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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省成立军管会
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出通知，由省长周兴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尽管如此，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的工作实际上几乎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而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当时援越抗美的前哨，全省有25种少数民族，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云南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云南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迅速控制住云南省正在日益混乱的局势。
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于1967年3月5日，当天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前边的检阅台召开近20万人的庆祝成立大会。省军管会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为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少将、军区副政委张子明少将、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少将、丁荣昌少将等为副主任。地方干部赵健民，薛滔等也参加军管会工作。赵健民分管工业和交通，薛滔分管农业。
省军管会成立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23日特急电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文件。文件指出：文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攻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文件还做出几项决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其它违反此文件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的夺权斗争。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反路线斗争的教育。
文件最后要求“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同时，省军管会还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第一条里有道：“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五条说：“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按照以上文件精神，省军管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昆明以及在整个云南，在这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中，究竟哪些是左派组织，哪些是右派组织或反革命组织呢？如果分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支持谁反对谁呢？
为此，省军管会当务之急是组织精悍的人力首先对昆明地区的群众组织作摸底调查，同时也布置各地驻军对当地的群众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查。其调查的主要内容有：群众组织的政治态度；人员构成状况；是否有走资派在背后操纵；该组织成立的时间和所从事过的主要活动等等。
初步调查的结果使军管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特别强，所做出的过火行动比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较差，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则干脆就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后转变过来的；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中年以上的偏多。
在形成以上倾向性观点的基础上，省军管会组织力量重点审查了八派所属的昆明机床厂“11.8”战斗兵团、昆明黑林铺汽车修理厂的“11.30”战斗兵团、省建筑公司的“1.26”兵团以及省砖瓦厂的八派组织等共17个群众组织，并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至于各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则无须调查就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
当时的省军管会自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内部也形成有派别。早就与陈康等人有隙的鲁瑞林一伙，迅速将省军管会内对以上认定的情况捅给八派。八派上层经与鲁瑞林的秘书等人策划后，认为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陈康还不妥——于上于下都难以通过，先砍去他的一只左膀或右臂再说。于是在省军管会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间内，一份洋洋万言的批判省军管会副主任丁荣昌的大字报就贴到昆明市区的各主要街道。这份大字报的题目是《请丁将军下马》。大字报列数了丁荣昌的家庭出身、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参加革命后的种种“劣迹”。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字报揭露丁在我驻某国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丧失国格人格去逛妓院的丑事。这篇化名为“八.二三缚鲲鹏战斗队”写的大字报，能够详细引用我军高级干部的绝密档案材料，显然不是出自等闲之辈。该大字报的结尾是：丁将军，该下马了！
