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殿芳

 

在扑朔迷离的人生，常遇意想不到的一刹那或偶然，让你失掉幸运或躲过厄运，久久萦迥永恒定格于脑际，引发你对命运的追思、对历史的审视……

我的人生履历有过几件屡忆犹后怕的遭际：

1943年初夏，父亲周祖佑奉命赴湖北郧阳县主政，带着母亲大哥和我（两个姐姐留在恩施住校读中学）及几个远亲上十人，迤逦行进在鄂西北崇山峻岭中，山路崎岖雇了两乘“滑竿”，母亲缠过足专坐一竿，父亲与我们兄妹轮换坐另一竿。我和大哥轮到步行时，由远房舅父范静夫带领。舅父一路谈笑风生，有一次他笑话我在家是个“搭头”，父母只宠大哥，这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重男轻女本不足怪，何况大哥那时是独子呢。可我受不了这种讥笑，便与舅父较劲，闷声不响地离群独行，不知不觉便把他们撂下很远。山路荒寂，只遇见两个撑黑阳伞的陌生人，来到一个岔路口，我不敢问陌生人，便下意识地径自拐向左侧的小径，好一阵子才望见坡下独户人家的空地上停着扯起白篷的“滑竿”，啊，是父母在茶桌旁歇着呢！正暗自庆幸我还真走对了的时候，静夫舅大汗淋漓飞奔着赶来了，他是追到很远见到撑阳伞的人询问后，才折回来寻我的。听大人们讲，这一带是土匪出没的窝子，如果被绑票，或被山民收留，那就永别了父母兄姐，也许沦为奴婢，或做童养媳……此后的行程，我再也不敢做离群的“孤雁”了。成年后的漫长岁月里，与家人险些失散的“擦肩”往事，记忆清晰，连九岁的我齐眉齐耳娃娃发式、白底红花短袖旗袍的瘦小身躯，以及在山径上奔跑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件事教会了我谨慎行事的性格，特别是生活中极不如意的当口，少年时擦肩而过这件事还会帮我自救：“芳儿（我的小名），振着些，再没有比得上与家人离散更不幸的了！”我没有沦落于国难时期极度贫穷的山野，实属此生大幸！感此，我还另把一路亲见的民不聊生实况写进《峰火少年时》。

