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世可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的第3个年头，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全国从1967年下半年起的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社会动荡不安，全国一片混乱。毛泽东为了平息全国的武斗，在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到各学校、机关、工厂实行管制的基础上，于1968年12月2日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正热衷于搞武斗的红卫兵小将们，只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由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约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也是其中一员。
被迫下乡
1970年3月6日，我自己去派出所下了户口，到荥经县新民公社唐家6队插队落户，当了知青。记得这是一个阴天，天阴沉得好像要下雨，没有车子，没有锣鼓，没有欢送的人群，只有我自己背着一个铺盖卷，一手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个搪瓷洗脸盆和一个没有把子的瓷缸（当时物资奇缺，父亲怎么也买不到瓷盅，就只好在医药公司买了一个装敷料的瓷缸），一手握住扛在肩上的锄头，走在乡间的泥泞小路上。
我下放的新民公社（后来改叫庙岗公社）唐家6队距荥经县城7华里路，小地名叫黄栏坪、肖家山、布斯塘，是个仅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就在荥经河畔的半山上，与大田公社隔河相望。这里属于山地，山高坡陡，出门就爬坡，地是贫瘠的沙砾环环地，田很少。一年收获两季，小春收获麦子、洋芋、菜籽、豌豆；大春收获玉米、红苕、黄豆、谷子。主产玉米、洋芋、红苕。生产队基本没有副业收入。全生产队几乎没有一家的房屋看上去很好。
我背着行李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到了唐家6队。当时唐家6队的队长叫毛尚文，待人还和气。唐家大队的书记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叫兰绍玉，也住在唐家6队。社员们都热情接待我，帮我拿行李，安顿床铺，还给我送来了一个玉米馍馍。队里安排我和早一年下放的知青王兴武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大队书记兰绍玉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出身不好，父亲是牛鬼蛇神，你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使我刚才受到热情接待的好心情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心情一下就郁闷起来。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许多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出现在眼前。
听父母讲，1953年9月27日，我出生于成都陕西街小学。父亲吴澄清原来在陕西街小学教书，在我刚出生几天后，就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读书，1956年底毕业后（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分配到荥经中学教书。1958年，父亲一封信寄到成都，叫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来荥经。我们到荥经中学后和父亲住在一起，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到荥经不久，就遇上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没有吃的，糠菜野草都吃光，鹅香草，蕨根算是高级的了，有的人连白膳泥都挖来充饥。荥经县是全国浮夸的典型，闻名全国的“五九事件”饿死了许多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居民还供应点粮食：大人每月10斤，小孩每月8斤。但不全是大米，包括豌豆，胡豆，玉米，红苕。营养的极度匮乏，致使许多人得了水肿病（营养不良性水肿），我父亲也得了水肿病。当时的治疗方法（很不容易轮到）配给红发丸（一种用糠和麦麸加了红糖做的糕块）和静脉注射50%的葡萄糖液。父亲差点被饿死。当时，妈妈已到偏远的三合乡茶场去工作了，家里就只有父亲，姐姐和我。我和姐姐也饿得不行，姐姐就带我上山去挖野菜来充饥。总算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幼年遭遇饥馑，因此我长得个矮，体弱。当时胸部的肋巴骨一匹一匹都数得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成天被批斗。我这个“牛鬼蛇神”的狗崽子也倍受人歧视，欺侮。1966年6月，我刚好小学毕业，原本在班上还算成绩优秀，可是没有资格上初中。原来的理想是小学毕业后上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但是“文革”使我美好的理想破灭了。父亲是“牛鬼蛇神”，我既不能升学，又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12岁的我只有在家做饭，带不满两岁的小弟弟。有时去荥经中学的木工房，看木匠师傅修理桌椅板凳，偷经学艺。于是我也请父亲给我买了锯子，斧子，刨子，钉锤和一本《木工技术》的书，学着做板凳，锅盖等。后来，我家里的很多家具都是我的“杰作。”这样过了三年。1969年2月，本县第一批下放的知青在荥经中学后操场集中，县里为他们开欢送会。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县里专门出动解放牌汽车，将带大红花的知青们送到各个公社。一开始，主要是“老三届”（66,67,68这三届毕业的初中，高中生）才作为知青下放，后来凡是年满16岁不是独生子女的都要当知青下放。当然，也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搞病假条找关系留在城里。有办法的就直接开后门去参军，当工人。1969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复课了，荥经中学也复课了。父亲知道我进不了荥经中学，就带我去全县唯一的民办初中报名，但是校长杨学春明确答复不能收我，只好作罢。