《请丁将军下马》的大字报问世后不久，丁将军果然下马了！丁荣昌迫不得已引咎辞职，从此离开云南政治生活的舞台，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省军管会内部有派别，而且其分岐逐渐公开化，这在当时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北京2月份有了个“二月逆流”问题，即2月26日，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一班老帅在中央政治局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大闹。当时谭震林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为什么不保陈丕显？陈丕显要是反革命，砍我的脑袋！什么群众路线？今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形而上学”。这次会上，老帅们对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对延安整风，对文革以来的种种做法都提出怀疑或否定，对1966年《红旗》第13期社论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对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通知，对中共中央文革等都作了激烈的批评。老帅们的意见，必然对全国特别是全国各地的军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二是3月8日，北京农业口和部分高校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反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揭批谭震林领导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业口”的口号。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逆流大会。周恩来、陈柏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这些情况，也必然对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造反派造成影响。三是云南的紧邻贵州对云南的影响。当时的贵州省革委主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再含少将，过去与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有积怨，文革给他带来可以发泄的机会。他经常以“西南的春雷”的导演者身份来影响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炮派。他不断向炮派提供攻击李成芳的炮弹，这种给群众组织提供李成芳材料的“串连会”，我参加听过一次。会议的地点在当时的红卫楼一楼西南角的一间教室里，讲的是抗战时李成芳在山西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决死队是一个曾经投靠过阎锡山的机会主义组织，（实际情况是当年中共派薄一波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搞统战，成立“抗日牺牲同盟会”，下设武装力量“抗日决死纵队”，后来中共“二野”大军的班底几乎都出自于此。）还通报说，李成芳生活不检点，曾染过梅毒。参加过这种决死队的还有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等人。在“串连会”上抛出这种材料的是炮派“作战部”的头头们。他们都显出挺神秘的样子，言必称“再含同志说”，真不知他们和李再含何以亲密如此。我所参加的这次“串连会”，时间是3月17日，也正是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的日子。该批示指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与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按照当时的逻辑，薄一波是当年山西决死队的头头，他自已叛变了，他下边的也好不了。张子明、胡荣贵已被点了名，以后的矛头就该对准李成芳了。果然，“串连会”后不几天，昆明市的主要街道上就出现许多批判李成芳的大字报。
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省军管会的态度变化也特别快。省军管会原先内定八派所属的15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还没过几天，突然又宣布这些组织是左派组织。这样一来，八、炮两大派都有气。八派认为军管会一成立就想镇压造反派，想拿八派的组织开刀，这一下是不得不转变立场，这样就可以把旧帐一笔勾销么？不能！炮派则认为军管会是不负责任地乱表态，把反革命组织也算到左派一边来了。炮派口头上当然讲得比较策略，不会这么明白直露。这样，已经开始分裂中的两大派居然又可以临时联合起来采取一次统一行动：3月22日夜晚，两大派一同封闭了实行军管后的《云南日报》，揪斗了报社总编辑薛波和军代表(也是《国防战士报》（昆明军区机关报）主编)的王传安。封闭后的《云南日报》由造反派主办，每天只出两版，即只出原先的一、四版，一、四版刊发的是新华社要求各地统一编排的栏目和新闻，而属于地方版的二、三版便停刊了。（在此之前两派也曾为地方版上出过对某派有利或有害的文章而扯皮过）（薛波系文革开始后省委把报社主编李孟北定性为“三家村分店”黑邦后新派到报社的总编。）
封闭军管的《云南日报》，这是云南造反派对省军管会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冲击，是对省军管会权威的一次挑战。从此以后，云南省军管会的威信和地位，就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终结。
二、造反派裂痕的扩大和干部的分化
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这就使云南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省委、省人委这种高层次上开展，而只能在省属厅局一级中进行。于是，某派的力量在哪些厅局内占上风，就形成由那一派在这些厅局夺权和掌权的既成事实：八派掌握的主要有冶金厅、教育厅、省委办公厅、昆明铁路局（辖贵阳分局）……炮派掌握的有交通厅、粮食厅、公安厅、省地质局……
“夺权”的结果给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带来许多原先做梦也想不到的各种利益：进出可以乘小轿车，亲戚朋友可以因一人得道而一荣俱荣，各种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实惠可以源源而来。这一切又加倍刺激起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权力、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野心；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视为自己能获取更多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更加不择手段要搞垮对方。
1967年2月下旬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成立革委会时发表的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无不向造反派提供一个重要信息：要有效地夺权，必须联合革命的领导干部。
