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秋
六，人生的转折——原来是“假右派”
1972年鞍钢把矿山交给吉林省之后，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张立业（原省长秘书）和第二次进驻的支左部队宋政委，首先落实矿山文革时期出现的618事件，并为每个挨整的人一一查实罗列的“罪行”。梁承鑫档案中有58年7月8日批斗会实况，有8月11日矿五人小组向通化地委上报的材料，还有通化地委8月23日的批复及退回来的材料，在批复中写到“缺乏可定右派的言论。”要求单位补报材料。张立业非常清楚反右文件中的规定，所以怀疑梁是没有批的假“右派”。
张书记和宋政委在处理梁的问题时很谨慎，那个年月要给“右派”平反，毕竟是非常敏感的事，闹不好就可能有人闹事。他们派了两批人马，到通化地委、浑江市委、鞍钢查档案，档案中只有梁承鑫摘帽的记录，没有带帽的记录。地委、鞍钢的右派名录中也没有梁的名字。也就是说梁是没“户口”的假右派。他们心里有了底。
此后，张书记先透露出一点信息，听听反应，大家的反应基本上都是“人家不是右派，就应给人家平反。”唯一一个不同意的是宋长青，他坚持：凡是定的案，即使是冤假错案也不能平反！他一直在官位上，所以是最大的阻力。张立业书记没低估这种势力，宋长青不但反对平反，还大放厥词，说张立业右倾。他说：“有上报的表格和资料，就是右派。”张书记问他，档案里还有梁承鑫在校时的入党申请，是否他也算共产党员？宋长青张口结舌，无以回答。看来这个打惯了人的左棍没法得逞。于是，1973年春节前夕组织找梁承鑫正式谈话。
这次谈话在党委办公室，参加的人有4、5位，除张书记和宋政委，还有浑江市委统战部的领导。
张书记说：“经过我们一年的调查，本着对党、也对梁承鑫负责的精神，向你宣布，你的右派分子问题是不存在的，你不是右派，你从来没有戴‘右派’帽子，你61年摘的帽子是在没有基础材料，只按你的表现摘的，这次也将取消。你现在就是干部队伍里的一员，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久违了的称呼）。但是，你也不要记恨，打狼伤了羊也会时有发生，你还要继续不断的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继续前进。现在全国没有给右派平反的先例，你的情况将在开大会时宣布调查结果，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至于工资、档案材料目前还处理不了，待请示后再定。”
以前也听到一写片言只语，说梁承鑫的“右派”可能会摘掉，可是这次谈话对梁震动之大依然是让人措手不及。梁承鑫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像处理梁承鑫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冒着好大风险的。1973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呀！后来梁被的调到新的工作地点（板石沟铁矿）。安排到技术科，任技术负责人（即现在的副总工程师），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工资直到15年才后才提升到反右前的水平。
雾霾终会散尽，天空定会放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也许不会太遥远，大家期待着这样的日子尽快到来。
这种经历，今天看来好像是笑话，但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刘风信这类人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根红苗壮的革命者，他们是打砸抢，烧杀斗骗的主力，他们斗地主、抢土地、抢银行、抢资源、抢工商业、抢女人……带着革命的红帽子无所不为，现在又转给了第二代，我就不相信，这样破坏法治、道德、文化的事层出不穷，就能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
大栗子沟的文化革命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刘宝山、刘桂林、王洪喜等人每人都是这样的心狠手辣的人，他们的恶行写不完，也没必要再写，从这件事就会想到当时社会的黑暗。
他们的罪行罄南山之竹，书怀无尽;决东海之波，流恨难量。只刘风信一人所为，即可窥全豹之斑。
他们为了羞辱这些人的人格，停止了仅有的每月5斤细粮（三斤大米、二斤面粉）的供应，时间长达近3年半之久，梁承鑫也是其中之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虽然恶人们有主子保护，但老天知道，有“天谴”，有“天爆”。笔者没做详细调查，仅凭众人记忆，略述如下：
赵凤贵——反右领导成员、组织部长，脑出血死亡，时年30多岁。
杨振亚——反右领导成员、机关总支书记，被肃反定“历史反革命”，后自杀身亡。
宋宜德——反右领导成员、保卫股长，死因不明，死年30多岁。
刘文春——机械技术员、凶手，死于车祸，两车错车时将头挤碎而亡。
时玉祥——车间主任、凶手，肠癌出血死去，死时不足50岁。
汪继有——文革头头，原来办公室秘书，和老婆一样患精神病死亡，死时不到40岁。
王培森——文革头头，原教育科科长，打到“四人帮”后，刚看完社论，突发脑出血，五天后死亡。
王国安——文革干将，保卫科长，“六·一八”案件主谋，保外就医时，性病溃烂死亡，死时40岁左右。
奚 伟——文革头头，原宣传部长，革委会主任，被定“三种人”后忧郁而死。
还有一些基层打手，有的在打渔时死于江中，有的上山砍柴被木柴穿心死亡，特别是刘风信，生下的儿子没肛门，用老百姓的话说，“坏吧，叫你养孩子没屁眼儿。”（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没核实）
还有几个未死的人，仍想抱着他祖爷爷的大腿挣扎，他祖爷爷也在抑郁中于1976年死去了，但这位中国的暴君虽死去四十年了，阴魂不散，还在污染着这神圣的土地。