到1970年初，我已满16岁，荥经中学革委会主任王国全多次来家给父亲做工作，叫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我只是小学生，根本算不上知青。但我知道在这种“牛鬼蛇神”的家庭，自己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抗拒是毫无用处的，只会给父亲增加罪责和压力。下乡去改变一下环境，可以减少家里的压力，也许还有新的希望。
1970年3月6日，我将5岁的小弟一早送到县托儿所后，就背上行李到唐家6队了。
“喔喔喔……”、“出工了！”，一阵公鸡的啼鸣合着队长扯起嗓子喊出工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和王兴武赶紧起床穿好衣服，拿上锄头就出了门。上工第一天是挖地，就是十多个人在坡地上站成一排，将板硬的土地一块一块的用锄头挖翻转。我眼见别人都挖到前边去了，自己掉在后边，就使劲的挖，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胳膊痛，双手都磨起了血泡。贫下中农詹德寿说：“你们这些城里的娃娃，咋个吃得这些苦嘛，不过，时间长了，磨起茧子就好了”。
知青生活
和我同一批下放到唐家6队的还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女生叫杨汉玉，男生叫吕荣忠。比我们早一年下放到唐家6队的有三人，2名男生，叫聂志芳，王兴武，一名女生叫郭绍珍。我们六个知青全都是小学毕业生。聂志芳的岁数最大，19岁，比我大3岁，王兴武第二大，18岁，郭绍珍17岁，其余3人都是16岁。早一年下放的3人分别住了三间房，是社员魏天明家的私房，三面是木板加石板地脚，后面是土墙，顶上是楼板，瓦盖，地面是泥土地，凹凸不平。我们后来去了，没有另外的房子，队长就安排吕荣忠和聂志芳住一间，杨汉玉和郭绍珍住一间，我和王兴武住一间。我和王兴武住的屋里就只有一间床，一张桌子，一个新背桶。晚上没有电灯，点煤油灯。
有一次王兴武不小心将放在背桶上的煤油灯打翻了，背桶里装的是王兴武的口粮玉米面。煤油流进了玉米面里很难吃，但是不吃就得挨饿，王兴武还是坚持将小半桶浸了煤油的玉米面吃完。
当时知青下放，国家对每名知青一次性补助230元安置费，用作修建住房，购一般家具，农具和第一年每月发放5元生活费。其实我只领到3个月生活费，到分配小春作物时就停止发给了。安置费归生产队掌握，我们知青都没有见到过。只记得生产队给我买了间木床，一个装粮食的平柜和一张小方桌，一个大砂锅（装水用），一个铁锅。吃和用的水都要用水桶在山坡上200米外去担，是地下冒水，用几块大石板围起来，约60公分见方的水坑，要用瓜瓢将水舀在桶里担回家，如果同时担水的人多了，水就会被舀干，所以必须瞅准机会才能担到水吃。
刚到生产队时，国家还供应知青粮食，每月30斤，清油0.5斤，但3个月后就不供应了，就参加生产队小春分配了。刚开始，我们几个知青是合到开伙，一人在家做饭，其余几人出工，大家轮流来做饭，但吕荣忠做不来饭，加上大家心里想谁吃多了、谁吃少了，没实行几天就散伙了，各人自己做来吃。
因为无钱买煤炭，当时做饭都烧烟烟火（就是烧柴草），我们几个知青就经常到山上去捡柴，有时捡不到干柴，就乱砍滥伐桤木树（我直到现在都还负有内疚感）。每顿做完饭后，就将新砍的湿柴放在炉子上烘干，以备下顿做饭时用。为了便于烧柴草，我刚开始用烂的洗脸盆糊了一个灶，勉强可以烧火，但就是太矮小、烟太大，后来我就在墙角上用石头、泥土砌了一个灶，就好烧多了。
唐家6队地多田少，几乎全年都吃玉米。小春出来分一点点麦子就拿去调换挂面吃，洋芋分得较多，豌豆、胡豆极少。大春出来就吃玉米、红苕和少量黄豆。说起做饭，刚开始有国家供应，还叫做饭，有米饭吃。参加生产队分配后，我们知青就吃玉米馍、玉米面茶、玉米搅团或汤粑子。因为烧的是柴火，做出来的烘锅子馍馍经常是皮焦骨头生（外表黢黑，掰开来，馍心还是生的）。因为要抢时间赶出工，所以经常吃汤粑子、打面茶或吃搅团，就是先将水在锅里烧开，煮一点青菜或白菜，然后将玉米面用水调和，再用筷子夹来一疙瘩一疙瘩放入锅里煮熟，这叫汤粑子；直接将玉米面抓入开水锅内搅匀，搅得清的叫面茶，搅得稠的叫搅团。那时社员家里一般都有人做饭，收工回家就可以吃饭。知青收工回家要自己做饭，有时因湿柴烧不燃火，做饭慢了就赶不上出工了。因此，有时因为赶不上出工就只好在家玩，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知青吃的菜大多是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摘的。有时，社员也送菜给我们。生产队分给我一分五厘地的自留地，可是我种的菜怎么也长不好。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明白，我的自留地是山坡上的窄环环地，土质薄，一锄挖下去，仅三寸的土壤就是岩板。聂志芳，王兴武的自留地分在保管室旁的洼地里，土壤好，所以菜长得比我的好。知青没有厕所，我们就在邻近的社员黄昌芬家或石昌明家的茅房里拉便。那时农村的厕所就是在猪圈旁边的茅坑上搭两根木条。拉屎下去，“咚”的一下，粪液会溅起来。冬天还可以，夏天很多苍蝇蚊子和蛆。为了自留地有粪用（那时还没有化肥，全用农家肥）我有时就到社员黄昌芬家或石昌明家担一两担，但是，我知道不该经常去担。因为当时肥料是要参与农村口粮分配的。于是我买了一个大砂锅埋在自留地里，每天将自己拉的屎尿用尿罐子接来装在大砂锅里，要用时，兑上水浇菜。我种的蔬菜虽然不怎么好，但也够吃，还经常背点菜回家去。第二年，我在自留地土坎下挖了个坑，填上草粪和灶灰，再盖上土，从社员家里分了一苗土耳瓜秧来种起。土耳瓜爬上坎，再爬上坎边的桐子树，连续几年都接了好多土耳瓜。除了供我吃，还时常摘来背回家。我一顿煮一个土耳瓜汤，做一个吊汽粑馍馍，就过一顿。
长时间吃玉米，十分想吃点米饭。实在想时就背上点玉米，红苕，洋芋回家换点大米来吃。因为家里父亲和小弟都是供应的定量，也不够吃。有一次，我和几个社员一道，背了30斤玉米，走了15里路去五宪公社白云院的社员家换了15斤大米。
