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况鹰
在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城南，有一座西式风格的陵园，里面长眠着两位国际友人。一位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英国友人乔治·何克。他们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创始人。本文介绍英国友人乔治·何克短暂而壮丽的一生。
周游世界的英国青年
乔治·何克，1915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何克的姨妈穆里尔•莱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何克6岁起开始接受家庭教师辅导，10岁时曾随姐姐在瑞士一所国际学校寄读。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何克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攻读文学。期间曾任牛津大学橄榄球俱乐部秘书和校队队长。姨妈的和平主义思想、瑞士国际学校的民主气氛、牛津大学追求卓越及自由公开的精神对何克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夏何克大学毕业，恰好姨妈在准备进行一次与和平主义事业有关的环球旅行，何克的父母支持何克陪同姨妈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体验。于是何克告别了父母和故乡。在美国，为了节省经费，何克采用搭便车方法，独自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1937年11月，何克来到日本，通过参观合作社事业，他认为合作社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可发挥重要作用。此时的日本已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从小受和平主义影响的何克，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他迫切想了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1938年2月，何克只身一人来到中国上海。
采访中国抗战的西方记者
在上海，何克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心灵受到了极大地震惊。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的如此卑微：大批难民竟然在大街上吃饭、睡觉、生孩子、死去。不久，在姨妈帮助下，何克成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名通讯员。此时的中国，大部分人都在关心日军军事进攻，但何克更关心的是那些流落街头的中国难民，他决定留下来帮助中国人民。他给姨妈写信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中国。”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真相以后，何克决定去中国的临时首都武汉看看。
1938年3月，何克来到中国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住进了武汉美国圣公会的一所住所。当时，这里汇集了大批采访中国抗战的西方记者，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推荐下，何克认真拜读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帮助何克正确认识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史沫特莱还介绍何克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这份工作不仅使何克拥有了记者资格，而且给他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何克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西方记者，他发表在西方媒体的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38年6月，何克幸运地成为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西方记者。在延安，何克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成千上万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奔赴陕北。他发现延安没有特权，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十一人都住窑洞，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信心十足，士气高涨。延安的所见所闻深深地感染了何克，使他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中国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抗日力量。
1938年7月，何克回到汉口。为了真实地报道武汉大撤退的情况，何克甚至坐上一列送难民离开武汉的火车，并把在火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发表在西方媒体。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时，何克等最后十八名西方记者被日本人强行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回到上海后，日本人继续对他施加压力，1939年2月，何克离开上海到了日本。