无独有偶。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读高一，升学考试榜上第三名享受甲等奖学金，曾让师长刮目相看；临近升高二，校方将奖学金改名“人民助学金”，我是国民政府旧官吏的女儿，没有资格享受，生平第一次品尝到“另类”的滋味。时值父亲进入新政府主办的国民党公务人员讲习所，实行供给制，此前他已赋闲一年；又因父亲要将战乱中葬于宜都的祖母灵柩运回浠水家山而倾尽家资，之后没有经济来源，八口之家陷入困境。万般无奈父亲决定留大哥在汉读完高中，母亲带我和两个弟弟回乡下。正当迁移手续（包括四人合影）齐备、启程在即之际，一个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窗来给我递信：“师范招插班生，快去报名！”我家房客中一位长辈吴妈妈忙指点我“回乡等于失学”，混沌的我才顿悟事关重大，立即应考进教院附师插班二年级。也因为我有了公费上学的着落，父亲又实在舍不得两个弟弟失学，便从乡下伯父处要了几麻袋糙米，决定喝稀米粥也要风雨同舟一起熬。在师范读了不到一学期，政府削减师范生公费四分之一，该削减哪些学生的公费待遇，学校按班级轮番开会至深夜，叫做自报和共议相结合，我这“另类”出身者迫不得已放弃一半公费（另一半求殿秋大姐供应到毕业）；尽管如此，但留城之举确保全家的完整已成定局，仍值得庆幸！直到后来渐渐得知许多回乡人大祸临头－－家家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方知去留之间的深浅。仅就住我家的房客及亲戚为例：1948年回大冶乡下的刘科长1951年被镇压，太太把两个女儿送给农家，自己跳塘身亡，他们善良忠厚的形貌清晰如昨天，他们的儿子刘武生与我曾同班，“文革”后期他找到汉口我家，亲口叙述了家破人亡的伤心事；另一家房客袁伯伯曾做过国军连长，夫妇留在大武汉又身为工人和病残者竟能躲过厄运；而袁妈妈的姐姐一家将租房让给妹妹夫妇住，留下一子给他们抚养，他们回湖南老家后的命运与刘科长夫妇一样，男被枪毙女自杀；我的四舅一家曾在我家同住数年。1948年回浠水乡下教书，也因四舅曾供职旧政府被打成右派坐牢，直至保外就医死在路上，四舅母将两表弟送给别人，只留长女表妹相依为命；我的族兄周文哲送老父回乡便不能脱身，也因是国军空军上士（或少尉）服刑35年释放，靠临时工谋生，现帮孙儿同组的农户放牛，靠海内外亲友接济修了座土屋栖身……凡此种种让我屡思屡信，我家1949年撤销回乡之举非同小可，关系到身家性命；而能够与厄运“擦肩”而过，多亏同窗挚友卢竹生叫我转学，时隔半个世纪，当年她来我家传消息时，从石条小巷匆匆而来的矫健身姿，已定格为历史影象时时浮现眼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从西北来汉住院查病－－一条腿缓慢坏死无知觉，我去医院看望叙旧，从儿时相约上学，躲敌机轰炸扫射，直谈到“镇反”反右“文革”两家亲人的遭遇，恋恋不舍分手；2002年春，一场大病提醒我赶紧去南京探访故友恩人，当我拖着虚弱之躯只身飞抵南京，从车窗一闪而过的原总统府已显老旧不起眼了，而故人呢，也今昔沧桑，十多年不见，她在轮椅上迎我家门口。他们夫妇同是清华学子、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的科技翘楚、开发大西北的前驱，我同学1950年是抗美援朝、投笔报国的志愿军。问及致残（腰以下截瘫）之因，原来她是筛选铀的质检师，得的是缓慢渐进的脊椎神经侧索空洞症，天哪！怪不得她介绍我读风靡全美畅销书《相约星期二》呢，她和主人公莫里教授竟患同症。可是同学的境况又如何呢？600多元的收入（去年加到800余元）付临时工320元（如今需请白天工得支付500余元）剩余仅够吃喝，从那次武汉住院后就没跟踪治疗过，谁来过问她呢？所幸她的儿女孝顺体贴，2003年女儿屠燕夫妇（均是东南大学博士生毕业）硬是带着轮椅上的母亲重游上海。学姐卢竹生的母亲、大姐和四哥两家及单身大哥均在上海定居或送终，卢姐忧患余生尚能感受高速公路的便捷，并登上了东方之珠电视塔端俯临东方大都会，备极感恩生活……我在卢姐家三天道不尽陈年旧事，道别后我将永存心底的感恩情怀凝为祝福：愿卢姐的余年在吮吸书香的充实与儿孙绕膝的天伦交融中宁静、康馨……

本来还乡或留城只是浮生寻常小事，但在特殊年代却牵连命运与历史。1996年我和胞姊回浠水寻根，恰与1949年回乡便身陷囹圄三十五总算幸存的文哲兄（原国军空军上士）重逢，吟成一诗，既感怀他的人生苦旅，又能深味我家与厄运“擦肩”而过之幸运，毕竟同属那段历史。诗的开头两节是：

“你本该翱翔蓝天 / 游戏白云 / 但却背负重压 /脚踹泥泞/ 在历史的风狂雨骤之际/ 仅仅一步之差啊/ 竟改变你一生命运/ /你正雄姿英发/ 前程似锦/ 但却沦为草菅/ 身陷囹圄/ 在历史的风狂雨骤之际/ 仅仅差之毫厘啊/ 竟埋葬了你所有幸运……”诗的结尾：“你在十磨九难之中珍藏着的/ 天善内韫/ 同那班历史的宠儿所独占的/ 权势财富/ 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对比/ 结论是/ 小妹宁可礼赞你－－/ 禀承亲命勇于牺牲而无愧无悔者/ 身陷不幸不向命运低头的沉勇坚毅者”……

