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新华
1、前言
1955年11月，我出生在吴江路天乐坊。近来，儿时的画面时时会出现在黎明的早醒时分。在看到了一些吴江路和天乐坊的回忆介绍文章后，我也想将我儿时的记忆作一整理，陆续在此公众号发刊，以供当时的街坊邻居回味咀嚼，也提供给对此地方历史感兴趣的看客参考。
很多文章对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吴江路和天乐坊有过详细的描述。解放前的显赫，改革开放后的繁华均有诸多笔墨描绘，但对于解放后和文革期间还是有许多人和事未能表述清楚，尤其是一些草根回忆更是模糊不清，甚至跳过不表。
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屑回忆和记录。
吴江路的地理位置就是从青海路西侧到茂名路东侧，当中跨越了一条石门路。由于我家住在天乐坊，所以我将以天乐坊为中心，往东和往西，往北和往南的形式来展开回忆。
年代久远，受制于年幼观察不细，下意识的选择性记忆等等，所有的回忆都有可能导致我的记叙有偏差或错误，恳请芳邻旧友予以理解和原谅。有不慎冒犯也请及时与我联系，或删除，或致歉，我会尽我所能减弱或消弭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今天的回忆并不是为了重整山河，而是让芳邻旧居重温，重温那些儿时的玩伴调皮，重温那些曾经做过的溴事囧事：而是为了忘却，忘却那被羞辱和创伤的过往，忘却那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而是为了整理，整理那心中的记忆碎片，荡涤那曾经腻附于胸怀的浊垒。
今天的吴江路和天乐坊已经拆迁，旧居已成云中幻影，旧人新巢散落于各处各地，天涯以远达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远涉至边如黑龙江、山西、广东、深圳等全国各处。令人敬仰的前辈有的已经阴阳两隔，那些健在不昏的也自谦为冬烘。唯六七十岁壮年尤记忆尚存，吴江路和天乐坊的原始记忆还时时泛出，茶余饭后时不时还会钓沉点滴，甚至有的还教训后辈勿忘吴江路和天乐坊。
如能通过此平台的回忆，构起失联的旧居芳邻，共同补缀我那千疮百孔的回忆，那是为吴江路和天乐坊树碑立传了。或能撰成一册吴江路和天乐坊简史，那就是做了善事了。
2、吴江路天乐坊的大弄堂
天乐坊在上海滩上也小有名气。虽无绝对意义上的商界大亨，却也不缺仓廪殷实的大户人家。那些在解放前用大黄鱼（金条）顶（买）下一幢幢房子的房东，多多少少可以在场面上赢得相当尊重的。因此，地段是一流地段，房子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好房子了。如今所谓的联体别墅，也不过刚刚能与当时天乐坊的弄堂房子比肩而已。
许多文章在谈到天乐坊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典型的石库门结构的弄堂房子，但能对弄堂本身和房子进行过具体描述的几乎没有。
天乐坊是这条石库门里弄的地名称呼，地理门牌号码是吴江路61弄。大弄堂南北走向，东西两边分别设有横弄堂。大弄堂的宽度还算可以，两吨卡车可以妥妥地开进开出。只是在进弄口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天乐坊与吴江路不是90度的直角。 天乐坊大弄堂的东面紧邻麦家花园，麦家花园内大树的树冠有一大半遮盖了天乐坊的大弄堂，成为天乐坊大弄堂浓密的树荫。第一条横弄堂口的树荫为麦家花园内大梧桐树所赐。
从第一条横弄堂向南到东面的第一条横弄堂，在天乐坊的东侧围墙外是麦家花园的大花园，大花园沿墙边植种着一排大树，绿叶出墙，生生地给了天乐坊一片绿荫。天乐坊本无绿植，但这红墙青地的天乐坊弄舍却因麦家花园的植被怡然成为春不缺鸟鸣，夏赚得阴凉，秋风卷起金叶的高级弄堂。
时光不能倒流，但是心中的树荫却会不时泛出春意和秋韵。