1939年3月，何克悄悄离开日本，绕道朝鲜来到中国北京。在北京期间，他被美国美联社聘为特约记者。不久，何克启程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但不幸的是，在离开北京不太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里，何克患了伤寒病。他头痛欲裂，浑身颤抖，并连续高烧不止。幸运的是，一名教会医院的新西兰籍女护士凯瑟琳·霍尔救了何克。当时霍尔正从北京赶往河北邢台宋家庄的乡村诊所途中，正好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霍尔在华北等地传教行医时，在河北邢台山区一个叫宋家庄的小村庄设立了一间乡村诊所，为当地农民服务。抗战爆发以后，她经常利用便利条件，跨越日军防线帮助抗日游击队运送人员和药品等。并与白求恩大夫结为挚友，帮助白求恩医疗队从北京购买药品和器械等。霍尔把昏迷中的何克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走了整整4天。路上何克病情加重，因为担心他的生命，霍尔找到了何克身上的皮夹子，知道了他的身份。到了宋家庄以后，尽管没有必需的药物，霍尔还是采用各种办法，帮助何克治疗，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宋家庄是八路军的游击区，清晨，躺在床上养病的何克能听到当地民兵的集合哨和八路军的起床号。大病初愈后，他主动参加宋家庄抗日民众组织的各种活动，接触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他给农民的孩子教唱他从延安学来的抗战歌曲，跟着乡村教师学习中国话。在宋家庄，何克开始真正接触了中国农民，他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淳朴和力量。
一天，几位八路军官兵把何克接到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会见了他。在聂荣臻司令员安排下，何克走访了晋察冀边区主要辖地，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参加了边区政府召开的抗日救亡群众大会，与边区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期间，在八路军护送下，何克冒着危险迂回穿梭到达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接见。在边区近四个月的采访途中，何克经常用随身携带的英文打印机，把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写成报道，通过秘密交通线寄给美联社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
工合西北办事处的“洋秘书”
1938年6月，何克在武汉认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当时正在紧张筹备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中国工合运动）的艾黎热情邀请何克参加中国工合运动。中国工合运动是抗战爆发后，由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艾黎等国际友人与一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内地乡村工业的社会进步运动。它得到了国共两党和美英等国的大力支持，是当时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国工合运动在改善后方人民生活、增加军需民用产品供给以及争取美英等国支援等方面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历史贡献。1939年10月，何克到宝鸡投身于中国工合运动，并担任工合西北办事处宣传秘书。何克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他在给家人信中说：“这真是个好差事。既可以搞工业，又可以从事社会工作，两者结合得再好不过了，同时又有机会写作和旅行，可以大量接触中国真正的老百姓———善良的农民，还有那些最具备社会觉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国力极为悬殊的一场战争。如何争取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抵制，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以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为代表的国际友人是中国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际友人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真实报道中国全民抗战的顽强精神和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为争取西方大国朝野力量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何克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士》上发表“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中说：“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的苦干，如果你走过他的住处，就能听得踏踏踏……打字机跳动的声音。如果有什么请他译述的文件，你只要和他详细的说一遍，他就能很好的译述出来，对工作从来不倦怠，冷热寒暑，都一样的努力。”“为了汇集材料，他也到各工合据点视察。他很能吃苦，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能吃中国茶，能吃中国菜、中国饭，到了合作社，调查十分详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际报纸发表，所以他代工合的宣传，在国际间有很大的效用。” 何克虽然是个外国人，但他与工合中国同事同甘苦共患难，赢得了工合运动各方的普遍赞誉。1945年9月，《工业合作》发表文章评价何克说，“在他服务工合的六年内，晋、豫、陕、甘各地工合社差不多没有一个他没有视察过。无论是在严冬或盛夏，几乎每天骑着一辆脚踏车在各地跑。他和普通社员一样的吃小米饭、穿草鞋、睡地铺，真正和社员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他说一口流利陕西话，并且很会唱歌，所以最受工合社员与学生的欢迎与敬爱。他这种对事业始终一贯的热诚，对合作社实际情形的深切了解，那种与社员学生甘苦与共艰苦耐劳精神，就是在中国同工中也很少有，的确堪称工合模范战士。” 1944年，何克根据自己在中国北方采访见闻及在中国工合运动经历，写了一本纪实性报告文学《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在美国发表，第二年又在英国再版。这本书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肯定，一位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描述的是关于遭受饥饿和压迫，深受外敌入侵以及自己国家军队、征税人和典当商的折磨却依然坚韧、勤劳且充满创造力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何克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和敬意。他对这些人详细描述会让西方读者闻到中国一角的气息……”