为此，云南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很快分别成立审查老干部的各种调查组，通过内查外调，弄清“老当”们（对各级当权派的狎称）哪些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革命干部，哪些是应予坚决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内查外调工作，规模甚大，耗资甚巨。有时为落实某人的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件事，甚至不惜三番五次派出调查组跑遍全国各地。但最终要团结和争取谁、要打击谁，其实往往并不根据所调查的结果，而只是把所谓的调查结果用来作为说服本派群众统一思想，并作为攻击对立派所保护的干部的“炮弹”罢了。各派在考虑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主要是根据本派的利益需要。
比如说，八派开始时也打算支持赵健民为“革命干部”，但赵健民因为被黄兆琪曾指挥造反派给他戴高帽游街、肚子里一直憋着气，不愿意与八派合作。于是八派变支持为打倒之，转而支持省长周兴去了。而此时的周兴还被造反派冷落在一边，有如热锅上的蚂蚁般惶惶不可终日，一见有八派愿意表示支持，当然一拍即合，联为一体。
为八派所支持的干部主要有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薛滔、郭超，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野战军陆军第13军军长吴效闵、政委陈泽民、野战军陆军第14军军长梁中玉和政委王玉昆等人。
为炮派所支持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王银山、朱家壁、熊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昆明军区参谋长王非等。
此外，还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没有敢轻意发难的，如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副司令员徐懋功少将、参谋长崔建功少将等人；也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攻击的，如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孙雨亭、刘明辉等人。（后来高、刘二人的观点倾向于炮派）。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中上层干部也在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由老干部李清祥发起，以农业厅长张振军、商业厅长侯良辅、轻工厅长林亮等为头，成立了有数百名全省中上层干部参加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其办公地点设在翠湖宾馆，许多参加该站的干部也长期食宿于此。该站依附于炮派，进而成为炮派的“黑高参”（八派语）。另外也有旗鼓相当的一批中上层干部加入八派组织，这批人以薛滔、郭超为头，行动尤为诡秘，故而世人对其知之甚少。
诚然，干部的这种分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也起作用。这种干部的分化，刚开始时许多活动是暗中进行的，阵线不很分明，甚至有的干部在一段时间内脚踏两只船，既参加这一方的活动，也参加另一方的活动。4月26日夜晚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4月26日晚上，炮派为显示自己的力量，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有近10万人号称有20万人参加的批判“走资派”周兴、赵健民的群众大会。为防止临时找不到周、赵二人，云大的造反派一早就把周、赵二人抓到云大红卫楼看守起来。当共宣的红卫兵把周兴带来时，恰逢我和同班的苗君、黄君在楼口聊天。那几位红卫兵把周兴带到楼口的小会客室后，让我和苗君、黄君替他们看守几个小时。他们声称为找周兴，已经一夜没合眼，累得要死了。我们横竖没事干，何况看守的是大名鼎鼎的原省长，挺新鲜的差事，我们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们觉得，和周兴这种“老走”（当时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又一简称）没什么可讲的，于是虽然同坐在一间面积不过7、8平方米的原先是云大校党委的小会客室中，却都只顾自己闲聊，没有搭理周兴。周兴则神情萎靡，低头不语，不知他在想什么心事。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由苗、黄二位先去吃饭，并捎带我和周兴的饭来。当我们问周兴能吃多大点饭时，他表示不想吃饭了，他的牙痛。待苗、黄走后，我细细地看了看周兴，与1964年7月我们见到他时，果然衰老多了。当时我们在滇池边的海埂沙滩见到他时，正值他去游泳。大概是经常游泳的缘故吧，他的皮肤黑里透红，一身强健的肌肉，体现出他的意志和力量。他一直往滇池里边游去，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都有些替他耽心，毕竟是我们的省长啊。还是眼尖的同学说：远处不是有两只橡皮舟么，那里边有省体工队的游泳好手，有他们保驾哩！和当时他在滇池游泳时相比，间隔还不到两年，他的容貌和神态仿佛衰老了10多岁。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复杂，既有对他所遭遇的同情，又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是呵，他当时来去以小车代步，水中有强手保驾，到滇池击水自然是欢愉无比！而我们这些穷学生，从云大到海埂，需要步行往返20余公里，在水里不可能有多少力量去搏击了。而如果当天返校晚了，过了开饭时间，那么这天的晚餐就没有着落了。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平等地、甚至我还能“从精神上比他高出一头”地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只要我想提什么问题，他就得老老实实地作出回答，至少是得装成老老实实的模样作出回答，令人何等快乐啊。真是世事难测，两年之前，谁会想到也有今日？
待苗君黄君回来时，已经替我捎来大米饭，也给周兴捎来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条。周兴边吃面条边说：“谢谢红卫兵小将，谢谢你们的关心！”苗君挺严肃地回答说：对这点区区小事你不必连连称谢。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触及你的灵魂，而并不想伤害你的身体。周兴连连点头称是，那模样显得挺为滑稽。
中饭后不久，我们看守周兴的差事被其它红卫兵接手，我和苗君等人便看大字报去了。
4月26日晚上，炮派在检阅台召开批判周兴、赵健民大会后，接着举行火炬游行。所谓火炬，有少部分由木柴扎成，更多的是用一截细钢筋头上扎一束棉纱，用棉纱不断地浸透机油来燃烧。（事后据八派的批判材料称，这天晚上耗费的机油和棉纱在10吨以上）我们云大的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