刚到生产队时，我们知青的口粮由生产队保管室保管。保管员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叫肖正经，满脸的麻子，对人也很凶，知青们都怕他。他每次只给我们10天口粮，吃完又给。他怕我们知青把粮食拿上街去卖了换好吃的，回来又向生产队要粮食（那时，生产队也缺粮）。回想起来，也可以算是红管家了。
我们知青很难吃到肉，实在馋得很时我就回到县城家里打打牙祭，就是父亲拿钱给我到县城内唯一一家国营食堂去排队买肉，一人只准买一份回锅肉，每份0.30元，本来就肉少菜多的回锅肉，食堂掌勺的人还看人说话，是熟人就多舀一点，不是熟人在舀起一勺时还要抖落一点，就这样，端回家里父亲还要再加一点菜进去。那时冬季，有的社员家杀过年猪，也要叫我们知青去吃，我就毫不客气地大打一回牙祭。
在农村，文化生活欠缺，晚上收工后或有时雨天耍工，我们知青就在一起唱歌。我用3元钱买了一把上海牌口琴，还买了一根笛子，买了一本《战地新歌》歌本，我们学唱八个革命样板戏，唱《战地新歌》歌本上的歌曲，也唱当时流行的《知青之歌》，常引来与我们年龄相近的社员一起唱，大人小孩围着看，也挺热闹的。有时也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摆家常、侃大山，什么天南海北的事都扯得起去。彭传富队长（接毛尚文的班）长着一张国字脸、络腮胡，身板又高又大，人们都叫他“彭大汉儿”，挑起粪担上山他总是走在第一个。他有一本《三言两拍》小说书，我想给他借来看他就是不肯，只是有时候在地里劳动时他才给大家侃几段，讲到精彩处，就叫大家抓紧干活，且听下回分解。
有时新民公社在小学校放坝坝电影或是河对岸的大田公社放坝坝电影，我们知青也和好多社员在收工后，打着火把去看电影，那时放的电影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百看不厌。看完电影又打着火把走回生产队，常常是半夜了。
知青下乡后，因为生活艰苦，都想回到城里去，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命找关系离开农村。1971年，聂志芳被招工去了泗坪锅儿厂，吕荣忠在1972年被招工去了雅安喇叭厂，同年王兴武被招工去了县手工业管理局，杨汉玉也于这年被招工到汉源汽车站。郭绍珍于1973年也被招工到泗坪食堂当工人。队上就剩我一个知青了，我也很想去当工人，但家庭出身不好，又没有关系，招工指标怎么也不会落到我头上。
1972年，房主人魏天明要用房，就叫我搬到原来聂志芳和吕荣忠住的那间屋去。他还将楼板拆了一半拿走，只剩有床的那部分顶上留了几块楼板。我心里虽然不高兴，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房子是人家的，我又没有给过房租，一直白住人家的房子。顶上空着，风从瓦缝钻进来，四面来风，我就去地里背了些玉米杆来堆在楼欠上挡风。严冬，玉米杆也抵挡不住无孔不入的风，寒风灌进屋里，盖一床被子冷得很，我就将床上垫上厚厚的稻草，被盖上再堆上一些玉米壳，以此御寒。
夏天，劳动累了一天，收工后即使天黑，也要跑下山坡去，跳进河里游泳，洗个痛快。站在岸边大石头上，纵身一跳，来个熟练优美的入水式，游上两圈，一身的疲劳顿消。那时的荥经河水很深又清澈，河面也比现在宽阔得多，哪像现在的河水又窄又浅还浑浊。
劳动锻炼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什么也不会做，挖地挖不转土块，培地培不细，薅玉米总是把玉米苗锄断，成了真正的薅玉米。薅秧子分不清稗子和秧子，有时会把秧子当成稗子扯掉。社员们就耐心地教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会干农活了。那时，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挣10个工分，值0.35元钱。要能把百十斤的粪担子担上山，把一两百斤的玉米背子背下山才算得上全劳力。我个头小，体弱，根本担不动粪担上山，只会做锄头活路，属于半个劳力，干一天挣5个工分。体力好的女社员属于次劳每天都能挣7分呢！我们六个知青里头，只有聂志芳每天10分，王兴武7分，我和吕荣忠，郭绍珍，杨汉玉都是5分。
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双手磨起了老茧，脸也晒黑了。已经会做的农活有挖地，培地，铲坎子，点玉米，薅玉米，掰玉米，栽红苕，挖红苕，栽洋芋，挖洋芋，栽秧子，薅秧子，点麦子，割麦子，打麦子，点菜籽，割菜籽，打菜籽，割谷子，打谷子，扯豆子……总之，除了担不起粪，不会使牛犁田地外，其余的农活都会干了。
热天在地里薅玉米，太阳一晒，特别热。于是脱了衣服只穿背心，被带毛的玉米叶豁来双臂满是口子，汗水一浸，又痒又痛，难受的滋味至今记得。口渴了，我见社员在有浸水的地边用锄头刨个坑，等一会儿坑里有水了，社员们就用桐子树叶卷成一个漏斗状的窝儿在坑里舀水喝，我也学着用桐子树叶舀水喝，还真解渴，也没拉过肚子。
整田栽秧时，会使牛的社员犁田耙田，老把式的资格傲起，自豪得很。我只能做铲田坎和糊田坎的活，就是先用薄锄将田坎上的草铲除干净，然后躬身双手抱起已经犁耙过的稀泥巴糊在田坎上，并要抹光滑。社员们把这叫做“大撞棒”，“打杂师”。
唐家6队的田很少，冬水田更少。在田里栽秧时，一般的田，水只淹到小腿，但弯腰挺厉害，栽一天秧苗下来，腰杆都伸不直。冬水田的泥土深，常常水要淹到大腿根部，每跨一步都困难，还得警惕落入深凼，但栽秧时可以少弯腰。栽秧时，每人按自己面前的迆口向前栽，我总是动作慢，老掉在后面，这时站在我两旁的社员就会主动帮我栽秧，缩小迆口，使我赶上去。
下乡的第二年，唐家大队在唐家2队的朱砂溪出口处修建一个水轮泵磨坊，大队给生产队分配了修引水堰的任务，我也自告奋勇去。当时正值冬季，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双脚一涉进水里，立即冷进骨髓，虽然上身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站在冰水里的滋味确实叫人终身难忘，不一会儿双脚就冻麻木了，抬了几次石头，队长就叫上岸烧火烤一下，双脚冻得通红麻木，都不听使唤了。
后来，大队磨坊的石磨终于转了，还安起了水轮泵发电。大队派我去守磨坊和水轮泵，负责加工磨面和发电，但水轮泵发的电功力太小，每家人户的电灯只有红火炭样亮，但总比点煤油灯强多了。好景不长，我守了不到两个月，大队就喊停止了，我就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下乡的第一年，由于我的工分低，又出工少，就超支了56元。第二年基本持平。1973年，由于自己努力出工，全年挣工分2188分，总收入97.80元，大小春粮食折价69.99元，还进红27.81元。由于自己安心农村，表现好，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推荐我出席了1973年12月召开的荥经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