文革以前，在天乐坊生活，你不会感觉到人世间的喧嚣。那一户户人家都静静地在自家屋里油盐酱醋、晒洗浆补。虽无强势震邻的钟鸣鼎食，却也有不时互通款曲的温饱悠闲。偶尔也会飘过一曲萧邦的钢琴曲，或一缕小提琴的音阶练习曲。
长长冬夜，“长锭——”拖着长音的叫卖会从大弄堂的后面悠悠传来，流动摊贩挎着装满锡箔篮子，撑着串串长锭慢慢地在弄堂里走进走出。
“白果，又香又糯的白果——”挎着竹篮的小贩会行走在深秋的北风里，下午的斜阳中。
天乐坊的建设还是非常正规的。排污系统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大弄堂有两条主要地下排污管道，一条的主管道位于大弄堂的当中，是排泄厨房污水的大管道，于横弄堂分别与每家厨房污水管相通，并承接大弄堂西侧地面排污明沟和横弄堂后门一侧的排污明沟。主管道在天乐坊弄口的地底下与吴江路的大主管道相连。
另一条地下排污管道位于大弄堂的西侧地下。并与横弄堂的每家卫生间粪管通道相连。那时候的粪管道是分块独立的，每隔十天半月，有一辆装粪便的大卡车会来吴江路天乐坊弄口，将一根粗约10公分的大吸管插入天乐坊弄口的窨井口，抽吸一段时间来储存的粪便。
大弄堂内有2只铁铸消防栓，一只位于正对第二条横弄堂口的东面墙边，另一只位于东面第二条横弄堂弄口。这两只消防栓一直是充当着我们小孩子的鞍马，天天有人在那上面跳过来跳过去。生铁的栓盖被摸得无锈无斑，铮光瓦亮。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两个消防栓没有打开用过，也就是说天乐坊没有着过火。
整条大弄堂还有两口水井，一口水井在东面第一条横弄堂口，另一口水井位于东面第三条横弄堂口南边。WG前这两口水井一直在使用，里弄里大扫除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两口水井里的井水。在大夏天，还有人还将大西瓜丢进水井里冰一冰，等捞出来切开吃时真是凉爽万分，分明是个天然大冰箱。
但是在WG中，这两口水井却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不堪往事。
文革初期，在那扫四旧大抄家的日子里，有那么几天的晚上，在那第一口水井的边上不时会燃起熊熊大火，焚烧着众多书籍字画，整轴整轴的字画被投入火中，映红了天乐坊的半边天。那些红卫兵有时还会押着被抄家的家人站在边上观看，时不时还高呼革命口号：破四旧，立四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现在想来真正是作孽，其中肯定有不少古稀真迹，遗世珍宝，就这样被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一把火给毁了。
另一口水井在WG中竟然有人在这里投井自杀。 那天听说水井里出现浮尸后，急忙赶去围观。捞上来尸体的头已经被泡得如脸盆般大，浮肿得认不出来了。后来据传来消息说，这投井自杀的人居然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女同学，当时被惊愕得无以名状。
那口水井从此挂锁弃用。连着好几年，凡晚上要去大中里，我必绕道而行。
那时的天乐坊共有两处垃圾箱。靠着麦家花园墙壁，正对着西侧第二第三条横弄堂当中的是第一只垃圾箱，在东侧第三条横弄堂与大弄堂底之间设立着第二只垃圾箱。每个垃圾箱旁边还配有一个泔脚钵头（实际上是高约1米，直径约60公分的大陶缸）。每天早上有一辆人力垃圾车来清运这两个垃圾箱里的垃圾，泔脚清理一般是在下午2点左右。那时早就按照饲养猪猡的要求进行分类了，倒进泔脚缸的都是能给猪吃的，倒进垃圾箱的都是不能给猪吃的（实际上还是包括烂菜叶、豆壳等），那时的可回收物称为废品。每个星期天上午，天乐坊弄堂口会有专门收废品的人来摆摊收废品。那些废纸，瓶瓶罐罐，甚至猪的大棒骨、鸡肫皮、鸡毛、鸭毛都是攒在家里舍不得扔掉，在星期天来收废品的时候排队卖给废品回收站。我那时还喜欢拣那些废品站不收的垃圾的垃圾，即那些坏的电源插座、电灯泡底座等。拿回家后拆开玩那些根本不算什么零件的零件。