当然，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我家的“擦肩”之幸仅属偶然，我们家族不幸之事仍时有发生。1951年“镇反”中我大哥文斗失踪，殿芬姐专程回汉去交通学院（水运学院的前身）查询，只见到寝室里脱下的外衣似去江中游泳（他每天必游），但打捞不到尸体，调查组臆断淹死，大姐殿秋见他日记里写着有人持枪威胁，他承受心理重负，认为与他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运动中受到震撼有关，此事不了了之。1957年二姐夫洪长春在广州任《战士报》编辑组长，因照登鸣放言论定为“极右”，开除军籍矿山劳改，二姐殿芬当时就学哈尔滨工大受株连开除党籍，所学专业动力经济亦因政审不适合被迫改行。1970年曾上书领袖的大弟文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改九年。直到1979年平反昭雪，受劫亲人们才步入正轨，各尽其力。他们的沧桑沉浮，实与历史悲欢同步。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的第三次“擦肩”之幸得自弄瓦之喜－－1957年夏长女李星虹降生。

经过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和炙烤的炎夏，中国大陆大小会议的大鸣大放“告捷”－－伟人“引蛇出洞”的“阴谋”立竿见影，不等秋后，于望秋之际便开始“算帐”，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令风云突变：知名度甚高的“座上宾”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触目惊心。我所在的地质中专系部属学校，反右派时与大专院校同步。我因提前一星期休产假和产后高血压延假半月共72天，正好与之“擦肩”而过。等我10月下旬上班让我惊诧莫名的是，语文学科委员会（相当教研室）爱写小说和诗歌的李桂彬老师（后为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现已退休），被划“右派”；温厚有加的学科主任曹冠聊老师内定为“中右”（即因出身好不戴帽）；每个专业、每个科室都揪出了“老右”。其中激烈对抗的“右派”辛苦先生，孤傲不驯，是条硬汉；虽系市委宣传部长辛甫之弟，但决不沾乃兄之光，一人做事一人当，宁为阶下囚，坚持自己的选择，被作为“极右”丢了公职劳改，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健将”自不待言（此人独身一人度过大半生，大约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方落实政策被武汉地质中专升格的地质干部学院收留）。更有甚者，十六七岁的中专生竟也与大学生一样，揪出了一大帮小“右”。1958年春，我亲眼看见押送满满两大卡车右派师生往劳改农场，当车辆在办公楼侧启动渐行渐远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震撼了，他们之中有我熟悉的优秀者！痛惜之余更是后怕。记得鸣放开始不久的一次小组会上，我的发言是明明白白的，与鼎鼎大名储安平先生“党天下”右派言论共鸣，大意是连最基层的业务单位学科委员会也要有一个党员主任，我所在的语文学科就有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主任。记得教导处负责文印的职员肖某，仅因回乡亲见鸣放时说了农民生活苦，便被定为右派劳改。我的“另类”出身再加货真价实的言论戴上帽子易如反掌了，何况我已知道二姐夫由上尉（文职）军衔已沦为草民，二姐怕他轻生拒绝组织上授意离婚，正一厚叠又一厚叠地写检查反省过了不关呢。这样的担心悬揣了许久，我才想明白，我之所以能与“右派”帽子擦肩而过，可能是因鸣放时我是记录员，我自己发言时无人代记，运动初起时的发言谁记得清呢，那时鼓动畅所欲言人们也未必在意；另者我的出身总是提醒我平日谨慎而行从不冒尖，而工作负担再重从不推辞，那时我上午上中专两个不同年级的课，下午上技校班的课，晚上上夜校的课，我怕工作出差错，挨整挨批殃及家人，开夜车成为家常便饭，有次上夜校疲倦到极点，讲着讲着竟插进了中专生的课文内容（好在那年头夜校学员同样疲倦，其实也处于半睡眠状态），我就是累成这样也从不吱声，再加上激烈地揪斗右派时我休产假，谁会注意到我这样与世无争、默默无闻的平庸者？深味之，抓右派者，枪打出头鸟也！那时节，不是提倡做人民的“老黄牛”、党的“驯服工具”么？刚为人母者竟因平庸无才保护了自己和家人！我姐姐解放前夕参加地下组织应是“弄潮儿”，因1957年夫妻双双挨整怕累及下一代，1974年将九岁小儿子洪涛送给夫弟洪长宽抚养，姐姐送子北上路过武汉时，搂着儿子抚摸脸庞渡过了不眠之夜，唯有这样，才能确保长子洪声不致插队农村回不了城，不管小儿子哭闹着他宁愿去农村也不愿离家有多伤心，姐姐还是硬生生地把他送走……那场反右殃及多少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然而，我还有另一种“擦肩”际遇别有滋味在心头－－