我的绰号、别称
下乡的第一年，我看见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头发长了没钱去理发店理发（虽然当时理发只要一到三毛钱），我就给父亲说，我想给队里的乡亲们免费理发。父亲于是给我买了一把理发推子，一把长条剪，一把木梳。我于是开始给大家理发。刚开始只给小孩理，理出的发式五花八门：有马桶盖，修马路，开梯田，花猪儿，狗啃烂等，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社员们一点没有责怪我，还鼓励我继续理发。后来终于理得像模像样了。于是，大人小孩都来找我理发，并送我一个绰号：“吴待诏”。“待诏”是古时候对剃头匠的称呼。
有一次在田里薅秧子，看见一条锄把粗的乌梢蛇钻进石坎子的缝隙里，吓得一名女社员惊叫，我看见还有半截蛇尾巴露在石缝外，就赶紧上前将它拖出来，用力甩转，使劲将蛇头摔在石头上，几下就把蛇摔死了。放工，我把蛇拿回住处，将蛇用铁钉钉在木柱上，剥了蛇皮，将蛇肉炖了一锅。蛇汤的香味把社员们吸引过来，我请社员们吃，他们都不敢吃。我只好自己吃。喝着蛇汤好鲜美啊！我把蛇肉和蛇汤吃得干干净净，美美地打了一回牙祭。
因此事，社员们又送我一个绰号“吴胆大”。
在“广阔天地”里，我的木匠手艺得到了发挥。我有空到后面山上砍木头，拿回家晾干，给家里做了衣柜，碗柜，条凳，写字台。我还经常帮社员做木工活。魏天明家的门坏了，请我帮修好；毛尚品请我给他做一间床，招待我吃的猪肉至今还记得：那时缺粮食喂猪，基本上喂猪草和红苕，猪肉没有一点油气，吃着是甜滋滋的味道，可香了！我吃了好多。我帮社员们做木凳，床，桌椅和门窗，从来不收工钱。因为那时农村社员都很穷，一般是不给钱的，但在帮做木匠活期间，要招待木匠师傅吃饭，吃肉，稍富裕点的还要给烟（大多数是叶子烟），酒。即使没有大米，没有肉的人家，也要用嫩豌豆和上玉米面放在甑子里蒸面面饭，再推点豆花或者豆渣菜来招待匠人。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加上干活卖力，说话随和，社员们都愿意请我。我也乐得吃几顿现成饭。为了扯豆子时背豆把子方便，我做了一个背夹子。别人的背夹子是篾条编的背堂子，我做的是木板装的背堂子，还很适用。那时候主要穿草鞋。我为了学打草鞋，用琵琶木做了一个草鞋耙，但我始终没有学会打草鞋，也许是因为我有胶鞋穿的缘故吧。在我离开农村时，将草鞋耙和背夹子送给了社员。因为我会做木匠活，社员们又送我一个别称“吴木匠”。
在我刚到农村时，我们知青住房隔壁住着一家社员，男的叫石昌明，女的叫洪远群。他们有四个孩子，老大叫石文俊，6岁；老二叫石文州，4岁；老三石文贤，2岁；老四石文霞，未满周岁。全家就靠石昌明一人出工挣工分养活。在我刚下乡没多久，石文霞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死在了家里。石昌明夫妇就将她草草葬在山坡下路边。此事对我触动很大，再加上看见社员们多有腰背痛，手脚痛的毛病没钱医治。于是萌发了学医的念头。我买来《新针疗法》、《濒湖脉学》、《四川中草药手册》、《温病条辨》的医书自学。学着用中草药给社员们医治伤风感冒。在劳动间歇放哨（休息）时，我掏出银针和酒精棉球给社员扎针，对风湿性关节炎还挺见效。于是，社员们又送我一个别称“吴医生”。
农村状况
七十年代的农村非常艰苦，农民天麻麻亮就起来忙着，到收工天已黑，还要做饭喂猪忙家务。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肩挑背磨，在贫瘠的土地上求生活，且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好还勉强够吃，遇上天灾歉收就得饿肚子。记得1975年的一天，大队书记石文玉对我说：“你不要嫌我们尽吃玉米，还勉强够吃，今年河南遭灾，听说还饿死了很多人”。我听了感到很吃惊。那时生产队全靠地里生产的粮食收入，副业收入仅为卖一点桐子。生产出来的粮食首先要完成上交国家统购粮的任务，余下的还要留种子、留储备粮，剩下的才按1:2:7比例分给社员。（即粪占1成，工分占2成，人口占7成），于是就出现了孩子多的人户分得的粮食还够吃，单身汉全劳力粮食还不够吃的现象。我因为食量不大，生产队分得粮食还勉强够吃。住在知青房前面的黄昌芬家，男的叫肖廷楷，在新民公社供销社工作，家里有4个孩子，属工干家属，因全靠黄昌芬一人挣工分，就为超支户，但只要将很少的超支钱交上，口粮分来就够吃，所以当时农村社员都非常羡慕这种工干家属超支户。当时即使是超支户也要多生育孩子。
社员出工是天刚亮就要出工，叫打早工，做到11、12点左右才吃早饭，吃了早饭很快又出工，要到下午3、4点钟才吃午饭，5点钟左右又出工，到天黑才收工，所以我经常饿得胃子痛，饿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我就得了“胃病”。
那时的生产队，是出工的人少，分粮食的人多。社员出工是大家站在地里邀伙伙羊，甚至出工不出力，因为是吃大锅饭，社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只要每天圈圈画圆（记上工分）。
在生产队我结交了几位好朋友。石东明，魁梧的身材，国字脸，是队里的全劳力，他担起100多斤的粪担上山是快步如飞，中途不歇气。他虽然是富农的子女，但在队上并没有受气。他很和气，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周佐治，是个癞痢头，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布帽子，他个子高大，也是队上的全劳力，他爱帮助人，我也和他合得来。后来，在我读雅安卫校时，听说石东明为他舅子家盖房子，从房顶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柱瘫痪了，不久就去世了。周佐治到外边去了一直不见人回来。还有毛尚文队长的儿子毛建军，他比我小一岁，我下乡时他在读新添中学，他写了一篇反特故事的小说，拿去荥经中学找我爸爸和彭树坚老师提修改意见，据我爸爸说，他是从各处抄摘来的，但这种写作精神也确实可嘉。他喜欢找我下象棋，我们在一起就经常切磋棋艺，当然，总是我比他赢棋的时间多。他虽然比我小一岁，但劳力比我强，能担粪担上山，所以挣的工分也是每天10分。改革开放后他经营花岗石发了点财，可惜在2009年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那时种庄稼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水是第一位，于是大兴水利，荥经县开展了修建百里堰的工程，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的百里堰最后只能供荥河电站发电。因为唐家大队在荥经河的对岸，不是受益生产队，县上就没有派工修百里堰，只是负责修通、管理青龙堰。在庄稼用肥上全部用的农家肥，几乎每户都有一个粪坑，上面修猪圈喂猪积肥料，因为肥料要占1