小小的水珠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滴水珠也可以看到整个太阳，窥豹一斑。这里所记载的事实是毛暴政在基层的缩影，它是毛反人类罪的一个小小的水珠。他治国27年，国事蜩螗，民生维艰，整个国家成了人间地狱，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毫无人权。这27年，对中国文化、道德的破坏，恐怕再过百年也难以恢复，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民众都希望和谐、和睦，要和谐只能从化解仇恨开始，平息仇恨的第一步，就是要道歉，要赔偿，不解决这两个问题，社会永远不会安定。人们是不愿意传承仇恨的。原谅别人远比指责、谩骂别人更有力量，但是，原谅不是廉价的！人世间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在中国确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是酷吏，本能的执行主子的指示，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认罪书上按下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快感，一种满足。他们为他们的成功举杯畅饮，弹冠相庆。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嗜血的本性，不管他有多高的官阶，什么伟大“领袖”、英明“导师”，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原谅！
2014年9月5日第一稿 9月8日修改
2014年10月13日结稿
2014年11月15日续写 2014年11月21日修改
2018年8月24日4稿
当事者补记
回忆结束了，在当事人复检时，总感到文字上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为此，本人想再絮叨几句。
我受到的非人待遇，造成的心灵创伤，使我无法接受，但对比起死去的或还没死去的难友，我所受之苦还是较轻的。不像夹边沟的兄弟姐妹们，起码我还没被饿死，周围也没发生过饿死右派的惨剧，后来还遇到一位有良知的领导干部，我算幸运的。
但是，我开始时的反抗，和王英生等人的较量，必然是失败者，这是和时代、体制分不开。
整个过程让后来者看，都感到陌生，认为荒诞，稍有常识的人就会问：“你讲什么了？”好像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受害者的责任，真叫人哭笑不得！
那些人，包括杨振亚和后来的宋长青之流的狰狞面目、丑恶灵魂，暗藏的狼子野心，我挖掘得不够，这是我文字水平不高造成的。揭露毛的凶狠恶毒也没写几笔，更是遗憾。关于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不少人写过大量文章，揭露了不少问题，这里就从简了。这样做，会使后来者看这篇回忆录时，缺少必要的史料。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的为《人民日报》写的《事情正在变化》是打击知识分子的号角，那时他还把这些人叫作“右翼”，卖身投靠的何香凝在6月1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建议称他们为“右派”，被毛采纳后，就用了“反右派斗争”这一政治术语。作恶还真有人帮忙。（可参阅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
毛存于心中几十年的积怨，源于两个方面:一，他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受到的“歧视”，李大钊月薪140大洋。陈独秀月薪300大洋。胡适月薪200大洋，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大洋，而毛只有8块大洋,使他心灵扭曲，也因等级差别又受到教授们的冷遇，（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的谈话中有记载，这是他的自我感觉），所以，对知识分子记恨了一辈子，最后升级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二，他清楚知识分子是懂历史的，1936年以后篡改的历史肯定会被追究，先封口就能平安，没人敢再说什么。
打着回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旗号，施放内心的“不平之气”，发泄见不得人的个人怨恨。他得志以后制定的各个时期的政策和发动的多次运动，都没离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这条纲。现在回去看看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发言，都是1948年新华日报上毛泽东曾经的许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这些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些御用学者把“反右派斗争”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整个运动是毛伟人内心世界的暴露。把它政治化，就成了阶级斗争。
1956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全国财富收归国有以后，清理知识分子的时机到了，又有大兵做后盾。就忘乎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了，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他宰割。我这小鱼就被串上了老先生的砧板。
有的朋友问我，大栗子为什么把你“选出来”了？王英生是怎样策划的?
