給我留下無限美好記憶的山陰路。
20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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