成的分配比例，所以生产队在出粪前，社员都要尽量往粪坑里加水，以增加担数，肥效降低是可想而知。每年夏天，农活做完时，队长就安排割草沤草粪。就是把满山的各种野草嫩枝（扁竹叶，麻柳叶，苦蒿是最好的）割回来，论斤评工分。青草倒入牛圈，任牛踩踏，发酵。第二年春耕时挖出来作为秧田的底肥。我也割过草，深知这活路累人。大概是1975年吧，荥经县掀起了挖泥炭做肥料的高潮。新建公社的紫路大队出泥炭，全县有好多生产队都派人去紫路大队挖泥炭，生产队也派我和三个社员去60里外的紫路大队挖泥炭。一到紫路大队，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人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真是壮观！所谓泥炭，就是将烂田的水放干，将表层的腐泥挖开，将下面的灰白色泥土挖出来。我们挖了7天，生产队出钱请大货车将挖出的泥炭运回县城，再出动全生产队的社员将泥炭背回生产队，倒在保管室的晒坝上堆起。据说要晒干碾成粉再施在地里。但是，还没有等晒干碾成粉，就又说泥炭根本无肥料作用。堆放在晒坝里的泥炭就任其日晒雨淋，完全没要。瞎指挥，劳民伤财。既浪费劳力又浪费财力。那年月，不知出了多少类似的笑话。
后来，又出现用氨水做肥料。人户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一般都建有氨水池，唐家大队地广人稀，经济又落后，修不起氨水池，生产队只好经常派人去县城买氨水。用粪桶担回来，用水稀释后浇庄稼。氨水要挥发，粪桶又没有盖子，肥效损失不说，担的人也非常遭罪。我也参加过几次担氨水。我挑的小桶只有60斤，挑着走7里路也十分够呛。不光双肩磨痛，还小心氨水荡出来会腐蚀脚，最难受的是氨水呛鼻的气味冲得人双眼流泪。再后来，才出现用碳铵，尿素等化肥，但很贵，而且是配给，不是想买就买得到。所以种庄稼大多数还是农家肥。那年月的炭灰，垃圾都是宝，都用来做了肥料。所以很少见到如今垃圾乱倒的现象。
那时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开田改土，将平地改成田，坡地改成平地，生产队花大量人力采石头砌坎子，有时还要用炸药炸开大石头，砌好坎子再将土翻转，活土翻了下去，死土翻到面上，原本能长庄稼的地就长不出庄稼了，真是劳民伤财。
那年月是抓阶级斗争的年代，生产队里只有石明玉是地主成分，石东明的妈是富农成分，但我没有看到队里开过一次批斗会。石明玉已50多岁，照样与社员一样出工，还担粪上山。石东明的妈妈已六、七十岁，就没有出工。社员们都憨厚老实，与人为善，只关心如何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来填饱肚子。那时为了顺应形势，做做面子，队长叫我办了板报专栏，就是将报纸贴在我住房的板壁上，其实根本没有人去看。有时在收工后分配粮食，如分配当天收获的豌豆、洋芋、红苕、玉米棒时，先要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就是叫我读报纸，什么批林批孔、批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政治的东西，大家都很陌生，也不想听。一次读到批孔老二的文章，一位社员就问我，孔老二是干什么的，怎么不批孔老大呢？我说只知道孔老二是春秋战国时的孔圣人，干什么的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孔老大。我见社员们劳累了一天，也不想听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趁机打起了瞌睡，我就跳着格读报，三两下就说读完了，队长就叫开始抓阄分东西，等到分完东西都已经半夜了。
那时生产队每年都有民工建勤的任务。有一年是在鱼鳅顶修荥石路（荥经—石滓公社）我也去参加了修路。只记得每天都是雨，成天都走在稀泥浆里，干脆就赤脚干活，挖下去的泥里蚯蚓有筷子粗，尺把长，就像小蛇一样，怪吓人的。那时修路根本没有现在的挖挖机、推土机，全靠人工用锄头、撮箕、抬笆将土挖来运走，一天下来全身是泥，浑身酸痛，一倒床上就再也不想起来。修路很辛苦，伙食也差，吃的是棱巴玉米馍馍加一碗青菜汤，晚上10多人同挤一个工棚，只觉得棚子四面通风，很冷。所幸时间不长，干了约20天，路修完了就回生产队了。
那时农村很穷，有的社员家连8分钱一斤的盐巴都吃不起，全靠喂几只鸡下蛋卖，买盐巴吃，买煤油点灯。但上街卖鸡蛋会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留地做好很了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缴东西）。所以只能偷偷地上街卖蛋，偷偷地做自留地，连自家茅坑里的粪也要偷着挑来浇自留地。我在队上也喂过3只母鸡，就是将小方桌的脚钉成鸡笼，然后将地脚的一块小石板取了作为鸡的出入口，喂鸡的目的就是捡点蛋来改善生活。有时回家，也把攒的鸡蛋背回家。有一次，我生病在县城住了10天，回到队上时，发现一床都拉满了鸡屎，也摆满了鸡蛋，害得我只有将被单、被盖全拆来洗了。
五次遇险
下乡后的第二年，我跟别人一起到麂子岗锤石头，就是将公路边山坡上的石头用钢钎撬下来，将其锤成2—4公分的小石头，用作铺公路。当时是住在雅安观化的农民家里，吃饭自己做，每天步行到麂子岗锤石头，干了大约20天没石头可锤了，养路段的马××给以比方、收方、付钱后，我们就赶顺道的货车回荥经县城。我们在麂子岗上坡处（货车上坡时开得慢）爬了飞车，快到荥经县城时偷偷下车，眼见其他几人都下车了，我是最后一个下车，但自己是第一次爬飞车没经验，在下车时被汽车的惯性带来摔了一个大马趴，幸好没摔住头部，也没有骨折，只是将腰、膝、肘部擦破了皮，回家后我不敢给父亲说是爬飞车摔的，而说是不小心在山坡上摔的，在家休养了一周才回到队上。回队后，我将挣的钱全部上交队上记了工分。那时我太老实，有的人就不交钱给队上，留着自己用，也不要工分。