外国“养父”和中国“养子”
何克在西北工合曾认识一名叫聂长林的同事。1940年底，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聂长林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决定他立即撤离。他突然离家以后，家中只剩下了身患重病的妻子及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撤离前夕，何克答应帮助聂长林关照他的家人。1941年5月，何克托人终于找到了聂长林家人，他立即把聂家老大老二送到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8月，何克得知聂的妻子病情严重危在旦夕时，又马上雇人用担架把她送往宝鸡工合医院进行抢救。并委托邻居照顾聂家老三老四。不久，聂的妻子因病去世。老三老四被送进了工合“战时儿童保育院”。一天，何克去保育院看望两个孩子时，看到保育院里生活条件极差，孩子们靠喝稀粥度日，而且都患有痢疾、疟疾和眼病等疫病。见此情景，何克毫不犹豫又把聂家老三老四带回双石铺，给他们洗澡换衣服，抹硫磺膏，医治身上的疥疮。就这样，四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终于团聚在双石铺的艾黎和何克窑洞里，从此他们有了外国“养父”和新家。1942年3月8日，何克在给父母信中说：“我现在收养了4个儿子……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只虱子，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我把它烧了。我给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两条新裤子。再一次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共只有3只跳蚤。骄傲的父亲在微笑。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1944年底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甘肃山丹途径兰州时，4岁的老四患了严重的百日咳。何克带着他四处求医，亲自护理，为他喂饭打针，守护身边寸步不离，终于渡过了危险期。1945年7月，何克因病不幸去世后。艾黎承担了继续照顾老三老四的重任。艾黎和何克不仅是这四个孩子的外国“养父”，也是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六十多名及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四百多名中国战灾难童和西北贫困农民孩子的外国“养父”。在中国人民遭遇灾难最严重的抗战年代，两位国际友人用他们的大爱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为这些异国他乡的穷苦孩子创造了温馨的大家庭氛围和吃饱穿暖和掌握技能学习文化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有力地鼓舞和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在人类慈善救济救灾史上也非常罕见，他们的大爱精神和扶贫济困善举应该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册。
没有结果的异国恋爱
在西北工合，何克经历了两段刻苦铭心的异国爱情。24岁时，何克认识了一个叫蒋赤霞的河南姑娘，她在一个宣传抗战的学生剧团编写剧本。何克非常喜欢她，甚至请人帮他代写过几份情书，但这场爱情仅仅存在了几个月。因为蒋赤霞生了一场病，在一个小手术中，由于北方乡村恶劣的卫生条件，使她不幸得了败血症。蒋赤霞去世后，何克经常回忆起她给他讲的中国故事。
25岁时，何克又恋爱了。这次他喜欢的是工合西北办事处妇女工作部一位叫任立之的湖南姑娘，她给何克的印象是长着“会说话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微笑”，个子小巧，很聪明。何克在给家人的信中表示他很喜欢小任。小任曾亲眼看到何克脱下自己的外衣包在一位被日机炸弹炸死的女教师身上，并亲自将她掩埋的过程，深受感动。多年以后，小任回忆何克就像风中的一片落叶一样飘进了她的心里。战争让两个异国男女青年走到了一起，但又让他们彻底分开了。小任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在他们恋爱一年多后，1940年底，小任要求到靠近抗日前线的工合晋东南事务所工作，虽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长期分开，但何克非常尊重小任的选择。他冒着危险护送小任穿越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区去新的岗位。1941年夏天，小任参加了工合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何克与小任一直保持通信联络直到他去世之前。艾黎记得，每次收到小任来信时，何克都“兴高采烈，一整天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中。”
中国工合培黎学校的奠基人
从1940年开始，中国工合组织陆续在陕西宝鸡、江西赣县、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河南洛阳、陕西双石铺、广东韶关、广东南雄等地创办了八所工合培黎学校。“创办培黎学校的目的是从合作社中招收年龄较小的徒工，教他们读书写字，学习技术原理和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使他们学成后成为合作社的技术骨干。”也就是说，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并不是从事正规教育的学校，而是中国工合的内部培训机构。之所以要用“培黎”的名字命名中国工合的培训机构，一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美国福特公司合作创办了一所培养高素质中国工业技术人才的半工半读性质的研究生院。他培养的学生以后被称为“培黎弟子”，其中大部分人跟随艾黎参加了中国工合运动，并担任重要领导工作。艾黎1928年就认识了当时正在上海创办工徒训练学校的约瑟夫·培黎，并非常赞赏他提倡的发展工业拯救中国的思想和通过半工半读实践培养技术人才的教育理念。二是当时中国工合运动非常缺乏资金，用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名字命名中国工合培训机构，显然更有利于在美国募集资金。