八派事先已经得知炮派要召开这次大会的消息，并作出冲击大会的部署，只是发现炮派所布置的保护会场的工人纠察队防守较为严密而未能在大会中间下手。而当炮派的火炬游行开始，游行队伍拉得过长，而纠察队也放松了戒备，只顾在最前边开路时，人人手举火炬呈火龙般的炮派队伍突然被八派拦腰截断，一顿拳脚和棍棒、铁尺，把炮派队伍冲击得一塌糊涂，哭爹喊娘，呼兄唤弟。此时的我们散漫惯了，大会结束后没有参加游行，只是跟在队伍后边看热闹，看到发生冲突后就赶快返回学校了。但我们毕竟对当时的事态不能不管，所以回到学校后不停地向后面返校的同学打听街上的情况，听说斗殴还在进行中。于是我和苗君等人忍不住又到街上去看事态发展。为防止被打，我们摘下云大造反派的红袖章作为旁观者到了青年路。此时已是4月27日凌晨2点多，游行队伍已经散去，街上到处洒有黑糊糊的机油、燃烧后的木柴、棉纱以及遗弃的鞋袜和撕碎了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焦糊味……那情景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多看。最令人气愤的是，这里那里，还有一群群手执木棍、铁尺的八派“武士”，在殴打被抓住的被称是态度不好的炮派工人。这些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炮派工人，口口声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慨，俨然是在捍卫人世间最可宝贵的革命真理，不由使我等肃然起敬。
这天晚上，炮派被打伤送医院的约200人以上。事后，炮派要求省军管会严惩八派的打人凶手，而八派则指责炮派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同流合污的“大杂烩”，是对走资派“假批判、真包庇”的黑会。火炬游行被骂成是“鬼火游行”，八派的漫画把炮派的火炬游行丑化成面目可憎的手执黑扫帚的群魔乱舞！
这就是震惊云南全省，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昆明4.26事件。
通过4.26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炮派就打倒谁和保护谁的“干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抉择，否则不会如此批斗赵健民。
4.26事件后，原先一大批骑墙于中间，一派也不得罪、一派也不亲近的干部们，渐渐加快向两派靠拢和分化的进程：向某派靠拢，即可得到某派的保护、总比讨两边打要好！也有个别干部，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形势的变化，只有一死了之。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在昆明西郊岷山坡上用手枪自杀之前两天，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曾到刘林元的官邸和他作过一次长谈。他的官邸在青云街半坡西侧的一个小院里，楼上是副省长刘披云的住所，楼下是刘林元的住所。我们边谈边作记录，着重了解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位态度和善、生活简朴的干部，剃有和尚般的光头，穿一件如农民衣着般的对襟白褂。他的夫人徐克是昆明师院的党委副书记，为我们沏茶后也静静地坐在一边听。
我们谈话的目的十分明确，我们受炮派的派遣，第一步想弄清他的历史，然后希望他和炮派联起手来共同进行文革。他的态度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领导干部不能介入群众组织，在中央有新文件之前，他将坚持这样做。我们还想多谈谈，但突然闯进的两位不速之客使我们不便再谈，只有起身告辞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八派昆工的学生，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以当时我们和刘林元交谈的印象，他的精神状态满不错的，何以两天后突然自杀了呢？我总怀疑是否与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有关？但这个疑问只有一直埋在心底，因为我多了一层顾虑是，如果我说出这一情节，万一有人倒打一耙，说他的自杀其实与我们有关，那不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么！但我内心也一直很不安，老是责备自己可能也在不经意间给他增加了压力。现在讲出来，算是对他的在天之灵和对他的家人作一忏悔吧。
刘林元死后，省军管会成立一个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组，对刘是他杀还是自杀的问题开展了历时数月的调查。我班的张君作为云大的代表进入调查组，得以配备了一辆供工作用的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同班的许多同学，包括我本人在内，原先都没有条件接触自行车，现在大家都凭借这辆车学会了骑自行车。只是我付出的代价要大一些，因为能骑车的机会有限，总想快一些学会，加之骑车在下坡后急转弯时没有经验、没有握紧刹车而重重地摔了一跤，弄得手肘关节跌破流血，疼痛了好几天。
刘林元专案组最后的调查结论：刘林元是自杀，而调查工作也因两派武斗的升级而有头无尾地告终。
三、“5.29”事件
“4.26”事件后，云南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明显上升。其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派各组织了若干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由大巴车改装而成）每天夜晚在昆明市中心近日公园、工人文化宫以及塘子巷、小西门等昆明市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开展辩论。特别在近日公园附近，两派的宣传车还未驶到，喷水池周围、百货大楼、民族商店、华侨商店门口及三市街口以及正义路口、南屏街口，早已有成千上万的听众在等候。这种辩论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大摆本派造反的光荣历史和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事实”，揭露对方这也错了，那也错了，只有悬崖勒马才是唯一出路。这种辩论，需要能言善辩、随机应变的口才，也需要口齿清楚、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和失误紧追不舍，又能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每天晚上前来倾听这种辩论的人，仅近日公园一处，往往在数千人以上。其中有大中学生、国家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有的甚至从老远的郊区专程赶来。这众多的听众一边听一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进行分析和判断。听到对自己胃口的地方时，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喝采、叫好。听到不对胃口的地方时会跺脚漫骂、喝倒彩。看到对方突然回答不上来的窘态，甚至会手舞足蹈起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两派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大声辩论，而听众们则因观点不同而分成若干群体也在进行辩论的热闹场面。