其实，我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策划的，策划的人本来就不多，知道的人前后都去世了，活着的王英生在80年代又和我一起工作，我问过他，怎么就把我打成右派了？王英生知道我1972年的处理经过，也知道是耻辱，也许是良心发现，不愿开口。于是，视左右而言他：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吧，你今后会一天比一天好。还有的人把整人当成一生的光荣，大力宣扬自己的“革命”成果，哪能告诉我他们见不得人的秘密。后来，我在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一点，不足为信。
回顾往事，我怎么这么倒霉，一个主持整我的人，反右时领导人之一的杨振亚，竟然是历史反革命。再一个在“文革”中审我“6·18”作案的，竟然是真正的作案人——现行反革命齐家文。关键时刻我遇见这么多小人，这大约就是我的命！
其实整我是有原因的，我这里做简单归纳：
1，我有“原罪”。其中有两项，一是我出身商人家庭，在毛的阶级分析中是消灭的对象，二是我读过书，在毛一类人的眼中属于“知识分子”范畴。
2，与我的同学有关系。班里党支部书记黄玉珩、团支部书张振东，在1955年毕业前奉旨整人，配合“反胡风”运动。一个政委指示他们，要在班上找出7、8个“胡风分子”，让整个班级震一震。我就是被“整”的人之一（此是在2014年8月6日黄玉珩来长春，在长白山宾馆和我见面时当面讲的，他没告诉我那政委的姓名），因此，我在反右时成了有“前科”的人。
1955年我刚刚19岁，就稀里糊涂的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当时胡风是谁我都不知道。班里还有七八个同学挨整，我记得赵永安、胡瑞星、申拯陆等，其他的就记不清了。
我当时是因为一首诗：“建国五周年，学生最可怜，一天三顿高粱米饭，要想回家没盘缠。”说是我写的，因为有建国五周年一句，就成了政治问题，就成了一首反动诗。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那首诗本来不是我写的，又不叫我申辩，只能沉默。其实，那首诗是我母亲20年代在张家口读书时唱的一首歌：“中华民族五千有余年，唯有学生实在太可怜，早晨小米饭，晚上山药蛋，要想回家没有盘缠。”旋律、音乐非常好听，我唱过，怎么变成反动诗了？就这样批了半个多月总算放行，允许毕业（有同学不让毕业）了。但受到处分：开除团籍，留团察看一年，我带着处分和“检讨书”，先去鞍钢，后又去了大栗子矿。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黄玉珩和张振东，老黄是党支部书记，振东是团支部书记。都是班里的领导核心（老黄后来是中国黄金局局长，从黄金武警部队政委退下来的，少将军衔）。
1972年11月省里在大栗子开会，张振东是参加大会的代表，他到矿后打听我，知道我还没“解放”。他托服务员给我捎信儿：明天晚上在你家吃饭，好赖无所谓，给预备点酒。第二天下午四点，他来了，那时候我预备的不是什么高级饭菜，但在当时就算好的了，六瓶啤酒，一斤白酒。
他一进门看见窗台的啤酒就说，“你还不臭，臭就买不出啤酒了，看来你还有人缘，”这是第一句话。后来他把我老伴和孩子支走，说“我是赔不是来的，我对不起你，毁了你一生，已无法挽回，对不起了！”之后还说了一些歉意的话。他说：“我打听了一下，你很快就要解放，一切都搞清楚了，要平反，你等着吧。”
当我说到那首诗的时候，他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说：“是我改的，真对不起”，其实当时我真不知道是振东所为。我当时大哭一场。安静后，他说这是他在夹皮沟金矿工作，见到申拯陆时，申不愿搭理他，鄙视他。反思的结果，决心要向被伤害过的同学逐个道歉。我们聊了近八小时，半夜他才回到招待所，我也把老伴从邻居家叫回来。我没留下影视资料，那时也没有录影机、录像机。但上述绝对真实，绝无杜撰。
3，我当时在矿里，文化、知识水平排名前列，又比较出众（从1956工资调整看出，我比其他同事高调一级），后来又特别受韩克久的青睐。
4，我来自北京，外来户受人排挤，受人欺负。挨过整的和即将被整的都是外来户。
我不但没反过党，甚至连基层党的干部也没反过一个，我稀里糊涂的以莫须有的捏造的罪名，当了15年假右派，在此期间我当然要反抗，但反抗也是徒劳的，得到的是加重处罚。
人生经过这么大的变革，自己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改变，我心知肚明，只是不曾说罢了。我自幼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修身》课里也是学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些和阶级斗争的打、砸、抢、烧、杀、斗、骗截然相反。当年我的性格极为温顺，学业出众，待人礼貌，温文尔雅，从没伤害过任何人。
然而，我十五年右派使我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也是“文革”等政治运动培育的结果。