一是在党的人认为我尚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便动员我听党课，写入党申请，我真有些犯难了，我的“另类”出身先天不足怎样才算“脱胎换骨”呢？像某些人那样与旧官吏的父亲断绝关系，我又做不到，逢年节还得回去关照父母；而党员在“运动”中得冲锋在前，敢打敢斗，我生性柔弱被鉴定为“斗争性不强”；做党员还得密切联系群众，我却沉默寡言，更不会主动做汇报……种种顾虑让我觉得硬凑上个党员尊号，反而不自在不踏实。我的迟迟不靠拢组织，还惊动了校长夫人，她把我叫到她家里去谈话，校长可是学校“一把手”啊。我清楚地记得她劝导我树立信念信心，并举周总理出身不好也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范例，我真是属“狗”的不识抬举，此后依然故我，忐忑不安地与那个时代的无上光荣擦肩而过……

事隔年余，“文革”发生了，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学报大标语及“血统论”的“红”（出身好的工农子弟）“黑”（指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分，还有揪斗“黑帮”等大小会议，都震慑着我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旧官吏的女儿（同样的震慑令在武大读书的胞弟忍受不了孤立而几乎精神分裂，他小我十岁，是“红旗下”长大的），不知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唯一让我暗自庆幸的是，我不致被申斥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而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物理老师陈再荣入了党，文革期间在惊雷似的吼声中揪斗认罪，下乡监督劳动，不可开交，换了柔弱的我，能不丢魂失魄么？