由于艾黎一贯坚持必须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给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公平分配海外募集资金的原因，1942年9月，国民党行政院免去了艾黎中国工合协会顾问职务。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打击，艾黎对抗战和中国工合运动的前途仍然满怀信心。他在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从此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在陕甘两省创办和发展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上。
由于战局影响和经费短缺等因素，到1941年底，各地的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先后停办，仅剩下一所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42年春天，艾黎和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推荐乔治·何克担任了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在双石铺培黎学校，何克充分发挥了他的杰出才华。他不仅彻底扭转了该校的被动局面，而且为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1945年后改名为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创办于1941年春，创办人是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和总工程师吴去非。因抗战形势艰难和经费短缺等原因，该校创办仅一年就更换了八任校长。到何克接手该校时，这里一片混乱。只剩下1名教师和15名学生。学校只有三间教室和两台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设备。没有明确的培训计划，没有学生宿舍，学生普遍吃不饱饭，倦怠冷漠，不少人身上还长着疥疮。
何克上任以后，把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八路军优良作风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培黎学校：他首先从改进学生生活入手，增加了学生宿舍，开辟了菜园，改善了伙食，统一了学生服装。其次，何克聘请了几位优秀青年教师，从各地合作社新招收了几批学生，还招收一些流亡的战灾难童，扩大了学校规模。第三，何克引进一批生产设备，建立了小工厂和实习场地。在嘉陵江上安装的水轮机昼夜不停转动，带动纺织组的纺纱机正常运转。组织难民进山烧砖烧石灰和伐木，扩建学校建筑。第四，他每天早上带领大家去河边跑步，夏天中午带领大家去河里游泳，同学们不仅身体健康得到改善，而且士气明显提高。第五，何克采取艾黎倡导的“亲情教育法”，像父母一样照顾同学们，为孩子们治病，花费时间倾听他们的不幸和困难。为他们缝补衣服，涂抹硫黄药膏，沐浴时给他们擦背。营造家庭气氛，引导孩子们以校为家，以工合为家。第六，针对学生来自东北和西北不同地域，容易产生矛盾的现实、他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鼓励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防止拉帮结派，逐渐使他们凝聚成一个团结集体。第七，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唱抗战歌曲和民歌。第八，成立伙食、墙报、体育、娱乐戏剧、劳务、图书读报等六个学生管理组，每周召开一次学生大会，讨论学校重大事项。通过这些措施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第九，制定学生用餐、就寝和纪律等方面的制度。在艾黎的大力支持下，何克通过艰苦奋斗，双石铺培黎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1942年9月，艾黎又与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张官廉夫人王贤琳等人共同创办了工合兰州培黎学校，“这所学校办的比较成功。”1943年，艾黎还与金陵大学合作，创办了中国工合成都培黎学校。
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甘肃山丹
正当艾黎和何克等人满怀信心争取双石铺培黎学校更大发展的时候，抗战工合运动和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面临的形势却日益严峻。一是1942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高潮，围绕着中国工合运动海外募集资金的分配，中国工合运动内部以孔祥熙为首的顽固势力和以艾黎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之间矛盾激化。艾黎被免去中国工合协会顾问，国民党双石铺地方当局也经常以种种借口百般刁难艾黎、何克及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二是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鄂湘战役），郑州洛阳相继失守，日军兵临豫晋陕三省交通要冲风陵渡，陕西潼关危在旦夕，陇海铁路终点宝鸡受到严重威胁，战火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师生的安全。三是1944年8月份以后，双石铺的国民党驻军强迫培黎学校16岁以上的男孩必须征兵入伍，一些年龄大的孩子为了躲避征兵不得不离开培黎学校。而且国民党军队打算征用双石铺培黎学校房子作为兵营。面对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面临的这些极端困难，艾黎和何克开始筹备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搬迁。
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究竟搬迁到什么地方最有利发展？艾黎和何克一时拿不定主意。艾黎到兰州征求老朋友张心一的意见。张心一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他不仅对甘肃情况非常熟悉，对工合事业也热情支持。他认为甘肃河西走廊山丹比较合适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发展。首先，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相对薄弱，政治干扰比较小，培黎学校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和技术培训。其次，这里有大量空房子，可供培黎学校使用。第三，山丹有生产煤炭、皮革、陶瓷的原料和基础，可以发展小型乡村工业。第四，这里可以利用祁连山雪水发展农牧业。1943年秋，艾黎陪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考察玉门敦煌时曾路过山丹，对这里印象深刻。他认为张心一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把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到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古城山丹去。