这垃圾箱在WG中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文革初期大抄家的那段时间里，垃圾箱每天早上堆满了当时所谓的特殊垃圾，这些垃圾常常堆得满溢到外面来。我曾经在垃圾箱边上看到过一只精致的红木盒子，里面散出了漂亮的象牙麻将。有一天我还看到一个书簏，里面整齐地码着一溜古籍。现在想来真是可惜。至于精致的梳妆盒、金笔、银元等都会有见到。如今的古玩市场里面那些小心翼翼捧着的蒙尘古玩摆件，虽缀着幽幽的铜绿，或缝隙中沟嵌着莫名其妙的陈垢，但其造型和材质奇巧却无法与当时垃圾箱里的东西比肩。因此，那时候有许多外面来的小孩都成了拣垃圾的了。
但是，天乐坊里的孩子却是没有一个去拣的。
3、吴江路天乐坊的市井清晨
我喜欢天乐坊的清晨。春夏秋冬，尽管天亮的时间不同，但是清晨里的市井生活却日日依旧，活色生香。
清晨薄雾中穿过麦家花园绿叶透射进来的阳光，让天乐坊的大弄堂似碎银泄地；铺满了大半个路面。夏末秋初季节的清晨，翠绿的树叶还大部分垂挂枝头，一夜北风，早焦的枯叶随风卷起阵阵叶浪，那唰唰的树生风，那斑驳的泄地阳光，使得天乐坊更为恬静婉约。
还未安装煤气的那些时候，各条横弄堂的后门口，早晨又见炊烟起，缕缕烟雾袅绕着飘向隔壁的柏德里和华顺里。
冬日里，天还是黑的，朔风沿着大弄堂由北向南呼啸着，娘姨们（保姆）已经挎着竹篮从横弄堂里出来为东家去吴江路菜场厮杀了。天乐坊大弄堂南北向筑，吴江路小菜场坐落在天乐坊的西面，所以，晨起顶着凌厉的西北风去小菜场别无选择。娘姨们一路小跑，既为了尽快赶去排队，也确实是为了御寒。于是在冬日的清晨里不时响起蹬蹬蹬蹬小跑的脚步声。那时的娘姨许多都是穿着大裆宽腿裤，今天看来时髦摩登，但那时可是对下人的一种屈辱。那20号里的奶妈就对我姆妈哭诉说，东家要求她穿这样的大裆宽腿裤的，说是以免显形让少爷有非分之想。可怜那些娘姨在大冬天只能任凭寒风扫腿而不得温暖。
夏日里，天已经大亮，大弄堂却还是静悄悄的。早起的鸟儿在麦家花园的树梢鸣叫，那知了“热煞啦、热煞啦……”的长鸣给天乐坊更增添了雅静的气氛。这时候，娘姨们的脚步声是拖沓的，是慵懒的。还是睡眼惺忪的她们，懒懒地挎着篮子，摇着大蒲扇朝着小菜场挪去。
晨曦里，送牛奶小车发出的声响每天会定时响起。那时送牛奶车是个小小的手推车，车轮是铁制的，外面没有任何橡胶包裹，约15公分直径的各四个车轮子直接在水泥地上滚碾，轮轴也没有轴承润滑，吱嘎吱嘎的摩擦声与咔啦咔啦的碾压声，不时响起和停止，在响起和停止的间隙，夹杂着牛奶瓶清脆的玻璃碰撞声。这是每天固定、准时的声响。有的居民就将此声响作为早晨的固定时钟闹点，或起床，或洗漱，或吃泡饭。
曾几何时，我还曾经看到过有人牵着一匹母马，马脖子上闷闷的铃铛声伴着哒哒、哒哒的马蹄声向弄堂深处走去。
需要新鲜马奶的人家毕竟不是太多。
清晨里，大扫帚的唰唰声也会准时响起。天乐坊的弄堂清扫专门有个阿姨负责，这个常熟口音浓厚的阿姨每天两次清扫天乐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她的收入就靠这每天两次的清扫换得。那时候没有什么物业公司，她的扫街费得自己挨家挨户上门收取。大部分居民还是给得比较爽气的，牵丝掰藤赖着不给的人也不是没有。尤其是文革后期居住的人家多起来了，难免有些人对支出这笔钱有意见。我就曾经看到过某人家为了不付扫街费，就拉开面皮当面与扫街阿姨说：以后我们家门口的垃圾我们自己扫，不要你来扫，扫家费我们也不付。令得这个羸弱的扫街阿姨十分无奈，经常来我家找我姆妈叹苦经。
文革中，曾有段时间，扫街的工作让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居民承担，说是劳动改造。可怜那些年纪大的老人（住天乐坊1号的施太太）佝偻着身子奋力扫街，尽量不抬头看人。路过的街坊邻居也是匆匆而过，以免尴尬。应该说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似乎颜面尽失，难以接受的，但是我看到那些被逼无奈扫街的所谓四类分子偶尔扬起头，擦把汗，面子上倒也是坦然不惊，逆来顺受。
真是佛人佛面。