当首都大学生南下造反团的红卫兵来汉煽风点火，地校立即卷入红色狂飙，“文革领导小组”迅速取代了陷入瘫痪的校领导班子，接着毛泽东在天安门一次又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能亲睹领袖神采及红海洋壮观场面，是拜“神”运动中天大的殊荣。正当几个较亲近的同事约我同行，告知领到免费的火车票第二天便出发的幸事，心儿也随之飞向了首都北京之际，学科主任女党员连夜上门了，传达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命令，要我去子弟附小临时代课，替换原任课教师（她出身好）去接受检阅，这无异于向我兜头盖脑泼了一盆冷水，心里着实愤愤不平：你是党员，也教语文课，已经第一批去过北京返回了，为什么你不去代课，非要把我卡下来呢？但那场浩劫的来势令我这“另类”只能三缄其口，便暗下决心，不让公费去，将来我砸锅卖铁也会去首都的（八十年代偕小女儿遂愿）。这次与“殊荣”擦肩而过，根本不容我为之失落，下来发生的系列事情只能让我时时自危，忧心这次运动会不会拿我试刀。在小学代课时，我深味着那场浩劫对青少年的心灵戕害：当时，大女星虹九岁，也在附小读三年级，因她是班长（也算当权派！），受到一帮男孩欺侮，往她桌上吐涎水，擤鼻涕；一群小学生还对着我家门口呼叫侮辱我人格的顺口溜；而高中部（由地校代办的航空路中学，教师教室全是地校的）我刚教过的一名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女生，身着流行时尚的军服，竟大天白日与一群男生在校园厮混，不堪入目；尤为不幸的是，66届毕业班一名女高材生本应是清华北大的好苗子，竟被同班一群男生在僻静的玉带门铁轨旁轮奸，受害女生不但大学梦破灭，更承载着心灵伤痛终生不嫁。新生代的坠落与毁灭，当教师的无能力拯救，心在滴血……在那个悲剧年代，教师更是首当其冲被视为封资修的代表，无辜受到迫害者甚多。以我同科两位年长女教师为例，一位是沈沁老师，已调至市立第九中学，因她北师大毕业后嫁给胡宗南秘书萧先生，地质学校专案组组织人员连夜赶写大字报专栏送往九中，该中学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即半边头发剃光），她平日是多么端庄娴雅爱美呀！另一位刘孔淑老师，武大教育系毕业，学养功底深厚深受学子敬重，只因未婚夫赴台她留汉侍奉老母，“肃反”已盘查清楚，“文革”又抛出档案，贴满整墙大字报专栏，被作为“特嫌”兼黑帮分子监督劳动。最使她绝望的是，红卫兵去她划过右派的哥哥家拖来一卡车家私（银餐具、珍珠罗纹帐之类），放在教室展览，她被红卫兵押送去观看“罪证”后，被勒令反省罪恶之家，她当晚乘人们去迎接“红宝书”人去楼空之际，写好给“最最敬爱的领袖”绝笔书，将瘦小身躯挂在壁柜门上自缢……红卫兵运动的狂飙迅疾席卷到社会每个角落，我父亲料定迟早会被抄家，便叫来三轮车，将毕生珍藏的中华文学典籍线装书正往车上放，拟送交他供职单位省文史馆（是受保护单位）以免散失，说时迟，那时快，遭一行街道红卫兵拦截没收，并罹抄家撬地板之劫。家中别无长物，连箱底长衫也作为“四旧”没收。自此以后，饱学诗书的父亲一生的精神瑰宝荡然无存，爱子均去了新疆，形只影单，忧伤成疾，临终时衣袋只剩下给儿子节省的粮票一扎，书架上只剩下赫然四卷雄文，四壁徒空，倍极凄凉。无独有偶，这时小弟文时在新疆被红卫兵捆绑，跪在翻过来的凳脚上往死里打，亏了一个出身好的朋友出面制止才保住性命，他是1965年华师一附中高材生，因出身不好那年阶级路线弦绷得很紧，被拒之于高校门外，愤然去新疆建设兵团的；祸不单行，这时，大弟在武大也因出身的压力濒于精神分裂，幸被长沙二姐家（姐夫是摘帽右派做临时工属“死老虎”不引人注目）收留；疏导月余免于自杀（他属“老三届”毕业被分配新疆边际小学教书时，因三次上书领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改九年，与死亡擦肩而过）；这时，地校除揪出一大串黑帮分子，又爆出惊人的反革命集团大案，波及十三省包括野外地质队，在校中专毕业生不少受牵连（运动后期打散分配，单位拒收，某女生分在地质队年纪轻轻就天天捧着药罐子），他们与当年右派学生一样，得长期忍受孤立歧视，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上……眼看国家民族善良的人民承受浩劫，我错失拜神年代的“殊荣”只能付之一哂，不该得到的东西自己不要就是！

重要的是，蓦然回首我人生中的几番或庆幸或失落的“擦肩”境遇，我瞥见，历史的误区并不像儿时山野迷路的幼稚盲目，而是伟人们机关算尽的诱导所致，唯其这样，才令人更深味其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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