新的校址确定以后，艾黎和何克就着手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是艾黎亲赴兰州、山丹，与地方政府接洽搬迁事宜，并在山丹租赁了一座古庙和几间民房。二是把成都培黎学校的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双石铺。三是把双石铺培黎学校的设备和资产全部打包装箱准备运走。四是准备各种运输工具和御寒衣物。
搬迁工作从1944年11月开始，到1945年3月初结束。60多名全体师生、工人和重约15吨的设备及资产分成两批搬迁队伍，经过1200多公里艰苦跋涉，终于安全到达山丹。第一批搬迁队伍由艾黎负责。1944年12月初，33名师生和工人以及一些重量较轻的设备乘2辆汽车离开双石铺到兰州与艾黎汇合。1944年12月21日，艾黎和师生及工人乘坐四辆汽车从兰州出发，于12月25日到达山丹。第二批搬迁队伍由何克负责。搬迁队伍由30多名师生、工人， 1辆卡车、5辆马车和20多部自制的手推车组成，于1944年12月底离开双石铺。当时正是当地2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一路上寒冷无比。孩子们跟在马车后面步行，并轮换着坐马车休息一下。队伍在崎岖不平到处都是冰雪的盘旋山路上整整走了五天，才艰难地走完了一段57公里的盘旋山路。途中有两辆马车翻车，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搬迁队伍于1945年春节前到达兰州，经休整准备后，于1945年2月底乘坐七辆破旧汽车浩浩荡荡离开兰州，于3月5日到达山丹。整个搬迁工作得到了中国工合兰州事务所和中国工合兰州培黎学校的大力支持。
“我的一切交于培校”
何克到达山丹后，马上投入到繁重的重建培黎学校工作中。艾黎则东奔西跑，争取中国工合协会同意搬迁及改名等事宜。
7月9日，艾黎回到山丹，一下车就感受山丹培黎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何克“把学校处理的更加井井有序。这样显著的进步很使我惊异。学生们的精神很好，技术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学校，我们所努力企求的那样的学校。”但艾黎同时也担心何克的健康。因为他“看到乔治的大脚趾肿了，露出在他那双太小的草鞋上。据他说是砸了一下，脚趾甲下面起了泡。”
7月15日，艾黎在日记中写到：“乔治到西大街来一次，说他的脚有点酸痛，因为房里没有碘酒，他用热肥皂水洗了一下，抹上硼酸膏包扎起来。……他正在忙着进行运动会，各处布置一切。宴请地方绅士酬谢他们帮忙，和排解许多人事问题。他看着比往常要疲倦得多。”
7月20日，学生邀请艾黎带领他们出外旅行三天，艾黎不放心，决定“还是回去照顾乔治，因为他的病势不佳。”师生们出发不久，何克开始出现抽搐，艾黎马上派人请来山丹卫生院两名大夫，他们确定何克得了破伤风。艾黎马上给工合兰州事务所和玉门油矿发电报打电话寻找血清。还安排了四名学生范文海、樊国强、孙必栋和任重远昼夜轮流看护何克（笔者曾采访过其中两人）。艾黎在这天的日记中写到：“在停止抽搐期间，他神志清楚地谈着关于培校的事情，对于这些那些表示关心。……他说话很困难，但他总想说话。他不愿意让学生们知道他病的很重，希望他们继续他们的实习工作。”趁着抽搐停止的时间，“乔治要一张纸，虽然他不能很好的站起来，由我们扶着他，他写下：’我的一切交于培校，由艾黎经管。（签名）乔治·何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他说他要努力和病魔奋斗，一定要挣扎下去。”
这天，艾黎看到何克“痉挛的更加厉害了，牙咬的更紧，每一次抽搐都显得极大痛苦。”心急万分，他又派专车去武威教会医院请徐上达大夫。7月21日上午，徐大夫赶到山丹并担任何克主治大夫，但是他也没有治疗破伤风的血清。下午，何克“情形又好了一些，痉挛的时间缩短一些，一切看起来很有希望。”兰州也来电报说，张官廉主任带着两位医生及血清已从兰州出发赶往山丹。
7月22日上午，何克病情突然加重。“十二点以后，一阵长时间的痉挛，足有一个钟头。隔了很短的功夫又接着一阵剧烈的痉挛。水喝进的很少，不停地咽气。实行人工呼吸，仍再也不能使他转过气来。”就这样，年仅30岁的何克不幸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山丹长眠了。艾黎强忍悲痛，一面“打电报给成都、兰州、重庆，报告噩耗。”一面“组织学生们通宵挖掘坟墓，木匠们连夜赶造棺材。”
7月23日上午十时，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为何克举行殡葬仪式。这天，山丹“风清日丽，祁连山巅覆盖皑皑白雪，景象至为雄伟。墓前有一湾清澈的溪流从白杨丛潺潺流过。坟墓建筑得很好，墓穴四周砌着砖石。”“在学生们将他抬入棺内之前，我们先将一条工合军毯放在下面，随后又在他身上覆上一条培校自制的毛毯。学生们赶做了一面校旗，旗上签着每个人的名字，上面写’亲爱的老师’等等。棺材上面也覆上一面校旗，四周镶上黑边。十六位学生抬着沉重的棺材，二十个学生举着两长幅盖在棺柩的白布，地方各界领袖在后面恭送，其余的学生们遂跟在最后。到了墓地，举行仪式时间并不很长，因我们怕大家过于悲痛了。唱培校校歌，全体向死者三鞠躬。随着柩上加覆木板，接着学生们往上面抛土，在砖墙之内堆成墓堆。”殡葬刚刚完毕，张官廉带着兰州两名大夫匆匆赶到山丹。他为失去何克这样优秀的英国青年痛心疾首。
7月24日，外出旅游回到学校的孩子们听到噩耗，纷纷赶到何克墓前焚烧纸钱行礼。有一位学生询问，“英格兰是那一个方向，他要向乔治的父母鞠躬遥致敬意。”
7月25五日，培黎学校和当地政府为何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中央摆放着培黎学校学生绘制的何克大幅遗像，遗像前燃香设酒和供品。周围摆放着培黎学校师生和山丹各界送的花圈。山丹县政府主要官员和许多民众前来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艾黎、山丹县长庞衍绪、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学生代表范文海等人分别宣读悼词和讲话，并代表何克家属向大家表示谢意。“官廉将乔治一生的意义和服务的精神说的很透彻。他是一个新时代的人，能够在他的工作中得到快乐。”
何克去世25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七年抗战艰苦岁月的何克，却没能亲眼看见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名流千古