在清晨的声响中还有一个声音是车垃圾的声音。运垃圾的工人不时用大铁锹铲着散落在垃圾箱周围的垃圾，那大铁锹铲磨水泥地的锵锵声在清晨的大弄堂里格外响亮。再加上在垃圾的重压下垃圾车架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难免搅了很多人的清梦。
（天乐坊房子的前门，高新华素描）
更使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是新年里的清晨。天乐坊居民宁波人居多，宁波人规矩多，礼数多。在大年初一拜年，那是极为必需的。听我阿爸说，解放前，大年初一都是要去弄堂里大东家拜年的。大东家都是准备了压岁钱给前来拜年的有些关系的街坊邻居。后来解放后，不作兴这套了。但在大年初一的早晨，街坊领居还是走出家门在弄堂里毕恭毕敬互道：新年好，身体健康。那穿着新裁剪的对襟中式棉袄，互相躬身拱手致礼，喜洋洋、乐呵呵的神情，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我阿爸是个极重礼数的人，平时见了弄堂里的邻居都是要尽量打招呼的，即使人家没有看见他听见他在腼腆地打招呼。到了年初一，那是更恭敬了。年里的那几天，我见他尽是在满脸堆笑作揖恭喜了。
（天乐坊弄堂墙角，高新华素描）
随着拆迁，那些温馨的场景今后只能是在自己的回忆里了。
4、吴江路天乐坊的横弄堂
天乐坊共有10条横弄堂（即东西向的横弄堂），9条横弄堂都是两边都有人家，一直往南到底的最后一条东西贯通横弄堂的北面是天乐坊52号到58号，以及15号到23号的前门，而南面就是大中里房子的山墙了。
双数门牌号横弄堂在西面，单数门牌号横弄堂在东面。
东面横弄堂第一条有3个门牌号（1、3、5），第二条横弄堂有4个门牌号（7、9、11、13），第三条横弄堂有5个门牌号（15、17、19、21、23）。
西面的横弄堂基本每条横弄堂5个门牌号。
西面第一条横弄堂与后面几条横弄堂有点不一样。沿吴江路的街面房子后门是在天乐坊第一条横弄堂内，这一排房子是三层结构，与其它横弄堂都是二层结构的不一样。从吴江路63号起到吴江路75号止，共计7幢。这一排房子的客堂间都是朝北的，亭子间、灶披间却是朝南的。这7幢房子中75号房子较特殊，有4层楼，第4层楼是在原来阳台上加搭出来的，类似现在所称的违章建筑（后来在拆迁的时候，我看到还有几幢房子也在阳台上加搭了房间）。
这第4层楼住着4户人家。陈姓、胡姓、俞姓（另一家尊姓我忘记了）。陈家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一个最小的女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家人家三个儿子在学校里的绰号都叫“猢狲”，大儿子人称“大猢狲”，二儿子人称“二猢狲”，那第三个儿子陈顺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人称“小猢狲”。真正作孽，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郊区捞鱼虫玩，“小猢狲”竟然不小心一脚踏入农村里的大粪池。那还是春寒料峭的早春，身上冬衣还未换下，可怜从粪池里爬上来是浑身上下挂满粪便。于是我们一帮小孩逼着他跳下河浜清洗，那早春河水还是冰凉冰凉的，他没办法只能胡乱沾点水擦了擦。于是我们你一件上衣，我一件长裤地借给他穿着跑回了家。我借给他的是一条卫生裤，回家后，他的二哥拎着那条还沾着粪便的卫生裤还来我家，我以为会被责骂一通，还好我姆妈也没说什么。
那家姓胡的人家好像也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二儿子的名字叫胡强，但是上海话读起来，便唤成污浆、污浆了。那胡强就每天被这绰号呼来唤去的，心里十分恼火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73号二楼亭子间住着我幼儿园的同学周一平。文革中无所事事，每天周一平还在被窝里的时候我就去他家了。上海房间小常常为北方人讥嘲，那亭子间的小就是真正的小。一间房间，半间房间的面积被一张床所占，无奈，他的弟弟只能从小送去乡下寄养。三楼前楼姜家的二女儿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父亲绝对是一个伟岸的美男子。