记得是在1972年，我与社员们在小地名叫树林头的地方做活路，社员们回去吃早饭了，我利用收工吃早饭的时间爬上一棵桐子树掰干桠枝，准备拿回去烧火做早饭。树下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一不小心我从树上踩滑摔了下来，头部摔在沟底的石头上，就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间，直到社员们吃了早饭上工了，才发现我躺在水沟里，把我叫醒后送回了家。幸好水沟里没有水，如果有水埋没头部可能就没命了，过后头部着实痛了好几天。
那时生产队种的玉米生旋心虫特别凶，队长彭传富就派我用敌敌畏打虫，那时又无口罩戴，自己又不知道应站上风口，用普通喷雾器连着打了几天药后，一天中午我正在地里打药，突然昏倒在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就开始呕吐起来，是社员周佐治和毛建军轮流背着我走了7
里山路，将我送到县医院治疗，医生说是农药中毒，幸好送来及时。住了三天院才痊愈出院。
有一次，喷雾器喷不出药液了，晚上我拿着空的喷雾器想修理一下，刚将煤油灯挨近喷雾器桶口，只听“轰”的一声，白光一闪，只觉得脸部火烧火燎地疼痛，我一照镜子，眉毛都烧没了，满脸通红，尽是水泡，幸好未将眼睛烧瞎。因为这，我有半个月不敢回家，一直等到烧伤痊愈后才敢回家。原来敌敌畏是易燃品，是不能接近火源的。
有一次，我感冒得了化脓性扁桃体炎，发高烧，吃了两天APC后仍然不见好转，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自己走上街到县医院治疗。医生给我开了青霉素肌肉注射，是做了皮试的，但在作肌肉注射时，刚注射完就觉得心慌，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见我睡在病床上，父亲已在床前。原来我是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差点就没命了，是护士陈菊萍见我危急，又立即在我手臂上注射了副肾素抢救，过了10分钟我才苏醒过来。
修建知青房
国家拨给每个知青的230元安置费，是要求修建知青住房的，但是一直等到1974年4、5月份，建房木材指标才拨下来。拿到木材指标后，生产队派我到县城木材厂去买木料。第一次我看到木材不好没有买，第二次买了两米木料，社员们将木料用架架车拉回生产队，就开始动手修建知青房。有的做房架排列，有的改檩子，椽子，有的改木板来做门窗。毛尚品和毛尚云负责和土筑土砖。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知青房终于修建起来了。这是个三柱二的（三个排列，両进房，每进两间）瓦房，共四间房。墙壁是用土砖砌的，房顶盖的小青瓦，横梁上铺的是竹楼，可以堆放玉米苞苞，红苕，洋芋之类的粮食。地面是夯平了的土巴地，剩下的门和窗，队里就安排我自己做。我完成了2道落紧门、3道一般的木门、4扇窗子，窗子做好后，我钉上塑料薄膜，既挡风、又透光，就算完工了。
1974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搬进了新居，住了两间屋。仍然只有一间床，一个装粮食的平柜，一张小方桌。后来，自己做了两张条凳，一个装衣服的木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新房子刚完工不久，8月初成都川交一处又下放了两名女知青来。一个叫罗荣恩，一个叫孙润蓉，他们刚好住进另外的两间房子。罗荣恩劳动还可以，生活也能自理，孙润蓉就饭也做不来，劳动也不行。刚来几天就感冒发烧，还是我给她注射的青霉素才好的。后来，孙润蓉的母亲从成都来看望她们，一句感谢的话没有，还说怎么安排一个男生住在隔壁。对此话我很反感：心想这人说话怎么这样，男生又不吃人！何况你们来就享受现成的住房。她们下乡的时间不长，第二年两人都由川交一处招工回去了。
后来听人说，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将知青房卖给了社员个人。现在早已拆毁。
守火地
1974年，当知青已度过了四个年头。算得上老社员了。
那时，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普遍不够吃。小春接不到大春，大春接不到小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到处借粮食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队长就带领社员到远离队址约八里外的的独佛台山顶上砍火地种玉米和黄豆。
独佛台，位于荥经县城东方五里山顶的背面，海拔约1000米。从县城出发，要走两里平路，然后就是陡峭的山路。从山脚到山顶，足有五里路。从我们生产队去就是一直爬山，约8里路。我也参加了这次砍火地。就是将树木荆棘，杂草砍倒铺开晒干，然后放火烧掉（毁林开荒）。烧过的土地黢黑一片，疏松又肥沃。等地面冷了，就挖出窝子，播下玉米，黄豆。火地第一年是不需要施肥的。大队林场也在地里间种了杉树。
当玉米挂穗的时候，生产队派了一名叫彭传江的社员到火地守玉米，以防玉米被野兽偷吃。彭传江，一个50多岁、脚瘸、背驼又瘦小的男人，在生产队劳动劳力不行，守火地还可以。可是刚守不久，彭传江突然得重病死在火地的棚子里，一时间，没人敢去守火地了。生产队长动员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全劳力，都没有人愿意去，他们说：害怕死人的阴魂找到他们。后来，队长没法就找到我，并许诺按全劳力计工分。要知道，当时我体弱个子小，只算半劳力，干一天活路才挣6分，而一个全劳力一天挣10分！多么诱人的报酬！干！当时我年少胆大，又从来不相信迷信，觉得死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加上当时每天的政治宣传，坚信“只要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怕。”于是就答应了独自一人上独佛台守火地。我背上被盖卷，挎个黄书包，书包里装上几本书，带上锅碗，一杆砂抢和一把砍刀就向独佛台进发了。那样子还真像一个探险家呢！当时，我是从朱砂溪这边的山沟路从北面登独佛台的，路很窄，两边的杂草、荆棘丛生，几乎将路掩盖。一路上不时需要用砍刀辟开荆棘、茅草。经过半天的攀登，终于登上了独佛台。