二是加紧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加紧争取干部、加强对专县和基层的渗透。在那些只有一派的地方或单位，如果这里的群众组织已属于对方所有，则千方百计挖墙脚尽可能使之改弦更张归属自己，这是上策。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则务必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之，扶持起一个新的对立面来归属于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有这么一些地方和单位，原先有的已经和八派（或炮派）挂了勾，如今又与之脱勾，转而和另一派挂勾；也有的地方和单位原先是清一色×派的，突然间又分化出另一个派别的群众组织来。往往搞得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三是两派的头头和群众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干出许多增加对立情绪的事件。两派的广播和大字报中不时传来“告急，告急，十万火急”以及“严重抗议”一类的东西。这里那里，不是这派打了那派，就是那派打了这派，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
这段时间，由于云南两大派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付另一派身上，所以对全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只是花很少的力量去应付，以显示自己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已。比如5月1日，毛泽东、林彪来到群众中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同欢庆节日，林彪为5.1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两派就比赛着用大红纸到处张贴鼓吹林副统帅的题词“最集中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的大标语。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消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两派则争先恐后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153号文件指出：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批准的，要求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尽管如此，但云南两大派批判《修养》的大字报屈指可数。5月17日，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公开发表，5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文章指出，这是毛泽东近几年经常说的。然而云南的两派，只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文革的必要性与另一派行为的危险性联系起来，许多言论就十分牵强附会甚至滑稽可笑。
对于两派群众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加深对立情绪的行为，我本人在场的情况只有过一次。那是4.26事件后还没过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昆工学生想抄近路，从大街回来时像许多昆工学生往常那样，从云大的大门进来，再从云大的后门出去后穿过三家巷即可回到昆工。这样走比绕大街要省事得多。这天当他走到云大的篮球场时，被人认出是昆工的学生，于是一伙工人（当时云大住有一部分被八派扫地出门因而流落到云大来食宿的炮派工人）一踊而上，就去撕打这个昆工学生。说他在4.26时必定是殴打炮派的凶手，此时的他必定是要到云大刺探情报的特务。尽管他声称4.26时他一直在学校里，并没有外出过。此时的他仅仅是为抄近道才穿过云大……但谁肯听他辩解，登时就打得他口鼻流血，眼镜也摔掉在地上。我和同班的闻君，开初只想看看热闹，以稍解4.26以来憋在心中的一口闷气。但看看也觉不忍，就劝住了工人，说由我们把他带走审查吧，否则把人打伤还是件麻烦事哩。
我们在人们的骂骂咧咧声中把他带走。走出几步后，他才说眼镜丢了，我又回头去把眼镜给他拾来，幸好还没有弄坏。往后我们并没有对他作任何审查，我们甚至也不耐烦听他再三重复的辩白。只是对他说，八派一手挑起的4.26事件实在把炮派的工人给害苦了，他们有点过火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头脑聪明的昆工学生，在这种气氛下是不应该再穿过云大走近道了。当时正值开中饭时间，我们个人多掏一张票给他打来一份饭吃，饭后才让他回去。为了怕在校内又出岔子，由我把他送出后门。（事隔一个多月后，两派之间的气氛一度缓合了些，我也乘机到昆工去探访一位中学时的老同学。当我登上昆工的某幢第4层学生宿舍楼后，我要找的人没找到，却在过道里遇上当初在云大被打过的这位昆工学生。他扶扶眼镜认真地看了看我，当弄清我访友未遇后，要邀约我到他的宿舍中喝水。还说我可以写下字条由他转交给我的朋友，我婉言谢绝后匆匆走了。我想，真是山不转路转，幸好我当时解了他的围。如若当时随大流瞎起哄，如今在这里遇上他，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后话。
5月20日，我和同班的苗君，被分派到昆明市北郊的云南重机厂当联络员，负责联络云南重机厂以及相邻的昆明机床厂、云南锻压机床厂（当时改名为东方红锻压机床厂）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当时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分派到市区、郊区的各部门、各单位去，还有一部分人被派到全省各地州县。
名为联络员，其实没有多少事情可干。因为我和苗君乃无名之辈，这些大型企业的群众组织该和炮派挂勾的，早已和炮派挂了勾，他们可以直接和云大的头头联系，又何必让我们在中间再插上一手。我和苗君倒也乐得清闲，每天饭后就到附近著名的黑龙潭公园去闲逛和聊天。苗君个子矮小，一张张娃娃脸上随时漾满笑意。苗君虽然不抽烟，但笑起来就会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苗君在班上学习成绩平平，但对社会活动却十分热心，仅举一件事即可说明：他每月至少要为同班以及其它班的近70多个男同学义务理发。这该占用他的几多时间哟！他已经是班上仅有的5名党员之一，原先思想是何等地正统。批判资反路线以来，由于向来性格随和，他变成了与造反派挺合得来的人，因而老造反派们也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心理比较平衡，因为过去我们都当过保守派，现在又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老造反派的领导，共同语言就比较多。而不像某些同学与老造反派们相处时感到思想总有些别扭和压抑，也不像与王君等人在一块时，听他们标榜始终坚持的是革命路线而使人生厌。
当年高岗的秘书韩天石在云南重机厂任党委副书记，他是高饶案发后被贬到云南来的。我和苗君都很想目睹此公的尊容，无事爱在他独居的小院门前徘徊，但始终没能看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没有露过面。那道小门一直紧闭着，简直让人以为那小院本来就未曾住人似的。据厂里的工人讲，韩某在运动初期被稍稍冲击过一下，以后再没人去碰他，因为他已是一只“死老虎”。