文革后，二楼张家张明哥哥我与他还有一次偶遇。那时我还在上海广电局吃饭，一次去市委宣传部办事，偶遇了张明哥哥，那时他在市委宣传部谋差（文化事业管理处任副处长）。时隔多年的旧邻相见，分明俩人都感到心头一热。然因我们年龄相差较大，他已经是大龄青年的时候，我还是10岁挂零的小屁孩。所以虽有偶遇的惊喜，却无把言欢谈的话题，只能讪讪地互道安好，就此别过。后来因工作关系又见过一面，然还是频道不同，再难继交，就各奔前程了。
另外一幢63号也与其它房子有所不同。天乐坊过街楼的二楼三楼住家进出要都通过63号后门，二楼住家姓王，三楼住家姓杨。那王家爷叔据说文化极好（解放前圣约翰大学毕业），文革后即获得重用去从事外事工作了。王家几个孩子也陆续出国深造定居去了。63号底楼高家男主据说是电影厂厂长，一个儿子高惠明也很是优秀的男孩，文革中家长被冲击，儿子也并不轻松，常常被弄堂里其他小孩所欺负。我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搞得清楚那时的大是大非，只能袖手于侧。
西面第一条横弄堂的双数门牌号的房子2号到8号只有4幢， 因为其他房子都只有一个客堂和一个统厢房，而2号是有双统厢房结构， 即东、西厢房，而且东面，即面对大弄堂有开门的。这是因为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是个著名肺科西医医生方之勤，他的诊所就开设在自己家。方之勤医生绝对时尚，当时进出经常驾驶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摩托，还娶了三个老婆。
吴江路东西走向与天乐坊的南北走向不是形成直角关系，而是形成一个约30度的锐角，这样导致了这一排房子吴江路63号到75号的街面房子前门的院子由东往西逐渐从大到小。63号的院子进深最大，往西越来越小，到75号底楼直接就没有院子了。
如果说天乐坊里横弄堂最宽的是西面第一条横弄堂，那最窄的横弄堂就是东面第一条横弄堂了。那条弄堂基本就只有其它横弄堂的一半宽。我想这绝不是当初天乐坊设计的初衷，我猜想这窄小的原因是北面威海房管所场地导致，是这个房管所占用了一半的麦家花园地皮一半的天乐坊地皮。那时的房管所也是很要紧的单位，文革后期，分配房子的大权就在房管所的手上。
不是皇上胜似皇上。
西面第二条横弄堂也有个特殊，即16号被分成两个门牌号，16号和16号甲。这是因为两家人家将原来一幢的16号里的厢房和客堂用墙隔开形成各有自己的后门进出的独门独户。
（东面21号和23号的特殊与这16号一样，但门牌号却能分出2个）
16号甲的陈家男主极为儒雅，走路似飘，说话如吟，难得在弄堂里见他一回。
这第二条横弄堂给我的记忆极为深刻。18号里住着我的赤膊兄弟徐熏南，我俩自幼儿园就在一起。他家住二楼统厢房，长长的房间被隔成前后两间。那绝对就是一个书香门第，我在文革中所看过的众多所谓禁书，绝大部分都是他提供给我的。那时看书要求的是一个快字，一本长篇小说，只能停留在你手上一二天，想不囫囵吞枣都不行。甚至有一次，俩人共同看一本小说，边看边问身边的他看好了没有，答说看好了，就迅速翻过一页。几个小时候这本小说又易手与他人了。熏南的爹爹是个极和蔼的长辈，那时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偶尔回家见到我在他家玩总是笑眯眯地与我打个招呼，常令我一个小孩手足无措。
文革后，熏南的爹爹徐绳墨创建了上海第一家建筑监理事务所，是上海建筑设计界的泰斗级人物。虽身份显赫，然谦逊如故，待我等小辈仍辅佐如昨。爹爹几年前作古仙去，至今想来，怀念至深。