放眼看独佛台的地形，三面环山像一把大靠背椅，方圆大约2华里。东边为高崖，崖下为青龙乡，荥经至雅安的公路从这里通过，站在崖边上往下看，可见公路上的汽车如蚂蚁般爬行；南边紧靠五里山顶；西边面对荥经县城，站在高处可一眼望到花滩坝大漩口；县城和两侧环绕的荥河、经河尽收眼底；北面即从珠砂溪爬上独佛台的缺口，一条小路顺着溪沟直达山脚的唐家3队、4队。整个地势犹如一个坐南向北的太师椅，三方高，中间一个大凹凼，四周山上尽是杂木林，生产队砍的火地就在这个大凹凼里，面积约有40亩，据说这里曾供过一尊佛，故名独佛台。我要住宿的“家”原来只是一个用几根木棒搭成架子，再盖上茅草的棚子，棚子内面积约有10平方米，潮湿的地面上已有几处长出蕈子和杂草，除了悬空绑了一张“床”和棚子中间有一个火坑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在棚子外不远处有一个水坑，这就是我每天饮用的“甘泉”。晚风吹来，火地周围的树林和玉米林发出悉悉嗦嗦的响声，虽然是夏天，但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紧贴着脊背，只觉得凉气透心。整座大山没有一户人家，更不见人迹，只有不时的鸟鸣和阵阵林涛声陪伴着我，再加上棚子里刚死过人，还真有点毛骨悚然。好在有杆砂枪给我壮胆，在夜间不时放上几枪，吓唬一下野兽，火坑里的火得一直燃着，不能让其熄灭，听老人们都说野兽怕火光，有火野兽就不敢来伤人。在大山上几十天不见人影，甚是寂寞，但有充足的时间看书，使我在这段时间里学了不少知识。看书乏了，吹吹笛子，放开喉咙唱唱歌，歌声在山间回荡，也甚感惬意。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煮几棒嫩玉米，烧几棵黄豆杆，挖几棵野菜就着吃。有一次我还居然用砂枪打了一只斑鸠，用它来烧土耳瓜，美美地吃了几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在火地守了一个多月，玉米成熟了，终于等来了生产队来收获玉米的人们。我也参加了收获玉米、黄豆，然后就离开独佛台，回到了生产队。
那一年，由于在独佛台守火地多挣了工分，全年挣了3047分，再加上当年生产队卖桐子、卖佛手柑增加了收入，每个劳动日值0.56元，因此进红102.20元，是我下乡以来进红最多的一年，这102.20元已经够满足的了。后来读雅安卫校毕业时，我用进的红钱买了一块110元的海狮牌手表，一直用了20多年也舍不得换。
当赤脚医生
新民公社曾经是血吸虫病疫区。1971－1973那几年，每年夏天新民公社都要开展血防粪检工作，记得当时在庙岗3队搞粪检，县血防站的医生有王洪均、刘大军、余有昌、周湘玉、王文国、朱朝富、王华碧等人，每天早上穿着长统靴从县城走到庙岗3队，到下午搞完粪检后又走回县城。大队书记石文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兰绍玉退休后接任了大队书记。他关心人，对我很好，他叫我负责收集每个生产队送的人粪，每天将这些用南瓜叶，桐子叶包的粪便背到庙岗3队，然后参加每天的血吸虫粪检（现在的青年们看到肯定嫌脏，那时，这是很轻松的活路）。医生们将每一份粪便编号，取一定数量的粪放在凹陷的铜纱里，铜纱下边是一个盛水的瓷缸，铜纱凹陷处有水，在铜纱上搅粪便，使细微的东西过滤下去，粪渣弃去。然后将缸里过滤了的粪水倒入三个孵化瓶（如果粪便里有血吸虫卵，在水温20摄氏度以上，虫卵就会孵化出毛蚴）。2小时后观察瓶颈部有无呈直线运动的毛蚴。如果有，医生们还会进一步复查。确定了，就会对病人进行治疗。每天检查完后，用来苏尔水浸泡瓷缸，孵化瓶，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洗完了，就可以收工走回县城，我也收工走回生产队。不管天晴下雨，每天如此。
血吸虫防治，粪检是一项辛苦且工作量巨大的任务。每年五月开始，检查时间又正逢农忙，人手不够。由于我查人的粪便有了经验，后来有一段时间，新民公社的兽医彭怀煜也将我抽去参加耕牛的血吸虫粪检。还对查处有血吸虫的耕牛喂药。就是将一节竹筒削成斜面，将药水装入竹筒，灌入牛的口中。我还跟彭怀煜跑遍了新民公社的每个生产队给猪打预防针。那时打的是猪瘟，猪丹毒，猪肺疫这三种预防针。打针要翻进猪圈，我也不怕脏，还学会了在圈外给猪打飞针。我这个“冒牌”赤脚医生，就既医人，又医猪。
1974年，大队书记石文玉安排我给各生产队的小孩打预防针，发小儿麻痹糖丸。由于自己之前自学了针灸和中草药书，大队就选我当上了正式的赤脚医生。这样我一边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边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挣点补助。1974年4月8日，公社派我去参加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为期43天，地点在安南寺。记得上课的老师有程明让，李银寿，罗秀珍，任跃先等医生。那时，合作医疗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兴起，并要求全国山河一片红，新民公社三个大队都要求成立合作医疗站。我学习结束后，大队没有马上成立合作医疗站，到75年11月份，才在大队管理区的一间房子里设立了大队医疗站。刚开始医疗站什么都没有，我就发挥自己会木工的特长，与人上山砍伐了树木，改成板子，晒干，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做出了药柜和药架。还做了5个挎着出诊的保健药箱。当时大队选派的赤脚医生是3人，唐家2队的刘先群，唐家4队的陶明建和6队的我。刘先群认识许多草药，我虚心向她学习，因此认识了不少草药。我们上山采集了不少草药，还自己开出一片空地，种了板蓝根，川芎等中药。当时坚持“一根针，一把草”的治疗方向，大队医疗站的医疗器械只有2具5毫升和1具50毫升的玻璃注射器，一把镊子，一个铝饭盒（煮针锅），和一包针灸针。药品只有一点APC,SM2、消炎粉，还有一点棉花，纱布，胶布，碘酒，酒精，就只能处理伤风感冒和小外伤，但社员们也很乐意到医疗站治病，每次治病只花5分钱。记得唐家5队（在6队上边的山顶上）有一位老太婆脚杆被开水烫伤后，有3×3公分面积皮破后感染了流黄水，不能行走，我用医疗站自制的“卫东一号”每隔一天到她家里去换药，硬是换一次药看到创口愈合一点，上了10次药后就基本痊愈了。唐家6队的毛尚品脸上长了一个汤圆般大的瘤子，我给他开刀割了，很快就好了。大队书记石文玉的亲戚住在大田坝，因患血吸虫病已肝硬化腹水，腹大如鼓，因无钱医治就在家里等死。石文玉叫我给她放腹水，我用粗针头行腹腔穿刺，给她放了几次腹水，但最后终因病情恶化死掉了。想起来那时的我真够胆大的。唐家4队的一个社员腿上长了一个汤圆大的大疮，红肿得厉害，还伴发了淋巴管炎，我用马齿苋、紫花地丁、见肿消3味草药，只敷了一次就明显消肿，敷了3次就痊愈了。我见社员们大多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买来桐油熬制了风湿膏药。正当自己雄心勃勃，要将医疗站发展壮大时，刘先群、陶明建二人嫌大队给的补助少，生产队又有意见，就各自回生产队了。后来，唐家7队又派了刘怀全来医疗站，我和他很合得来。他劳力比我好，也勤快，我们俩经常上山去挖草药。有一次，我俩在名叫“一把伞”的山上挖药迷了路，天黑了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只好在山上露宿。时值九月下旬，深秋的夜晚已经感到凉飕飕了。为了驱寒，我将头上的草帽拆了，一圈圈的点燃，烧着取暖。挨近天亮时，黎明前的寒气更重，草帽也烧完了，我和刘怀全就只好摸黑找路下山，有几次都摸到了悬崖边，幸好没有掉下去，最后终于摸出了山林，尽管浑身的衣裤被荆棘挂破，被露水湿透，双手满是挂伤，但总算平安回到了唐家7队，这时天才微微发亮。一回到刘怀全的家里，他的母亲感到很吃惊，问我们这一夜在哪里睡的，当她得知我们在山上过了一夜时，她说没有碰上野兽算是万幸的了。