5月28日晚上，昆明部队卫生学校的“联指”文艺宣传队到昆明机床厂演出节目。昆明部队卫校是一所中专级的军医学校。其学员分为两派，一派称“联指”被八派称为“联耻”，与炮派挂勾；另一派称“红总”被炮派称为“红肿”，与八派挂勾。晚会在机床厂的广场上进行，广场上事先已由昆明机床厂的炮派组织5·1战斗兵团摆好一排排供观众坐的木凳，周围厂矿单位的人们都纷纷赶来观看。因为当时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枯燥，能看上一场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真不容易。我和苗君也一早就赶去占个好位置坐下。
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革命造反歌舞，一大群身着军装、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在台上浑身是劲地唱呀跳呀，最后几句台词是：
要革命的就站过来，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
唱到最后一句时，演员们挥拳踢脚，大有要将不革命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架式！
此后的几个节目，无非是歌颂毛泽东、歌颂中共和文革之类。几千人都在台下静悄悄地观看，每演完一个节目，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当演出“火炬舞”时就出问题了。演出这个节目时，整个会场上的灯光一下子熄了，参加演出这个节目的男女演员们每人手执一个头上蒙有红布的手电筒，随着演员们的舞蹈动作，黑暗中只见一束束红光飞舞闪烁，却也别有情趣。高音喇叭中传来了画外音：
……1927年毛主席在井岗山上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革命的火炬燃遍全国，燃向世界！帝修反和保皇小丑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突然间有人吹了个响亮的口哨，上百名昆明机床厂的八派工人冲上舞台，有的抢过话筒大吼：4.26大杂烩,冲击它,就是对！我们不能容忍舞台上群魔乱舞、鬼火乱舞！有的把舞台灯光一下子全部打开，更多的人则去抢演员的手电，而演员们大有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气概，执着地坚持着演出，直到被打翻在地为止。
机床厂的八派组织名称是“11.8”战斗兵团，因为他们于1966年11月8日从地处昆明市北郊的厂部步行10多公里进城造反，为纪念那不平凡的日子而取名。他们把“火炬舞”与4.26的火炬游行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演出是为“4.26大杂烩”翻案，于是就大打出手。
昆明机床厂的炮派之所以称为“5.1”战斗兵团，是因为他们中间劳动模范、老工人、老党员居多，这样的取名含有体现他们崇尚劳动之意。（但由于多次被“11·8”战斗兵团一冲就散、一打就跑而被称为“乌鸦”兵团）。这一次是5·1兵团邀请联指来演出的。作为东道主，眼看客人被打，他们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也有许多人冲到台上，和八派的人混战、扭打起来。台下的两派也或扭打、或漫骂、或辩论、或东奔西走地联络情况，整个广场乱成一锅粥。哭声、骂声、惨叫声、呼爹唤娘、呼儿唤女声……嘈杂得没法形容。
（上图为苗君在此期间拍的照片）
我和苗君紧紧拉着手往广场外边溜，我俩心中都明白，在这种环境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是我们。因为我俩是孤单的外来者，目标比较大。36计，走为上。我们悄悄蹓回云南重机厂我们的住处——该厂技工学校宿舍楼蒙头大睡。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整夜的人声、汽车声、高音喇叭声……把人撩得心痒痒地想去看个究竟，但终究没敢去，就这样眼睁睁地熬到天亮。
天刚亮，我和苗君再到昆明机床厂广场时，沿路两边停满省军管会执勤部队的大卡车，执勤部队已经把局面控制住。军医校“联指”派受伤的20余人和两派受伤群众已被送往昆明部队总医院即陆军第43医院。我和苗君商量，在两派如此对立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呆在此地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俩决定步行返回学校。
我们赶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我们才进入云大的后门，就遇上我班的两位女同学。一见面，她们的泪水就扑簌簌地往下掉，哽哽噎噎地向我们诉说道：当天（即5月29日）上午，炮派为声援头天晚上在机床厂被殴打的军卫校“联指”战友，以云大学生为主的几百名炮派群众来到位于昆明北教场的军卫校礼堂召开声援大会。这个大会才开了半个多小时，又遭到军卫校“红总”和昆工近千人的冲击和殴打，登时“俘虏”炮派200余人，包括我班的李君等10余个同学在内。这些同学一路上被拳打脚踢押到昆工8号楼（昆工教学大楼之一）。现在这些同学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她们也去参加了“声援会”，是在混乱中逃出来的。她们要我们赶快组织人去救援被俘的人们。我和苗君不由得摩拳擦掌，决心一定要救出战友来。
云大的炮派头头方向东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用麦克风对聚集在那里的同学们做工作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大家先克制住自己。同时他还向大家通报说，作为一种反击，炮派也已经“俘虏”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候树勋作为人质。
迫于省军管会的干预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昆工不得不分期分批释放“俘虏”。两三天后，昆工宣布已全部放完。作为回应，炮派也释放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侯树勋。
据李君等许多同学事后回忆说，他们被押进昆工大门后，早已等候在道路两旁的昆工学生们不断地对他们挥拳踢脚、吐口水和谩骂，使人痛苦不堪。来到8号楼前，被依次登记姓名、单位、家庭出身、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名称、在群众组织内担任何种职务、到军卫校的目的等。以后又是车轮战术的连天连夜的个别审问。对被俘的头头们的审问格外认真详细：炮派的组织情况，对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的看法，所在组织内的各项工作计划，以至各个头目在炮派中的地位和作用、性格和特点等无所不问。以后的许多事实证明，八派的谋算比炮派要深远得多，这一次不过是初现端倪而已。
四、炮派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