1945年7月，艾黎和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师生为何克修建了一座墓地。墓地前树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何克的简写英文名字“GAH”和“1915—1945”。以后每年的7月22日，培黎学校的师生都在这里举行纪念何克的活动。
1945年9月，艾黎在《工业合作》上发表了他在何克患病至逝世期间写的日记——“何克先生病逝经过”，艾黎的这篇日记是记述何克患病及去世经过最准确最珍贵的史料，其全文可以在2020年笔者编注出版的《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1941——1951）史料汇编》中查阅。
1984年，为纪念长眠在山丹的乔治·何克，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山丹县城南门外恢复重建了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何克陵园。新的何克墓碑顶部加刻了中国工合运动的三角形标志，下面刻着何克生前最喜欢的一段诗句：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
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
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
这段诗选自一战时期英国著名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写的《深入战场》。
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艾黎为纪念何克写的一部专著：《从牛津到山丹》。艾黎在写给该书译者的信中说：“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可作为关于他的一生的介绍。”
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何克命名的奖学金。
1988年4月，按照艾黎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山丹何克陵园，山丹何克陵园从此改名为山丹艾黎与何克陵园。陵园正面大理石照壁上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大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这里现在是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享誉国内外的丝绸之路人文景点。
2008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研究乔治·何克生平的人物传记。这部何克传记的英文原名叫《Ocean Devil: The Life and legend of George Hogg》，翻译成中文就是《洋鬼子：乔治·何克的生平与传奇》。传记作者詹姆斯·迈克梅纳斯是英国资深记者，1984年，他在上海工作时偶然得知了何克的事迹，他经过多年搜集和整理史料，终于写成了这部何克传记。笔者认为，这部何克传记是至今为止研究乔治·何克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遗憾的是，可能是为了提高图书的销售量，出版社在出版这部何克传记时，传记书名采用了即将放映的一部同一题材的电影的片名——《黄石的孩子》。
2008年4月，由德、澳、中三国联合拍摄的电影《黄石的孩子》正式公映。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带着六十多个性格迥异，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孩子，沿着古丝绸之路历尽千辛跋涉，逃避战火……，最终他们来到了一个远离战火叫山丹的地方，并在这里安定了下来。后来，何克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电影的真实历史与湖北黄石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发生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因为英文“Shuangshi”与“Huangshi”发音极易混淆，所以《黄石的孩子》应是《双石的孩子》之误。尽管电影中的何克与真实历史中的何克“误差”很大。但不可否认，这部电影是一部包含着英雄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苦难、爱情、救赎和奉献等文化元素的好莱坞大片。通过这部电影的发行和媒体传播，何克这个人物感动了无数中国百姓，也提高了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的知名度。
2013年7月22日是何克逝世68周年纪念日。来自何克中学母校—英国圣乔治中学的数十名师生，来到位于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山丹的艾黎与何克陵园，缅怀他们的老校友何克。这是何克去世以后，他的校友第一次在这个日子前来悼念。多年来，英国圣乔治学校师生在何克精神的感召下，开展各种促进英中友好的活动，通过举办“中国日”活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艺术等活动，激发了学生们了解认识中国的热情；通过举办“何克周”活动，把何克的亲属从芬兰、美国、中国请到学校里相聚，与同学和老师们面对面交流，增进了感情。
2015年，陕西凤县拨款修复了凤县双石铺的艾黎和何克窑洞，并正式对外开放。双石铺的艾黎和何克窑洞是中国工合运动和中国工合双石铺—山丹培黎学校至今保存完好的唯一一座不可移动文物（工合山丹培黎学校所有建筑全部毁于1954年2月地震），其历史价值十分珍贵。
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欢迎晚宴的致辞中说：“一位中文名字叫做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乔治·何克是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两个二战盟国合作的见证人，他永远活在中英两国人民心中！他和路易·艾黎一样，是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典范，他们在中国历史最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扶贫济困帮助中国战灾难童和贫困农民孩子、改变边远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崇高事业，将永远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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