由于大队缺少经费，无钱发补助，社员看病每次给的5分钱也不够买药品花销，后来7队又将刘怀全喊回生产队了。这样，唐家大队医疗站于1976年年底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当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无力再撑下去，只有惋惜地回到生产队。
离开农村
由于自己在农村表现好，1975年5月4日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员，终于使我长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阴影中得到一点慰藉。1976年2月，我出席了荥经县知识青年第二次先代会，但这次会议没有73年那次热闹，会议显得冷清、枯燥，还组织学习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到1976年，全公社与我同批下放的知青就只剩我一人了，我眼看着别的知青都当工人，或参军、或入学了，心里真不是滋味。难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没有教育好，要一辈子受教育吗？难道我就在农村干一辈子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但又找不到答案，就只有迷茫，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前途在哪里？我感到苦闷、彷徨。
有一段时间，我已对离开农村没有信心了，我就在知青房的背后挖了一个茅坑，准备搭建一个茅草房，修个猪圈养猪，当一个地道的农民。记得在1976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生产队保管室外的晾杆上扯豆把子下来打豆子，姐姐和她的小姑子跑来生产队，叫我赶快回家，一家人商量大事，我就和她们一起回到县城家里。爸爸和姐姐都说，马上大中专学校要招生了，今年你一定要争取，难道就安心在农村一辈子？我想到74年大中专学校招生时，我也报过名，但是大队不愿放我走，公社也没有推荐我，所以对这次招生也没有报多大希望。但是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积极争取。
1977年元月，开始了大中专院校的春季招生。那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手抓教育的措施。全公社有6个推荐名额。这次我写了申请交大队，请大队书记一定要推荐我，也交了申请到公社，请公社袁书记让我参加考试。这次招生要通过考试，我又没有上过初中，语文还可以，但数理化英语，我就一点也不会。
这时念过初中的姐姐就给我打气，叫我马上停止回生产队劳动，她教我一点。在家里，由姐姐教了我一点解方程式，英语的26个字母和化学元素符号等。你别说，姐姐教我的东西在考试时还真的用上了。
1977年元月2日，我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新民公社的小学校里进行。就只有2间教室，大约六、七十人参加考试。事后，据说我的成绩还算是全公社最好的。
在填写志愿书时，当时，我只知道雅安卫校和雅安师范校，对其它的学校一无所知。由于我一心想当医生，就填报了雅安卫校。
1977年元月18日，我到县上参加了体检和面试。是在县政府招待所内进行的。记得当时体检的医生有方联森、徐商玲、程明让、严康平、任耀先等。在面试的时候，那位雅安卫校负责招生的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读雅安卫校？我回答说“为了落实毛主席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所以要选择读雅安卫校。”当时我说的有一半是真心话，农村太缺医少药了。
1977年2月26日，我终于接到了梦寐以求的雅安卫校入学通知书，我是多么激动啊！从此我将走向人生新的起点。
1977年3月6日，我背着铺盖卷，提着网兜，还扛着一把锄头，只身出发去雅安卫校报到。想起7年前下乡也是同一天，也是我一个人，也是一样的装束，不禁心潮澎拜，感慨万千！告别了，唐家6队，我的第二故乡；告别了，曾经给我快乐与艰辛、希望与苦闷的地方；告别了，我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们。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新的生活。
后记
说心里话，我对唐家的乡亲们感情是深的，在那阶级斗争的残酷年代，在我最困难，苦闷，无助的年月，他们用朴实的感情平等待我，在生活上、劳动上热心帮助我。我做木匠，理发匠、赤脚医生，对他们有些微的帮助，他们永远都记得。参加工作后，我也多次回到唐家6队看望乡亲们，他们总是热情接待我。相隔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遇到那里的乡亲，双方都热情招呼，拉家常。
八，九十年代，我的妻子下乡工作走到唐家6队，乡亲们一听说是吴世可之妻，都热情至极，要请她吃饭，煮荷包蛋，她对我说很是感动。
10年前，唐家大队划归严道镇管，属于严道镇的一个村。2013年芦山“4.20”大地震后，地质勘探队说唐家大队的地质不稳，容易山体滑坡，要求全体村民搬迁。于是唐家6队的房子都被全部拆毁了，实际上唐家6队现在就不存在了。
在黄家坝，修起了六层的拆迁安置房，取名双汇苑，唐家的乡亲们就要搬进新村了。祝愿唐家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2015年7月30日于四川省荥经县新南街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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