第二条横弄堂的10号里也有一个小时候的玩伴金志晓，他有两个哥哥金志栋、金志明。金志东自小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下肢残疾，绰号“赖翘”。由于从小行动不便，也常为弄堂里的小孩欺负，但是他却是敢于寻找机会报复。由于下肢残疾，不知什么原因导致其上肢极为发达，两只手力大无比。他常常被其他小孩远距离叫“赖翘”调侃而心存怨气，一旦那小孩为他俘获，那是脱逃无望的，且下手极重，那抓住的孩子就要吃足苦头，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久而久之，他的怨气泛化而终于常常殃及无辜了。
说来也是倒霉，金家大儿子金志栋已是下肢残疾，甚为不幸。然而，其弟金志明又在十几岁时也因晚上梦游，从二楼阳台上摔下致残下肢，金家再遭雪霜。真让人惊掉下巴。
什么叫祸不单行，这就是了。
12号里也有一个小时候的玩伴陈兆明，他家是广东人。有时候玩得晚了他的姐姐就会来叫他回去吃饭，那时候把那广东话吃饭听成“押饭”，于是经常用这“押饭”嘲笑陈兆明。后来我去广东工作时，曾问当地广东人，吃饭是不是叫“押饭”，广东人一脸懵懂，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广东话发音“押饭”怎么是吃饭的意思，后来我听多了广东话，才发现我幼时是听错了，把“食饭”听成了“押饭”。
除了吴江路街面房子，天乐坊房子都是一个客堂间加一个统厢房的结构，上下二层结构相同。只不过相邻两家的统厢房一家是西厢房（即前厢房有向东的一排大窗户），一家是东厢房（即前厢房有向西的一排大窗户）。底楼称客堂间，二楼称前楼，都是朝南向。二楼朝南是一排大窗户，底楼朝南是一排落地窗扉。那时的天乐坊就是现在所称的板式结构房子，或叫作联体别墅。南面安排的是客堂间和统厢房，当中是楼梯，北面安排的是厨房、卫生间和亭子间。底楼后门进去就是厨房，厨房左手边（或者右手边）是窗户朝北的亭子间，客堂间和厢房的进门也在这里，在客堂间边上有一拐角楼梯口，从这里拾级而上二楼、三楼阳台。
天乐坊房子的后门和前门都是木头材质的。前门是双开大门，门上还有一个约10公分直径的圆形猫眼。那时的猫眼与现在单向窥视的圆镜不同，那时是一个类似电风扇风页的装置，可移动风页共有三页，固定部分镂空了三个近似三角型的空隙，平时固定部分与可移动部分风页不重合，移动风页遮住了镂空部分的空隙，需要观看谁在敲门时，门里的人用手将风页转动到固定和移动部分重合，露出三个三角孔的空隙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
前门的门框是石头特制的，门框厚实坚挺，给人以大户人家的印象。
后门也是木质。
天乐坊房子的对外窗户都是钢窗。只有厢房和客堂间的窗扉是木质的。
（天乐坊5号前门，高新华摄）
如今房产商大力抄作的错层结构，那时的天乐坊已经就是了。北面的厨房和亭子间比客堂间和统厢房层高约低1米，所以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安排有两个亭子间的门，分别进入东亭子间和西亭子间，再拾级而上约五级楼梯台阶才是二楼前楼和厢房的两扇房门。当时这个房子设计时是作为一幢房子一家人家居住的要求安排的，因此，在底楼的客堂间和统厢房，以及二楼的前楼和统厢房之间都有一个腰门相连，由于后来一幢房子里有可能两边住的不是一户人家，所以这个腰门就不能打开了，但是门的形式还是存在的。每幢房子三楼都有一个约20平米的大阳台（当时的称呼是“晒台”），建在二楼两个亭子间的上面。
厨房和统厢房之间还有一个狭长的北天井，为上下两层统厢房采光通风所设。上下两层的统厢房都有一面很大的钢窗面对这个北天井，以获得采光和通风。房子的南天井基本上是底楼的客堂间人家独用的，只有这个北天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用。但是这里因为紧邻厨房，基本也就是安装了几个水龙头作为洗涮之地了。
由于在三楼有共用的晒台（阳台），晾衣晒被都在晒台上，所以在天乐坊基本看不到上海里弄里那种万国旗飘扬的景观。只是到后来，文革后期，天乐坊住进了更多的人家，晾衣地方日见局促，才逐渐出现在弄堂里飘荡的刹风景的万国旗。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