我成年之前，是少先队（当年叫少年儿童队）的优秀队员，1952年保送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是一个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1955年遭陷害，接着又把我打成“右派”，是他们在我身上犯了第一个大错误。他们毁了我。经历了20年的政治运动，逐渐把我培育成真右派了。若干年后党内有良心的领导人，他们为右派平反改正，证明毛的暴政不被人们接受，他们深知真右派是党自己“树立”起来的，毛泽东把几百万知识分子赶到党的对立面。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以说，我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右派，绝不是戏言，这个观点和老同学聊过，他是副省级干部，他表示“理解”。
我的性格剧变是在历次运动、在被羞辱中炼成的，我的性格（也可以叫品格）的变化是我一生的一大悲剧。
变化主要来源于我打成“右派”后。1960年那次“烟灰缸事件”，是我第一次激烈反抗，爆发了人的“兽性”，而且把人家打得那么狼狈（其实是人类“保卫生命”的本能）。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这就形成了“谁打我、我打谁，谁骂我、我骂谁，还要加倍还击”的以牙还牙的斗争哲学。
骂人是我改造中的一大收获，全部是工人阶级教给我的，骂人不费吹灰之力。我付出了代价，为此也改变了我的性格，影响了我多年。就因为有了这个理念，才有打崔长兴的事发生；才有文革中“高压=0”、“好样的站出来”、“历史将证明我无罪”三张具有反抗又有挑衅的大字报；才有了关在牛棚中，为了一个“放屁”的事，和管理干部对骂、玩儿命的场面。1969年我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我就蓄意并准备了电缆鞭，要打那些打过我的人，一个一个报复，死也要站着，后来我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发现，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干！你现在已有一双儿女，东儿刚过一岁，出了事这个家怎么办（我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储永年）？他们打不过你拿你孩子出气，你家老婆孩子就惨了。你太傻，“文革”的账早晚会有人和他们算，恐怕还轮不到你拿鞭子去算（他担心我出手会打伤人甚至会失手打死人）。我冷静以后放弃了“武力报复”，但是骂他们是少不了的，见一个骂一个，见一次骂一回，直到2013年我回大栗子还当众骂了两个人。
在斗争中形成的凶暴性格改也难，因为我受的委屈太多，受的伤害太大、又太冤枉。恨是我的主流。这些心里话，说出来也许会轻松一些。
现在我发现一些人宣扬佛家、儒家的教诲，目的都是教化人，高修养、做善事，但对被压迫、被欺辱的人来说，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反右、文革带给我的变化！把一个原来很文明的人，变成了“兽性”极强的人，变成了报复心极强的人。
我受过的教育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在大环境变好的1973年以后，我恢复了人性，以后我也遇见过一些不平事，但从未发作过，大家还以为我性格温顺，待人客气，遇事宽容。其实我都以“换位思维”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多替别人着想，在我任职时既管项目，又管大数额的资金，而能一尘不染，这些都要感谢我受到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现在社会有了一些变化，对知识分子有了一些宽容，但从人才中选奴才，再从奴才中选人才的办法，使科技不会有充足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
不以历史为诫，继续赞美暴君，对历史没有真实的评价，就不会有真相，全民还在被欺骗中生活，这种情况不会持久。
我们拒绝把普世价值做治国蓝本，中国的古训还能给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吗？
还政于民、以杜贪官，还兵于国、以绝强权，还商于市、以増民富、还史于实、以诫万年。
估计这样的治国方略也不会被接受，因为党的领导才是社会的命根子。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能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多数成了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
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用自己正直的良心、高尚的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蒙冤受屈22年的惨痛代价换来了美名，他们会名留青史。
2014年12月3日，时七十八岁
2018年5月6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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