“5.29、5.30”惨案发生后，炮派认定，如果不是得到昆明军区(当时的昆明军区属全国八大军区之一，辖云南、贵州两个省军区和陆军第13、14两个野战军)政委李成芳等一帮人的支持，八派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炮派的会场和游行队伍，挑起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就全国看，自“二月逆流”批判老帅们之后，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出批示，将镇压青海造反派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隔离审察。决定指出：“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5月3日，首都三军革命派在林彪、叶群的支持下揪斗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这种背景下，炮派在云南提出3个口号，一是“坚决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是“坚决揪出云南的赵永夫式人物”，三是“揭开云南军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矛头所向，直指李成芳等人。
6月2日，炮派决定到昆明军区找李成芳，要求李成芳主持正义，严惩打人凶手。李成芳避而不见炮派群众，只是让陈康出面让炮派先各自回原单位再说。炮派怎肯罢休，于是一万多名炮派群众，围住昆明军区大门外的金碧路和军区大门对面的国防路等两条马路，静坐示威以示抗议。这次静坐一共坚持了7天。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从始至终参与了这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
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坐完一个白天，又坐一个晚上，如此夜以继日地静坐着。每天由参加静坐的单位送两餐饭来吃。想到众多的战友们受伤而住院，想到还有不少战友下落不明，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悲愤。6月初的昆明，天气说变就变，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冷风骤起，大雨倾盆。上万人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水泥地上，渴了、饿了、病了都不在乎，那情景让看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古语道：哀兵必胜！果然有道理，至少也是哀兵不可欺吧。在炮派静坐的这7天内，平时猖獗的八派没有敢来冲击和滋事，只是偶尔有八派的宣传车在远处用高音喇叭咒骂炮派围坐昆明军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结果还被炮派群众上前将其喇叭给砸了，这些天如果有八派来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炮派有两辆宣传车始终停在军区大门前，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着要李成芳出来与群众见面、回答问题。马路中心放有桌椅和话筒，供5.28、5.29挨打受伤的人员进行血泪控拆。
因为挨打受伤的人确实多，所以被安排来控诉的人也挺多。而其中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一位年近50岁的军人。他先自我介绍是昆明部队某医院的军医。他泣不成声地控诉说，他亲眼看到八派“暴徒们”如何把抓到的炮派“俘虏”们“挖掉眼珠、掏出心肝，如何把死尸送到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化场，另有一些尸体则被捆上大石投进滇池，许多可亲可爱的炮派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给毁尸灭迹了……”他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在下面一边听一边流泪。夜深了，宣传车上播放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歌曲情调悲凉，大家齐声跟着哼唱，内心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了解此时此刻炮派的困难处境呵！
从这次静坐示威以后，这支抒情情调悲凉凄婉的“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其中有道：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时想你照路程。跟着你，大反特反向前闯，闯下武装工农干革命。井岗山，你带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展漫天红。啊，红军是你亲手创，战略是你亲手订，革命战士想念你，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旋律婉约深情，带着淡淡的忧伤，一唱就把人的心思意念带进去，如泣如诉，似哀似怨，绵绵不绝。于是此后就成为炮派的派歌。与八派以歌唱麦贤德（是文革前大陆与台湾在海战中受重伤仍坚持战斗的英雄）的“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那情调激越热情、进行曲节奏明快的派歌相比，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在场的人们悲愤到了极点！我们身边有几位本来是来看热闹的解放军战士，得知我们是云大的学生后，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昆明军区通讯兵110部队的战士。他们那里有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如果炮派要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可以提供最好的通讯条件。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并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静坐示威现场的指挥部。
就在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控诉后的第二天中午，炮派堵截到一辆往跑马山火葬场方向驶去的中型吉普车。车上载有3具尸体：两具年轻男尸和一具中年女尸，驾驶员乘混乱中蹓走了。炮派推测可能这3具尸体是八派要送去火化以销毁罪证的炮派战友尸体，就把这辆车弄到省军管会的办公大院（原省委办公机构）要求省军管会查清情况。三具死尸面色呈菜绿，已经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当时正值炎夏，让人闻了直想呕吐。难为军管会门前站岗的那两位解放军战士，他们始终一动不动地坚守在岗位上。鉴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治安机构的瘫涣，省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查清这辆车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可能弄明死者是什么人以及是怎么死去的。于是这辆车就这么一直摆在省军管会的大院里，直到几天后尸体流出臭水来，炮派才不得不同意省军管会让人把车子给弄走。
6月6日晚，昆明军区大院内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静坐示威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喇叭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布的“六六通令”。强调要维护文革秩序，其中有一句是“不得冲击军事指挥机关，已经冲击了的要迅速退出”。昆明军区的意图很明白，是想借“六六通令”压炮派撤消静坐示威活动。而这种重复广播的结果，确实使炮派群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形成一种思想压力。炮派常委们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持静坐下去，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
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6月8日晚上11点多钟，李成芳由医护人员陪同，在挂着输液瓶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来和静坐示威的炮派群众见面。据军医在麦克风里对大家讲，此时李成芳正患病，血压很高，只能和大家讲几分钟的话，输液不能停下来。我们全都认为，这是李成芳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他就根本没病，但他伪装出病恹恹的样子，就可以稍一露面即撤回军区大院内。如果炮派敢于揪住他不放或者敢动他一根毫毛，从道义上就站不住脚了。后来与昆明军区内部传出的可靠消息印证，情况的确如此。
于是，10000多名炮派群众静静地听他讲话。他讲的大意是：关于5.28、5.29事件，省军管会将组成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昆明军区负有边防重任，又是援越抗美前哨，现在中共中央已有“六六通令”，希望大家迅速返回各自单位，维护文革正常秩序和军区的正常工作开展。
一位炮派女广播员通过高音喇叭厉声喝问：请李成芳表态，炮派广大群众激于义愤，围坐昆明军区门前要求解决问题的做法是不是革命行动？
李成芳吭哧吭哧地不愿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只是一再表态说大家的心情和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炮派的群众怎肯就此放过。李成芳万般无奈，只有明确表态是革命行动，然后，由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回军区大院去了。
有了李成芳的表态，已经处于骑虎之势的炮派总算找到下台的台阶。6月9日中午，炮派指挥部宣布此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胜利结束，各炮派组织可以有秩序地撤回单位。这样，我们才算喘过气来，回到离开已经一周的学校。
6月中旬的一天，李君派我到春城饭店二楼小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按时前往了。去了才知道这是“5.29”事件调查组的成立会。调查组长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担任。此次会议由他主持，小组成员由两派各出3人组成。调查组办公室设在春城饭店的两个房间里。为便于调查工作，将配备给调查组一辆小汽车，调查组成员每天将给予伙食补助费。
在这次会议上，初步讨论了调查组成员应遵守的纪律和工作制度，以及大体的工作计划和应重点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等。会议结束时，鲁瑞林再次和到会人员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善始善终搞好这项工作。
返回学校后，我考虑到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一是开初我是保守派，与李君他们这些老造反派之间，终究有一层隔膜，难以为此项工作经常在太小的范围内与他们频繁接触共事。而参加调查组后，为代表本派利益，这将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我不善言词，在这种由两个尖锐对立派别共同组成的小范围的调查组中工作，以后势必不断展开唇枪舌战，如果因为我的舌头笨拙而让本派兄弟姐妹的冤屈得不到申雪，我还有何面目再见大家的面；三是从内心讲，对炮派内的事情我也不愿陷得太深，能当个普通的红卫兵足矣！
我返校后即向李君汇报了当天参加调查组会议情况，并讲明我不能胜任此种角色的理由，此时李君已是炮派内颇有影响的人物。聪明过人的李君，微笑着听我讲完后，挺客气地表示：当时派我去开会之前，即已认真分析过我的情况，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宜的。是让我作为炮派内“共宣”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参与的。既然如今我坚决不愿意参与此项工作，他将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将和其它共宣常委商量让谁接替我去的问题。希望今后对共宣的工作有何看法与建议，尽管率直提出，不必有顾虑。他们忙于纷繁的事务，难免对一些事会考虑不周道，接着他诉说了工作中的许多麻烦和苦恼。
这次谈话，是自文革使我们从政治上分手后我和李君之间第一次较为坦诚的谈话，使我和李君之间的距离感缩小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今生今世，我们之间要恢复到文革前那种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友谊是绝对不可能了。物质的东西失去了还可以再挣回来，友谊一旦失去就难以寻觅，对此我很清楚。
以后，李君委派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另一个同学代替我。那位同学到调查组呆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补助到一小笔钱外，几乎没有能干出点什么。最后这一调查组因为两派之间越来越矛盾对立而无法继续存在，只有由鲁瑞林宣布“暂时停止工作”，实际是宣布解散了。
事后我曾问过接替我参加调查组的那位同学，也曾问过李君，5.29、5.30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们回答都说：据他们所知其实并没有死过人，受伤的确实不少。至于当时下落不明的，甚至以为是被打死了的，实际情况是乘乱中跑回老家躲起来，以后又陆续露面了。
这就使我很是奇怪，当初静坐昆明军区时，那位自称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军医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也曾将这类问题问过李君等炮派头头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弄不清楚，因为当时的情况太乱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到现在为止始终未能解开的一个谜！以至我甚至怀疑这“老军医”其实是境外派遣来的一名特务吧！只有那类角色才能干出那种无中生有而煽动性极大的勾当来。所以后来划线站队时指责炮派在文革中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反军乱军计划时，我内心也不得不半信半疑，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后话。
上图：1976年初作者在云南跃进机械厂子弟学校任校长时带领师生到清水海郊游时的留影。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